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始于1950年代中期的反右运动。这次政治风暴践踏了几十万人和他们的家庭，所造成的恶果到今天也还远远没有消除。1955年8月，中共发出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示明确规定：“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的和因为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为立功而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然不判刑，虽然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各省、市应立即自行筹备，分别建立这种劳动教养的场所。”这是历史上首次正式提到劳动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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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和平被打后回到家，朋友们发现他的头发被抓掉许多，头皮一片片红肿，身上电击伤痕明显。个人随身携带的物品，律师证、护照、移动硬盘、律师事务所门禁卡、手机卡、名片夹、笔记本电脑硬盘和一些案件资料等全被抢走，其中包括有关法轮功练习者曹东案的案卷。2006年5月曹东在北京与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会面，披露法轮功被不公正对待的情况，遭公安抓捕，后被法院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刑5年。李和平受曹东妻子的委托为他辩护。

打2009年11月12日，自贡刘正有——民间称其信访局局长——被警方抓捕的那一天起，笔者就时不时地从网络中搜索一些刘正有案件的司法进程情况，高度关注自贡市公检法能否独立、公正地处理刘正有社保诈骗案。时间过去9个多月后，终于等来了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法院的判决。因为，此前看了自贡市公安局汇东新区分局关于此案的《起诉意见书》、自流井区检察院的《起诉书》，读了刘正有的辩护人写的《辩护词》，因此我仔细看了自流井区法院对刘正有诈骗案的一审《刑事判决书》后，我只能说此案的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个环节，已经沦为自贡市地方政府某些不法官员借社保诈骗之名打击报复刘正有的工具，是一场葫芦官判葫芦案的闹剧！

题记：不是每一只蝴蝶、也不是蝴蝶的每一次扇翅，都会引发海啸；但海啸酝酿期，某只蝶翅扇起“微微”的风，因风的特殊流向，定会促发海啸。从表相性观察，苗万立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案是一起工人经济维权、上访引起的普通刑事案件，但以深视角探视，却发现海底汹涌的司法、政治洋流……

2010年7月27日，对人称“自贡民间信访局局长”的刘正有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法律规定的审判期限的最后一日。有罪抑或无罪，都将在这一天得到宣判，刘正有苦苦期盼的一天终于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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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2008年2月发表的“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信”指出：中国官方在1997年修改刑法时废止了“反革命”罪，以“颠覆国家政权”等危害国家安全罪取而代之。“当时，许多评论家对这一将刑法制度从政治中脱离的改革作了正面评价。但是，后来的经验证实这种脱离并没有兑现。各种国家安全罪仍然经常被用来惩罚行使中国宪法和国际人权法保障的表达自由的公民。”这是中国“换汤不换药”的恶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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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诉检举权

宪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的行为将受到我国刑法的惩处。刑法第二百五十四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报复陷害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叛国罪用于控制权贵……戒严令用于吓唬平民，而谋叛罪用来恐吓知识分子”

——维基百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了两条政治罪名，第一款是颠覆国家政权罪，第二款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两个罪名实是1997年修订刑法的时候形成的，之前这两个罪名分别是反革命组织罪和反革命宣传罪。

（续上期）

游行示威自由：如果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集会是一个聚集在某一个场所所进行的静态的集会，那么游行、示威就是动态意义上的集会。所谓游行，指的是特定或不特定的多数人，为了广泛地向世人陈述或宣明一定的政治上的或经济上的要求或愿望而在道路或露天场所行进的活动；而所谓示威则指的是特定或不特定的多数人在露天场所或道路上以游行、集会、静坐等方式，对特定的对象诉求意愿，提出抗议或表示支持等活动。从严格意义上讲，示威并非表达行为的一种独立的类型，因为它往往融入游行或集会的形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