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院长主持、庭长及资深法官组成的这一组织即可实现政党及领导层对审判工作的直接控制。（百度百科）

不久前曝光的赵作海案和先前的聂树斌案、佘祥林案一样，再次把人们的目光引向刑讯逼供的冤假错案。其实这些在媒体上曝光的只是冰山一角。笔者数年前在北京市第二监狱坐牢时就闻得一件奇事：某犯人从报纸上看到其同案被捕，赶忙去自首。原来他有合伙杀人的余罪未交待，怕同伙供出他，所以抢先自首想留条活命。没想到被告知那起杀人案的凶手已经被枪毙，你没事了。当他替死鬼的人至今根本无人知道。

汉语“法官”的名称中带了一个“官”字，就显得与众不同了，官在我们这个国家本身就是区别于民的。英文中法官是judge，丝毫没有官的含义，却有公义、判断的含义。官的特征就要服从，小官要听大官的，大官要听皇上的，这是官的基本品性。然而，这顺服上级权力又与法官之天然职业伦理相背离。这就让我们的法官非常尴尬。西方的法系中有自然法的渊源，自然法就是上帝的法律，就是我们的基本良知，法官在缺乏逻辑判断的时候就要天然地服从于良知。这是他们做出公义判断的基本缘由。然而，我们的法官因为其是官而丧失了这种顺服良知的天性，却成了顺服权力的奴才，所以我们的法律常常也进入一种困境，明明违背我们的基本常识，却偏偏出自法官的判决。

第二章 国际人权公约简介

国际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联合国成立之后，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有关人权的宣言和公约，其中所讲的人权，主要包括公民权利和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以及民族自决权、发展权等集体权利。这一系列人权国际文书虽然没有给人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却对人权所应包括的内容大致划定了一个范围，从而使国际社会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有了一个最为基本的努力方向。可以肯定的是，人权的涵义将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发展变化，增添新的内容。

四、人权概念在二战后的发展

人权(Human Rights)一词在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中得到首次宣示和国际社会的公认。人权主要是人在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下应享有的权利，换言之，人权是人作为人所享有的权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人权运动日益高涨，人权组织不断增多，有关生存权的理论与实践在国际范围内迅速、广泛地发展。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的《世界人权公约》，以及区域性的人权约法，都对生存权予以了丰富和发展，肯定了一些新的生存权内容，主要包括：（1）食物权，亦称免受饥饿和贫困的权利；（2）发展权，它是全面、充分享受生存权的必要条件；（3）防卫非法暴力权；（4）获得社会救济权；（5）和平与安全权；（6）环境权，它既包括国家对其环境和资源的所有和利用，也包括个人的生存与福利环境；（7）人道主义援助权，它特指发生了自然灾害、大规模逃离或大批难民或类似事件下，受害者应享受国际社会的援助以免于死亡。

第一章 人权概念的产生与发展

一、人权概念的由来

在当代人权学者看来，人权概念是人权学说中最为困难、最为混乱的一个问题。国内学者对人权的概念也没有统一的定义。人权观念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对人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中国从19 世纪后半叶起引入西方近代意义上的人权概念，对于究竟哪些内容属于人权概念的范畴与界定，至今仍无比较一致的意见。

题记：最近，中国最高法院推出了“阳光司法”的概念，这让我想起了最高法院前不久裁判过的一个著名案件。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是前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曾因组建反对党坐牢５年的王天成先生，另一方是曾到中南海给胡锦涛等领导人讲过课的武汉大学法学教授周叶中。王天成目前在纽约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2008年至2009年7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笔者目前也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因此有幸就近在美国纽约采访了王天成先生，试图从他的案件看看“阳光司法”的未来。

中国在共产党建立政权开始，就实行了类似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在当时的主要含义包括：1.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中央政府所有制和地方政府所有制；2.生产与消费按计划进行；3.按劳分配。这样一种制度，它把所有的社会资源都交给一个权力核心来管理，从生产到消费都按照一定的发展计划来运行，它要求每一个人都是社会机器上永不松懈的螺丝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发展按权力中心设计的计划完美运行。那么在这样一个制度下，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个人的多样化发展就一定是不可能的，个人的生活如果与权力中心设计的发展计划相背离，就成为一种类似“反社会”的事物。

2010年2月8日早上9点，我在谷歌、百度和搜狐三家网站上搜索“孙雅臣机顶盒”六字，所获结果分别是：谷歌“12700条”；百度“网页186篇”；搜狐“2916个网页”。看来，去年12月14日孙雅臣以反垄断法为依据，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简称中国有线）及其海南分公司强装机顶盒一案，虽然遭到媒体控制机构的封杀，法院也迫于压力不予受理，却仍然产生了不小的网上回声。

2010年2月3日，冯正虎先生结束了日本国门外92天的露宿生活，准备在2月12号再次搭乘飞机返回上海。经过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杜先生和赵领事两轮的见面交流后，冯正虎为该次斗争划上一个优美的休止符。

就公民自由进出国境的基本人权不被践踏或者冯正虎本人的归国这个目标来说，现在当然都还不能肯定冯先生的斗争已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不过这个期间发生的好几位经常被无正当程序和事由限制出入境的人士得以顺利出入境的事实被评论界普遍认为得益于这起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