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在文中屡屡污化民运人士，这实际上表明共产党对年轻人接触国外的民运人士感到恐惧，因为一旦年轻人敢于接触民主运动参与者，他们就能感受到民运人士的理智、勇敢、正气和爱国之心，并且发现中共那些所谓民运人士靠“敌视中国力量的资助，讨些残羹冷饭”的说法完全与事实不符。

2008年我才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尽管我是史天健教授的校友，但无缘与史教授相逢。但我拜读过史教授的若干著作，他是我尊敬的学者之一。

史天健教授于1992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导师为黎安友，并随后在杜克大学任教。他能够突破一些流行观点，思考和探索问题，寻求合理的答案。尽管在后期，他的学术观点引起了诸多争议，但他独立思考和敬业的精神赢得了我的尊重。

他的早期研究致力于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以及政治文化对人们政治行为的影响。在西方，人们普遍认为共产主义国家中人民参与政治的程度非常有限，但史教授的博士论文却客观地描述了在中国社会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渠道，以及政治参与的广泛性和多元程度。随后史教授以大量详实的研究和数据来考察政治文化、政治制度、个人资源等因素对人们政治行为的影响。他阐述北京人民的政治参与，并于1997年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北京人民的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史教授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并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讨论。

2010年6月4日是1989年6月4日天安门民主运动被镇压21周年纪念日。我们无法忘却那段残暴与血腥的历史。虽然时光流逝了20多个年头，但当年的暴行与血腥的场面仍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韩寒混出点头了

“我想到的是人性，尤其是中国的民族劣根性。鲁迅先生阐之未尽。我有我的看法。”这是韩寒10年前在目视一个纸团放入水杯的瞬间，写下的“杯中窥人”的第一段话。这篇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决赛补考文章，摘取桂冠，轰动一时。王蒙、赵长天、曹文轩等作家纷纷评论，直言“惊异”。大多数人第一次知道“中国有个韩寒”，也是因此之故。

回忆几年前的一件小事。

2005年我在上海出差时正好赶上大学生发动抵制日货运动。我天性爱凑热闹，于是就到上海市政府前的人民广场看个究竟。

当天，人山人海，大学生们手持事先准备好的标语、横幅、漫画，和围观民众一起挤在广场周围——在广场周围而不是广场内。因为警察组成的人墙封锁了广场，我问警察：“为什么今天不能进广场？”警察答曰：“今天封闭。”我又问：“依据什么法律？”警察不再做复。我也就识趣地不再追问，以免因“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务”被捉将进去。

大学生们在众多警察眼皮下不敢轻举妄动，少数几个人在广场外打出“小泉蠢一狼”字样的漫画，立即被警察制止。一些大学生在宣传（或者煽动）抵制日货的主张。更有一个激进的老头（一副“白相人”模样）疯狂叫嚣“每人捐一块钱，用12亿军费对日本开战”。

上海是日资企业集中的城市。上海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外来资本和对外贸易，其中日本资本和对日贸易又占了重要的一部分。全国绝大多数家庭中都使用或者曾经使用日本电器，日本汽车更是随处可见。抵制日货如果真地实施，中国的经济将受到严重打击，当局严厉打击抵制日货运动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