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几年前的一件小事。

2005年我在上海出差时正好赶上大学生发动抵制日货运动。我天性爱凑热闹，于是就到上海市政府前的人民广场看个究竟。

当天，人山人海，大学生们手持事先准备好的标语、横幅、漫画，和围观民众一起挤在广场周围——在广场周围而不是广场内。因为警察组成的人墙封锁了广场，我问警察：“为什么今天不能进广场？”警察答曰：“今天封闭。”我又问：“依据什么法律？”警察不再做复。我也就识趣地不再追问，以免因“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务”被捉将进去。

大学生们在众多警察眼皮下不敢轻举妄动，少数几个人在广场外打出“小泉蠢一狼”字样的漫画，立即被警察制止。一些大学生在宣传（或者煽动）抵制日货的主张。更有一个激进的老头（一副“白相人”模样）疯狂叫嚣“每人捐一块钱，用12亿军费对日本开战”。

上海是日资企业集中的城市。上海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外来资本和对外贸易，其中日本资本和对日贸易又占了重要的一部分。全国绝大多数家庭中都使用或者曾经使用日本电器，日本汽车更是随处可见。抵制日货如果真地实施，中国的经济将受到严重打击，当局严厉打击抵制日货运动就是明证。

针对日本首相、议员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举措，我个人并不反对中断与日的部分或者全部经济往来。但是，这样做不仅损害日本的利益，也损害中国的利益。因为贸易——在正常情况下——都是互惠互利的，与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主张抵制日货的学生是不会得到公众的响应的。

就在学生的示威现场，路边正在作业的一台小松（Komatsu）挖掘机格外惹眼。几位市政工人明确表示：我们并不对日本人特别友好，但是我们认准小松挖掘机好。谁抵制日货都行，但不能不让我们用小松。抵制日货这样的事本应是政府层面的决策，当然公众有权以民意影响政府决策，但是由不承担任何实际责任的学生发起的运动总是让我难以信任。

说到中日关系不能不提钓鱼岛。本来外交、国防都是政府职能。所谓“主权”其实和老百姓生活并无直接的关系，当然公民有权要求政府提出外交交涉，甚至要求政府出兵宣战。但是公民自己出面“保卫钓鱼岛”实在不是明智之举。纳税人供养的军队就是承担国防义务的，海军不出动我们可以抗议政府，甚至要求更换政府；但是民间自发的“保钓”却无实际意义。

但是今天，甚至国民表达保卫钓鱼岛的权利也受到政府的非法禁止。保钓人士冯锦华由日本被遣送回国后被禁止参加纪念“七七事变”的活动，他的爱国热情受到中国当局的压制，这是十分耐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