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谁的?中国土地的全面国有制是从1956年开始的。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土地国有的时间仅占百分之一。历史反而表明，土地私有是常态，国家全部占有土地是暂时。土地，不是国家的，不是政府的，而是每个中国公民的！

《独立宣言》包含两种话语，一为自然法学说的权利观，一为继受自英国普通法的权利传统。前者作为政治哲学概念一向缺少明确含义，后者则将传统习俗视为权利之重要来源，它不以宣示权利为重，而以权利救济见长。

中国社会之所以在过去30年中，经济一直处于发展状态，一个原因是因为它还处在从“无法可依”或“无法无天”向rule by law的转变之中，而且这个转变远远没有完成，转变过程中还有一些制度方面的红利可以被释放出来，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等到所有利好都被利用完毕之后，中国可能才会开始认真面对从rule by law转向rule of law的问题。

温州教案虽然暂时遭受到残酷打压，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的失败者显然不是像张凯、顾约瑟这样的基督徒，而是疯狂拆毁十字架、镇压基督徒的夏宝龙及其公权帮凶。

穷人是物质匮乏之人，而物质之匮乏来源于权利匮乏；穷人之所以贫和弱，一个以公平正义为基础的和谐社会并不是绝对公平的社会，而是人们能够在其中正常生活的社会，是基本保持底线公平的社会。

历史是可以以正义的名义重新认识和重新协商的。许多国外的经验告诉我们，历史已经正在被重新认识和重新协商，而且，正是由于历史非正义的不断纠正，历史才正在越来越成为那些国家人民道德思考的一个重要领域，越来越成为他们新政治生活的有机部分。中国的新历史、新政治恐怕也得经由类似的经验方能得到诞生。

积极的权利斗争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每一场斗争得到的权利，都起到铺路石的作用。每一次权利的获得，都为新权利的获得铺平了道路，提供了手段。这些权利前后累积，终于汇成了巨大的社会和宪政变革。

党纪再「严」，只限于「看起来严」，对于转变党风、澄清吏治都没有什么作用。实际上中国人民现在根本的需要是真正的民主选举，只需要中共严守自己宣称过的「党在宪法下活动」的承诺。

習近平政權強調中國的法治化，反而中國的「法之無法化」越來越明顯。這樣原因處於運用法律的主體（中國共產黨）的問題。即除非有其他的運用法律的主體，否則不能把中國共產黨作為法治的物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