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國籍的公民彼得達林被捕後在央視認罪。

1月17日和19日，被中國拘留的兩名瑞典公民在電視廣播上陸續地公開認罪。其中一名是彼得‧達林（Peter Dahlin），他在2009年參與創立「人權衛士緊急救援協會」。 另外一名是以專賣中國時政書的香港銅鑼灣書店的股東桂民海。

誰都能了解這些公開認罪是中國政府捏造的表演，這點讓我們感到很恐怖。即在大家都抱有懷疑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很容易地以「因為他們自己投案自首，我們應該抓他們」的把戲，來構築中共式法治主義。這意味著中共可以不受法的限制。

如果去大陸的話，我有可能被抓，有可能不被抓。但這不是按法律來決定，而是依靠政府的打算。如果被抓的話，我可能在電視廣播上認罪：「29年前，我在哈爾濱從事旅社服務員的工作。那是違法的。我來大陸投案自首29年前的犯罪」。

習近平政權強調中國的法治化，反而中國的「法之無法化」越來越明顯。這樣原因處於運用法律的主體（中國共產黨）的問題。即除非有其他的運用法律的主體，否則不能把中國共產黨作為法治的物件。這是自明之理。問題在於實現中國真的法治化的方法。

日本也存在著與人權、言論自由、政府腐敗等很多問題。但是和中國比較的話，在法治化上實現了一定程度的發達。在19世紀明治維新時期，日本還是在維新元勳的獨裁體制下，發生著很多慘無人道的人權壓制。後來日本走向法治國家之路，這是很多異見人士（自由民權運動、大正民主、左翼、各種各色的反歧視運動等）以獻出生命來摸索的成果。在那些過程中，他們往往經受過包括拷問、殺害等殘酷壓制。

目前習近平政權徹底壓制國內異見人士。但是要實現真的法治化的話，中國一定必須依靠像他們那樣批判和監視政府的人士。如果沒有人想行使的話，法律上的什麼權利都只成為無法化。而目前中國還有不少人在各個方面對政府說不。我們要關注他們。雖然我不知道他們的活動能不能讓中國成為法治國家，但是我認為沒有其他的路。

瑞典公民公開認罪後，瑞典外交部長譴責中國。我認為日本政府做不了同樣的行動。瑞典外交部長的發言，說明維權活動家和民間機構在瑞典社會有一定程度的力量。日本不是那樣。在此，日本的民主化水平不如於瑞典。前幾天有一個記者問我「日本社會是不是走向中國化？」我回答：「幾十年的歲月裡，日本政府的性格在根本上沒有很大變化。日本社會和中國社會的差異，主要在於異見人士能發揮影響力的問題。目前在日本，人權活動家、異見人士、在野黨、批判政府的媒體都越來越弱小。可以說這意味著日本社會正走向大陸的現況」。

——转自东网，2016-02-01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5期  2016年1月22日—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