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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我们没有忘记死难者
——记纽约“老外”对纪念“六四”活动的反响

陈闯创

首先要声明,按理说我们这些流亡美国的华人对美国人而言才是真正的“老外”,但本文中的“老外”是指在美国的非华裔人群,其中既有美国人也有它国人(比如以色列人、巴西人、哥伦比亚人等等),所以不好用常见的“老美”来称呼他们,还是用“老外”更方便些,并非有鸠占鹊巢之意。对于我们这些外来人能在美国享受到在中国尚未体会到的言论、集会、游行自由等等,我是发自内心地表示感激,诚如一位围观我们纪念“六四”活动的“老外”所言,希望我们能回到天安门广场在中国举行类似活动。

首先谈谈美国警察对“六四”纪念活动的反应。

5月30号下午我来到华盛顿特区,参加由全美学自联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举办的“‘六四’屠杀二十六周年纪念会”。我们在布置场地的时候,来了两辆美国特勤局的警车(United States Secret Service,驻华盛顿外交使馆的保护工作是由特勤局而非华盛顿警察局负责),其中一个警官前来询问我们活动的情况。本活动主持人陆文禾博士拿出早就申请好的活动许可,并解释这是为了纪念26年前在北京遇难的学生和市民。这位警官立刻说“哦,我那时在读大学,知道这件事”。

活动期间,我举着刚被中共抓捕的人权活动家吴淦(网名:超级低俗屠夫)的照片,在中国大使馆前对其竖中指抗议,而旁边的警官没有任何拦阻之意,还微笑着对我示意。我们的活动持续到将近晚上十点,直到所有人都离开,这两位尽职的警官才很友好地和我们告别,我们也对他们的理解表示感谢。

6月3日上午,中国民主党全委会近60位党员来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前,举着30位失去自由的良心犯的照片,并且背负十字架在领事馆前来回走动。和通常站在总领馆对面抗议不同,我们这次是围着中领馆的正门和侧门在人行道上来回游行。惊慌失措的中领馆保安找来三位NYPD警察试图以“阻断交通”的借口阻扰我们的抗议,其中的高阶男警官直接说到“你们知道我常年负责这里的安保,我是同情、支持你们的,但也不要为难我,毕竟你们以前都是在领馆对面抗议的”,我们解释说,我们只是在来回走动,并没有故意滞留。在警察的理解和支持下,我们又走了三个来回,最终高呼“释放政治犯”、“打倒共产党”等口号按计划顺利完成了此次抗议行动。

6月4日下午,中国民主党员又来到中领馆前,支持艺术家薛明德举行的行为艺术“踏毛踩毛撕毛撕邓”和“殉道”。活动期间,我再次举着吴淦的照片到中领馆前竖中指抗议并拍照。这次,领馆保安叫来更高阶的NYPD警官,说我的拍照是给他们制造麻烦。我反驳说“中共才是真正的麻烦制造者”,警官也只是说“据我理解,他们只是拍照片,没有惹什么麻烦”。

说说纽约民众对我们“六四”纪念活动的感受。

6月2日下午,中国民主党人和去年一样又来到时代广场南侧,恰巧此次又是在雨中纪念“六四”。正值下班高峰,行人如织,不少人停下匆匆的脚步对我们的活动表示关注和支持。

两位来自以色列的男子就我们的活动是否有意义展开争论:年纪较大的一位说没有用的,共产专制不会改变的,就像伊斯兰教一样,除非他们之间发生冲突。苏联垮台了,但现在的普京依然是独裁者。他说完就走了,留下略微年轻的一位在场,这人则向我道歉,说那位长者是年纪大了,所以固执看不到世界在变化,你们这种活动应该坚持下去,相信中国会变化的。

有一位1989年就从巴西移居纽约的女性,对我们活动非常感兴趣,停留了很久,询问我们接下来几天是否还有活动。当她得知因为上班,赶不上6月4日薛明德的行为艺术时,还表示遗憾。她说巴西的左翼势力强大,现任女总统就是左派,而在巴西最受欢迎的一位参议员竟是共产主义者。她说当然支持中国的民主化,但这个问题很复杂,就在最近中国总理还到巴西签署了大笔投资计划,她很担心这么多钱撒下来会对巴西有什么影响。

其间还有多位行人停下来拍照,仔细阅读我们发的传单和所拉条幅上的信息,比如列举89年遇难者姓名、照片和简介的条幅就很受关注。

6月4日薛明德先生的行为艺术一早在联合国大楼对面的小公园开始,经过时代广场、中领馆,最终到傍晚在联合广场(Union Square)结束,全程引起了众多人的关注。当薛先生背着近30斤的木制十字架沿着42街从联合国大楼前走向时代广场时,正在上班去的美联社女记者Cara Anna,注意到我们的行动。我告诉她这是我们中国民主党今年纪念“六四”活动的一部分,她随即拍照做了采访。在时代广场,一位老大爷围观了薛先生表演的全过程,并用老式的光学相机不停拍照,他说到现在没有忘记26年前在电视上看到军队在北京街头开枪的镜头。

当我们到达联合广场时,已是下午四点多,这里既是交通枢纽,又有不小的中心广场和绿地,游人众多。薛先生的行为艺术在这里受到了最为热烈的反响。一位老太太问我们该活动有什么意义和影响,我说这是表示我们没有忘记那些死难者,中共试图抹杀“六四”记忆的努力不会成功,她赞同地说:“对,就像犹太人对遭受纳粹大屠杀表示绝不忘记,你们也应该如此。”

但令我感触最深的,是几个四五岁大的幼童和他们年轻的父母之间的对话。当薛先生被挂在十字架上时,小孩问这是在干什么,家长回答说这个活动是为了支持中国的民主。小孩又问什么是民主,家长说“这是个好问题。民主很复杂,但简单地说就是人人有权选举政府官员”。

什么时候,中国的小孩子才能直接接触到这样活生生的民主教育呢?

2015年6月 于纽约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60期  2015年6月26日—2015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