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事件是当前中国大陆舆论最为热议的话题。案件过程简要地说是这样：2009年5月10日晚7时30分许，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招商协调办主任邓贵大与同办公室的黄德智、邓某在外一起吃晚饭并饮酒后，前往镇上雄风宾馆梦幻城“休闲”。他们遇到正在洗衣服的21岁的服务员邓玉娇，遂上前要求“特殊服务”——在大陆，这是“性服务”的别称。邓玉娇称自己是服务员不是性工作者，拒绝了这一要求。邓贵大等人因此与她发生言语冲突，邓贵大并掏出一叠钱击打邓玉娇，还将她按倒在沙发上。邓玉娇抽出一把刀将邓贵大刺伤，并同时刺伤黄德智，另一人落荒而逃。邓玉娇随即报警。邓贵大送医院不治身亡。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名拘留了邓玉娇。

此事一出，网络上的舆论立即一边倒支持邓玉娇。在公众看来，这无疑是正当防卫，被害人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但是巴东县警方的做法却令公众怒不可遏。他们先是以“精神疾病”为由将邓玉娇强制送往当地医院。期间有视频流出，邓玉娇被捆绑在床上哭喊有人殴打她。随后警方在发布的通告中为被害人辩护，坚持以“故意杀人”的罪名进行调查。

最为奇怪的是，警方似乎下定决心要把水搅浑。案件经过在经过几天侦查后非但没有水落石出，而且恰恰相反，关键人物消失，关键证据被毁灭。律师几经周折见到邓玉娇后不久，巴东县政府就声称邓玉娇母亲解除对律师的委托。对此邓玉娇母亲起初称“吃惊”，随后又改口称确实她决定解除委托，然后就失去联系。

现在网络上满是关于邓玉娇的言论。愤慨者有之，出谋划策者有之，声援者更是摩拳擦掌，声势浩大，已经有多人前往巴东，更多的声援者正在酝酿前往。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声音都忽视了这一切背后最根本的一个要点——官方的动机和目的。

这个事件不仅仅是一起刑事案件，而且是又一起官民冲突。一方是官员，另一方是最底层的完全无权无势的小人物。这两者的身份对比十分鲜明，简直就是两极。双方冲突的结果是三个男性官员惨败于一个小姑娘刀下，一死一伤一逃跑。而且冲突的缘起是官员的胡作非为、横行霸道。于是，这个事件在道义上也是官员的彻底失败。

这个结局令当局恼羞成怒。当局当然知道邓贵大等人不是什么好东西，但邓玉娇的个体的反抗是当局绝对不能容忍的，必须严厉打击。我猜测，官方最后的正式说法会是这样的：经查，邓贵大等人在娱乐场所行为不检点，但犯罪嫌疑人未能冷静对待、妥善处理，而是恶意行凶，造成严重后果，必须依法严惩。

我们假想一下。假如邓玉娇“妥善处理”，忍受了邓贵大等人的欺辱后，向叠床架屋的纪委、监察或者司法机关等“有关部门”控告。“有关部门”会怎么做？任何人凭借常识都会明白，不会有任何结果！邓贵大等当事人最明白这一点，正是由于此，他们才胆敢如此有恃无恐。

官员欺压百姓是中国的常态，是天天发生的“日常工作”。中国共产党在过去20年间已经彻底利益化，从政党沦为纯粹的朋党。所有官员，不论大小，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不择手段地维护统治并利用权力攫取利益。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三讲”、“三个代表”到现在的“科学发展观”等口号，其实质都是简单明了地“维护统治”。纯粹利益维系的朋党的权力行使自然完全流氓化。

不仅是邓贵大等人，官员们去娱乐场所“休闲”也已经成为他们日常公务活动的组成部分。吃饭饮酒自然是公款，在娱乐场所的消费也必然有明目可以报销。否则邓贵大也不会毫不心疼地掏出那么一叠子钱。甚至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当地娱乐场所依然有官员大肆消费，令巴东县委书记气急败坏。可见公款消费已经成为众多官员的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邓玉娇的反抗是底层百姓对“从事公务活动”的官员的反抗，其对统治的威胁十分显而易见。当局绝不会鼓励这样的反抗，必然要严厉打击。于是，现在除了在形象上为邓贵大等人涂脂抹粉外，在案件处理上一定会大搅混水。目的只有一个：严惩邓玉娇，并传递出“严禁个体反抗”的明确信号。

所以，这个案件最后的结局必然是邓玉娇成为罪犯。不过，我不知道这样的结局会使公众害怕还是使他们愤怒。如果公众被激怒到临界点，会不会爆发革命？别问我，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