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才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尽管我是史天健教授的校友，但无缘与史教授相逢。但我拜读过史教授的若干著作，他是我尊敬的学者之一。

史天健教授于1992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导师为黎安友，并随后在杜克大学任教。他能够突破一些流行观点，思考和探索问题，寻求合理的答案。尽管在后期，他的学术观点引起了诸多争议，但他独立思考和敬业的精神赢得了我的尊重。

他的早期研究致力于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以及政治文化对人们政治行为的影响。在西方，人们普遍认为共产主义国家中人民参与政治的程度非常有限，但史教授的博士论文却客观地描述了在中国社会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渠道，以及政治参与的广泛性和多元程度。随后史教授以大量详实的研究和数据来考察政治文化、政治制度、个人资源等因素对人们政治行为的影响。他阐述北京人民的政治参与，并于1997年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北京人民的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史教授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并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讨论。

比如，在研究年轻人的政治参与时，尽管外界普遍认为年轻人愿意用非常规的方式积极参与政治是因为年轻、有活力，但史教授则给出了背后的心理学机制：学生们在学校中一直接受着惩恶扬善的世界观，接触的各种革命英雄主义故事都表现着善恶有报的价值观，但在最初步入社会以后，发现学校给予的正义与良知教育和现实有着巨大的差距时，年轻人会本能地按照所受教育中所要求的模式去伸张正义。和中老年人一样，年轻人开始会选择用常规的方式去寻求正义的主张，如上访、投诉、写信。而当这些努力得不到回应时，年长的人会在此处停止，因为他们经历过中国政治的种种黑暗与现实，可相反的是，年轻人则会在激愤中选取任何非传统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诉求。

史教授英年早逝，他在逝世前几年所做的关于东方民主诉求的研究引起了海内外相当大的争议。史教授和他的学生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亚洲五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广泛的问卷调查，发现80%的人表达了对民主的渴望，尤其是中国大陆百姓对民主的认同高于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史教授把民主做了两种定义，第一种是程序民主，认为人民与政府是交换关系，因此选举是合法性的唯一来源。第二种是实质民主，认为政府与人民是君臣关系，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政策的优劣，而不是权利获得的途径。史教授认为第一种，即程序民主，来自于洛克，而第二种，即实质民主，来源于孔孟的民本思想。

当史教授在问卷中问及百姓对上述两个民主定义的选择时，中国百姓选择程序民主的只占12%，而将近55%的人则认为，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关心老百姓的利益、倾听老百姓的诉求、为人民服务才是最为实际和重要的。可是，史教授认为，后一种在西方不被理解为民主，而是“无害的威权”（benevolent dictator）。

因为中国大陆百姓没有经历过民主程序，所以史教授并不放心这个结论。然而史教授在台湾做了同样的调查后，发现14%的人选择程序民主，33.7%的人希望民主是政府倾听人民的诉求，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与在大陆所做的调查结果非常类似。而当史教授直接问大陆百姓，对程序和实质两者必选其一时，80%的问卷回复都认为程序并不重要，实质才是根本。

根据这个调查结果，史教授得出中国人民渴求孔孟民本思想的民主，而不是西方民主的结论。为了进一步证明该结论，史教授认为，程序民主并不一定好，因为在美国，每四年一届的总统选举，结果选举了“小布什这么失败的总统和失败的政策”，而在中国这个讲究实质民主的国家，他的每一个行为都要不断地去证实自己的合法性，也因此解释了汶川大地震国家巨大的投入和全力以赴，因为实质民主的国家，领导人犯众怒就失去了合法性。史教授还引用了这样的例子，在乡村，选举出来的村长也无法解决事务，最终村民找族长处理问题的。因此，史教授认为中国要根据自己的文化和现实来探索自己的民主道路，单靠选举无法满足百姓的要求。

围绕着史教授的上述调查，知识分子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批评。大多数知识分子愿意认同自己是“universalist”（普世主义者），认为普世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准则，因此民主自由等诉求也不应该在中国被隔离。史教授并不否认中国人民的民主需求，他仅仅只是阐述他的观点：这种需求的实质内容并非与西方的一模一样。

我认为史教授的问题出自于对民主的认识。民主的意义，用最简单的语言说，就是人民通过合法的程序把权力授予他们认为负责任的领导人，而领导人则不负众望地为人民服务。因此史教授人为地将民主分割为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后，所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残缺的图景，并让有着不同民主经历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去选择哪一个图景更好，于是得出了中西民主诉求实质内容不同的观点。这就好比我们去做调查问卷，对于手脚齐全的健康人而言，双手和双脚若必砍其一，砍什么更健康？于是我们去勤劳的中国手工业者那里，他们回答说“保双手、砍双脚”；我们去西方足球运动员那里，他们则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回答。可无论是对手工业者还是对足球运动员而言，大自然赋予了我们每人一个健康的身体和灵魂，为何要寻找哪一种残缺更令人愿意接受呢？

也许通过上述比喻而否定史教授的研究有些残酷，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恰恰是因为中国缺乏程序民主，人民才缺乏基本的社会公正（法律保障）和基本的福利（医疗、保健、住房、教育等），由此中国人民才渴求实质民主（实质的利益）。而西方人没有生存的担忧，却自由地表达对政治政策的不满，对虚伪政客的厌恶，所以他们理直气壮地认为程序民主更重要——因为他们的生活经历早已告诉他们，程序民主必然带来实质民主。

史教授认为我们今后要找寻和设计出一个新的民主架构，有别于西方，根植于东方人本精神。我个人认为西方民主本身就是根植于人本精神的。中国无法迅速搭建西方稳定的民主秩序和心态，绝不代表中国尚且不适合民主，而意味着我们这一代人，更需要深入不同的群体，倾听并服务于不同群体的正当诉求，抚平国家的创伤，并最终使他们纳入到一个重建的散发着古典人本价值的社会秩序中来。这是史教授的遗愿，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梦想。

史教授为人热情，深得学生们和朋友们的喜爱。在他逝世后不久，龚小夏、何频、王军涛、曾慧燕等几十位史教授生前朋友和学生都对他表达了深切的哀思。大家一一列举史教授的生活轶事，显现出一个鲜活、热情、正直、追求良知的学者形象。史天健教授对真理的追求值得我尊重和学习。

201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