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3日，冯正虎先生结束了日本国门外92天的露宿生活，准备在2月12号再次搭乘飞机返回上海。经过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杜先生和赵领事两轮的见面交流后，冯正虎为该次斗争划上一个优美的休止符。

就公民自由进出国境的基本人权不被践踏或者冯正虎本人的归国这个目标来说，现在当然都还不能肯定冯先生的斗争已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不过这个期间发生的好几位经常被无正当程序和事由限制出入境的人士得以顺利出入境的事实被评论界普遍认为得益于这起抗争。

2009年6月7日起，冯正虎先生短短时间内8次试图从东京返回上海，但均被当局在未经合法和正当程序裁处的情况下拒绝其入境或登机，这恐怕是创造了这一领域的世界记录。冯正虎先生是持中国护照的公民，如果冯先生触犯了中国法律，当局正应该及时让他入境并拘捕，如果冯先生没有触犯中国法律，这种拒绝就是纯粹的践踏人权。甚至这一事件竟然发展到日本、美国的一些大型航空公司都参与了对冯先生的拒绝行动，有关当局所动员和裹胁的力量可见一斑。

在经过8次艰苦的抗争而不给入境后，冯正虎先生毅然冒着饥饿、干渴（过境的旅客不可能携带无限量的食物和饮水）等各种危险于2009年11月开始了露宿日本国门外的抗争行动。这一坚持就是92天，中间经历了人们的嘲笑、不理解、日本一些官员的厌烦，当他以自己的坚定、乐观、平和终于赢得了各方的同情、理解乃至尊敬后，同胞、朋友的各种援助支持也源源不绝地到达他身边。在联合国官员提出给予避难许可时，他以自己的睿智谢绝了这些邀请，坚持在那方寸之地坚守自己的目标，这些都伴随他一起胜过不时出现的针对他本人以及家人的骚扰乃至恐吓。最终，他所坚守的这一小块地方日益成为国际间注目的一个焦点。

他经历过自己国家的外交人员过其面而不顾的痛心场面，却仍在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官员的正式面访中不卑不亢。他也十分灵活地对待政府方面的对话，并不僵硬地保持一种特定姿态，而是在和大使馆人员对话后及时决策再次尝试回国。双方虽没有正式形成书面的一致，这可以使他对面谈的官员显示其个人的信任和对政府权柄恰当的尊重。我们都期待他这一次的回国能给他带来一个和家人团聚的美好春节。

这一次关于回国权的斗争，按照冯先生自己的表述，是他一贯坚持的“护宪维权”理念和行动的自然延伸。这是一个十分宝贵和成功的维权经历。宪政的建立，正需要公民广泛地参与到维护自己宪法权利的各种社会运动中来，即使是宪政的基本根基尚未完全立定的国家，这也是不能回避的路径，建立法律的统治就需要通过维权的实践。

我和冯先生是在2006年10月左右认识的。当时，一些公民和我一起发起并正推动着中国公民不合作运动----赎回选票行动。冯先生在收到我的邀请信后发来回函，他的回函虽然和赎回选票声明的参考格式有很大区别，但却深得该行动所遵循的非暴力精神，我在征得他同意后，将他的回函作为赎回选票第46号公报发表。这就是我们个人交往的开始。

由此，我得以开始了解他长期以来所从事的一些“护宪维权”的工作，并对他宏观视野与行动能力的巧妙结合的特殊能力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诚实、热情的品格更是促使他日益成为上海乃至其他许多地方各界维权人士中一位有影响力和值得信赖的伙伴。

2006年底以及2007年，他发起了公民新三讲运动和公民督察简报行动，这两个行动得到不少维权民众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并成为他们维护权利的有力武器。他在维权民众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所有这些行动的不断扩展大概最终导致了他的有国不能回。

我一直以非暴力行动（我称之为自由的福音）的传教士自居。在社会政治和法律的层面而言，非暴力行动最广为人知的是不合作与不服从。我确信，给一个专制国家带来自由的最佳路径就是非暴力的社会变革。非暴力原则指导下的社会变革是从心灵和行动的两个维度同时对公民个体和集体进行塑造和转变，从而不可逆地脱离专制走向自由。这个过程不能不让人想起以色列人的出埃及，现实的情形也必定是如此：没有上帝的临在和带领，非暴力原则也不可能实现在人的生活中。

我不清楚冯正虎先生的个人信仰，但在我看来，他所坚持的诸多行动正是相当典型的非暴力行动，他在这些行动中所展示的个人品格也和这些行动相称。这次持续半年多才暂告一段落的归国权抗争更是一次非暴力抗争的典范。这就将打破不少国人的误区：他们声称非暴力行动需要特定的某一些宗教信仰，而他们没有这种信仰，所以他们无法进行非暴力的反抗。

此次归国事件伊始，我就将之称为现代版的申包胥泣秦庭。冯正虎先生不避艰险，多次回国未果的情况下，凭信心毅然拒绝入境日本，开始国门外的抗争，展示了高度的勇气和坚韧精神。长达3个多月的坚持更是完全可堪比拟申包胥泣秦庭之壮伟，只是这里没有那么多的悲情。从坚守行动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来看，完全也是以忠心、诚恳、坚韧赢得世界对一位普通中国公民的赞许和钦佩，这是十分宝贵的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我记得应该是在2007年以及2008年间，冯正虎先生曾经就关于归国权的问题和我有过对话。由于1989年的灾难性的天安门悲剧，一大批人士被迫流亡海外已经长达将近20年不能归国和亲人团聚，其中不少人也经常会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尝试和抗争。当时我们很惋惜地谈到还没有人为此进行持续性的抗争，我们确信，持续性的抗争必定会带来改变。而今天冯正虎以他亲身的实践证实了这一点。

我们国人中存在一种很深的迷信，他们使用的行动逻辑中隐藏着一种前提：似乎有一种改变世界的方法，我发个文告或者做一个尝试，世界就该改变了，如果世界没改变，那是世界的错，我的任务完成了。在这种内心前提的支配下，我们就不愿意做暗中的（那只有上帝能看见的）工作，我们就不愿意做繁琐的工作，我们就不愿意做重复的坚持。我们知道，有时候上帝的确会将这样的神迹赐给我们，但他更希望我们的信心被人看见并得以改变他人的信心和行为，从而改变世界。而坚持和坚守，就是让信心得以被世人看见的途径之一。

当我们向世人宣称要摆脱专制，并为自由而战时，我们有责任向世人证实我们的确是在为自由而战。这样的说服是一次宣告或者一次尝试可以被人认同的么？冯正虎象一位独自守卫阵地的战士一样，他只是孤独和枯燥地重复那三尺板凳周围的生活，那是何等乏味，那只是监狱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可是，他对自由的渴求、对公正的期盼就在这种坚持中充分显示给了机场每天庞大的人流。

坚持还有时间换空间的效果。各种可行的非暴力不合作行动，很多往往是十分细小的。正是通过对细小行动的坚持和不断扩大，才最终带来显著和可见的改变。比如印度著名的土布运动在1920年代发起时，甚至是被印度民族资本都广泛嘲笑的，可是到了1940年代，印度已经是很少人不以穿便宜又美观的英国布为耻、以穿昂贵又粗陋的土布为荣了。民众起初对自己微小的反抗总是没有信心，也觉得没有价值，往往还需要为此先付出代价，容易因此灰心丧气，这时候坚持正是行动得以扩大的先决条件。

当然，我们知道他的坚持让他为此付出重大的个人代价。但是每一位为自由的缘故而被拒绝入境、或者被囚的战士都在付出不比这小多少甚至更大的代价。我们其实无论如何都在付出代价，要么只是继续被奴役而忍受苦难，要么是为争取自由而迎接苦难。正是战斗中这些血与汗和泪的代价让我们体会到自由的可贵，并可以确保我们在得到自由后还能保住它。

一些人出于教条式的眼光，会说非暴力行动必须面对某些特定类别的政府才能发挥作用。这次成功的行动更让我们看到，非暴力抗争不仅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有效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士以为非暴力不合作和不服从只是教科书上所提到的那些特定类型，并因为其中一些曾经在其他文化或者政府背景中取得过显著成效的行动不适合在当前环境施展而沮丧地声称非暴力是不可行的。殊不知，非暴力不合作或者不服从并没有永久确定的模式，对不同的社会形态，完全会有不断的创新，当我们内心深怀自由的信念，我们愿意为此而奋战，合适的道路就会出现在我们眼前，一如红海在以色列人脚下分开。

201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