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40期）

第二章 民主转型的政治过程

二、政治过程

2.1民主化

任何关于民主转型的研究、思考，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民主转型”。对此认识不清，正是国内许多学者关于中国转型路径的论述陷入混乱、软弱的根源之一。前面说过，民主转型包括两个阶段、两个维度，即自由化与民主化。自由化先于民主化，但为了叙述方便，在此先讨论民主化。首先介绍一个非常简单明确的、关于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的定义。

一

很少有人将梁启超与宋教仁相提并论。的确，表面上，这两个人很不一样。很久以来，我们习惯于按照“哪个阶级、哪条路线、哪个司令部”的政治分类来论人说事。按这套分类标准，梁启超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或“腐朽没落的士绅阶级”，走的是渐进改良主义路线，是光绪皇帝和康有为那个司令部里的人；而宋教仁据说是“民族资产阶级”，走的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是孙中山和黄兴那个司令部里的人。

关于非暴力抗争，我已经写过不少文字。这里，我再做一些补充。

1915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揭橥个性尊严和人格观念，显示反叛传统，追求现代文明的新文化性格，在随后三五年间，展开对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输入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

多年以来，在海内外的中国民主运动中出现了不同的流派，但是从世界上各种反对运动的历史来看，也是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这些流派的主要分界线是什么？有人说是左派与右派的分野，有人说是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分野。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取消派与行动派的分野。下面分述取消派的两个种类与行动派的三个分支，进而讨论“政治演练”——这是我在今年8月30日与朋友聚会时提出的一个概念。

重建文化在当代中国有特殊的意义。文化的积累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继承本民族的文化遗产，一是吸取其他民族的文明精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和融合，成为近现代中华文化的重要基础。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却排斥了两个正常的文化来源，一方面，把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世界文明成果，一概斥之为“封资修”，大破“四旧”，批儒批孔，同时，又把学习国外先进文化，上纲为“崇洋媚外”；至于以传承文化为使命的知识分子，则被丑化为“臭老九”，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最无知”等反文化的蒙昧主义。专制主义的全面复辟，带来专制主义文化和文化专制主义，同时又容纳了本民族和外国的文化糟粕，导致文化的衰落和道德的沦丧。迄今为止，文化蒙昧主义仍然笼罩在社会的上空。

（接上期）

3、通过工作小组（自选和随机两种）和非正式讨论（咖啡间歇和工 作餐会）进行比较。先把5个专家小组成员分派到5个不同的工作室，然后让课程参加者根据该专家所代表的思想流派，自主选择到他们最喜欢、感到最舒服的专家那里去结成工作小组（他们被告知，“随自己的心意”选择他们想要加入的工作组）。这便是自选工作小组。每小组为每次会议选出组长和秘书各一名，一位学术顾问始终在现场指导。每个小组要用沟通的反应模式讨论国家的一个核心问题和不同的观点，然后提出一个或数个（他们愿提多少就可提多少）解决方案。组长指挥大家互动，至于秘书是否做备忘记录，如果做，是否要把所做备忘录分发给其他参加者小组，每个小组可自行决定。自选小组的目的是为参加者提供一个他们自己所属思想流派的“避难所”。脾胃大体相投的人聚在一起，是一个在比较安适的心理氛围中巩固他们自己的看法和解决方案的好时机。为了促进信任，自选小组是唯一不予录像的学术活动。甚至在即将产生一个解决方案的关键时刻，仍然鼓励大家使用沟通的反应模式，以便他们把支撑其观点的理据和原因彻底暴露出来。

十一、如何确保课程参加者及其混合比例的正确

什么类型的个人适合参加这个课程？课程参加者群体中各界各类人士的混合比例应该是怎样的？处理好这两个问题，对于确保国家稳定策略研究方案的成功至关重要。第一步，执委会通过实力评估图表，先划定一个各机构潜在参加者的圈子。各目标机构的最高领导人不是最理想的课程参加者，因为这些人很难保证有时间出席一个持续9个月的课程。因而我们的目标定在次高领导层中具有下述特征的人：

昨晚接到北京市公安局国保的电话，他说：明天你要讲什么东西？你能不能不讲？我说：我接受了主办方邀请，不能不讲。为了能讲成，我说：你放心吧，我会注意尺度、把握分寸。所以我一会儿在讲的过程中，如果有没把握好分寸的地方，请大家鼓掌或者眨眼睛来示意——像李庄那么眨就行。陈有西律师说李庄案开庭时，李庄眨眼睛给律师，示意什么都别说了。最近唐吉田、刘巍律师他们因为代理一个案件而被说是扰乱法庭秩序，北京司法局竟因此要吊销他们的律师证，那案子也有一个眨眼睛，不过是旁听席上一个“610”人员给法官使眼色，他一眨眼睛，法官就打断律师或者被告人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