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期）

五、文化改革的目标模式——文化自由化

文化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及其成果，说得具体一些，是人类追求自身完美和社会完善的表现及其成果，这些成果的积累就是文明。

一般说来，文化和自由是相互影响、同步发展的。文化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自由度，而社会的自由度往往有赖于文化的进步。春秋战国时代，各国诸侯忙于争霸称雄，给文化学术提供了比较自由的空间和比较宽松的环境，诸子百家讲学授徒，各抒己见，带来了文化的空前繁荣，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无比宏富的文化遗产。民国初年，政客和军阀粉墨登场，他们为了争地盘争权力，放松了对知识分子和文化界的控制，加上西学东渐，人们求知若渴，于是便出现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上世纪70年代末，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发动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推动了全国范围的政治解放和思想解放，开辟了相对自由民主的新时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60年的历史里，对文化的管制最为宽松的10年，尽管文化专制主义频频干扰压制，但言论出版的相对自由，国外学术著作的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恢复，使社会文化出现了一个复兴繁荣的小高潮。从这些历史回顾可以看出，自由对于文化发展，确实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总的说来，这60年的时间，除了1989年前的10年外，在文化领域都乏善可陈，倒是专制权力对文化的摧残，却历历在目，可点可数。特别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严重地阻碍了当代的文化发展。

知识分子是文化、知识和道德、传统的继承者和传授者，他们从前辈接受知识和文化，就有责任把这些知识和文化传授给后代，还要加上自己思考的成果。这样，社会的文化才能代代传承，并且不断有所增益、有所积累。毛泽东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后，出于一种无名的猜疑和恐惧，认为知识分子是对他的专制独裁统治的最大威胁，所以不断加紧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迫害，从围剿《武训传》，改造思想，批判俞平伯、胡适，到反胡风、反右派，知识分子尊严扫地，只能“夹着尾巴做人”，战战兢兢地苟且偷生；有些学有所成、才学宏富的学者、教授不堪百般凌辱，被迫以自杀来表示最后的抗议。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对文化自由的摧残，造成了文化凋零、知识断代的严重恶果。

1989年的大镇压，导致万马齐喑，文化萧条。进入新世纪后，文化专制主义变本加厉，舆论导向无所不用其极。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都争相扮演自由文化侩子手的角色。结果，奴颜婢膝、歌功颂德的遵命文化、史官文化、奴性文化大行其道，而自由思考、独立创新的文化成果却往往被扼杀，甚至一个电话就可以禁止一本著作、一篇文章或一部电影、一个话剧，新闻出版已毫无自由可言。

当然，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和复印技术的普及，自由文化获得了崭新的活动舞台；香港台湾的出版机构，则为被大陆封杀的出版物提供出版机会。于是，在官方的文化专制主义严酷统治的缝隙里，出现了日益繁荣的山寨文化、山寨出版物，由于它们是自由思想、独立创新的产物，往往比官方文化更有社会价值，更有历史意义，因而已经成为延续中华文化的重要渠道。但是，专制统治者却把这片自由思想、自由文化的新天地视为危及自己既得利益的敌对势力，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进行封杀围堵，比防治瘟疫还要严格地防堵自由思想、自由文化的传播。

这样的文化专制体制如果还不改革，中华文化就很难有再现辉煌的时刻。而改革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自由还给文化，实现文化自由化。这样才能结束60年来文化的荒漠状态。

六、社会改革的目标模式——社会平等化

平等观念来源于启蒙时代的自然权利思想。每个人都是赤条条地来到世界上的，有什么贵贱贫富之分？这个观念在欧洲是容易深入人心的，因为平等是基督教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它一旦进入人们的头脑，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因此也就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反专制的强大思想武器。1976年制定的美国《独立宣言》就明确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也在第一条就指出：“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时至今日，平等已经成为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却没有平等的遗传因子。从远古奴隶社会的主奴之分，到封建社会的“人分九等”，再到秦汉以来的“君臣名分”，每个人都是有着严格的尊卑划分的。农民造反，不是为了争取平等，而是“彼可取而代之”；知识分子十年寒窗，是为了“金榜题名”，即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百多年来，平等观念迄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只是在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在信徒都是“主内兄弟姐妹”的伦理范围内，才多少有一点平等的形影。

回顾60年来平等在中国的历程，不禁令人唏嘘。在毛泽东当政的时代，人为地制造了两个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一个是由“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构成的贱民阶级，他们被打入社会底层，承担着繁重的劳动任务，却得不到应有的合理报酬；社会上一有风吹草动，便被拉去批判斗争；他们受尽凌辱，日夜处于胆战心惊的恐惧状态。另一个是农奴阶级，他们名义上是人民公社社员，和工人同为国家主人翁，但实际上却被剥夺了全部公民权利，不但享受不到工人和城市居民的种种福利，而且连劳动的自由都遭到剥夺，在房前屋后种一点瓜菜，则被批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甚至饥荒岁月出去讨饭，也要经过大队批准，更多的人却被斥为“破坏公社形象”、“给党抹黑”等等，只好坐以待毙。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以大无畏的气概推动平反冤假错案，把上千万的贱民从社会最底层提升为平等的公民；在农村，亿万农奴冲破人民公社的枷锁，搞起包产到户，夺回劳动的自由权，实现了从农奴地位的自我解放。这两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解放，带来了社会的相对平等和自由。

但是，在相对的平等里也出现了一些不平等的现象，例如：同样是落实政策，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城后就业无门，生活困难；而文革期间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多数官复原职，他们的子女凭借父辈的权势，或走私贩私，或倒卖批条，或营私舞弊，或投机倒把，从而迅速致富，成为产生权贵阶级的最初的来源。

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促成了权贵阶级的诞生。许多国有企业的领导者和主管者，利用改革进入歧途的机会，或内外勾结，或上下其手，或明目张胆，或暗度陈仓，总之是把国家财富装进自己的口袋。与此同时，新老“太子党”纷纷上阵，占夺国有大企业的肥缺。于是，一个利益相关、既贵且富的权贵阶级就出现了。这是在朝的剥削阶级。

在民间，有些不肖之徒通过拉关系、走后门、巴结、贿赂、美人计等等手段，勾结权贵，巧取豪夺，拉拢官府，欺诈百姓，短短几年里就成为富甲一方、雄霸乡里的豪强，成为在野的剥削阶级。

这两个新的剥削阶级在近几年来不断勾结在一起，加剧对人民的剥夺，成为现阶段不平等、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他们依仗政治权力，为非作歹，肆意掠夺民众的财富，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圈地、拆房的浪潮。当受害群众起而抗争的时候，他们就调动警力，滥施镇压，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要解决大量因不平等而造成的社会危机，一方面，必须铲除不平等的根源，剥夺这两个剥削阶级借以进行剥削的权力基础和财富基础；另一方面，应该发育公民社会，解除对于结社的种种清规戒律，调动民间维权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使处于弱势的分散的民众，发展成为足以同剥削者抗衡的力量。为此，需要废除一切限制结社自由和妨碍公民社会发育成长的劣法恶法，制定保障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的法规。在法律的基础上实现公民的相对平等——权利的平等、机会的平等，社会地位的平等。

七、社会发展的路径选择

目前的中国社会，在朝在野都有三股持有不同发展目标的政治力量，一是坚持继续改革并且不断深化改革的改革派、民主派；二是主张维持现状，以利于继续侵吞国家资财、剥夺民众财富的权贵集团和豪强土劣；三是竭力想把社会推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毛极左派。对于这三种社会发展前景，我们当然不希望改革停滞不前，听任权贵豪强继续肆意剥削和压迫民众，更不希望毛泽东时代卷土重来。但是，深化改革是一条曲折复杂而且无比艰辛的道路。我前面提出的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是一个相当遥远的目标模式。选择什么样的路径才能到达这个目标，很值得认真探讨。我在这里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供关心这个问题的朋友们参考。

（一）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我在前面指出，目前的中国经济是市场经济和垄断经济各占半壁江山，经济市场化的目标，就是要改变这种状态，使市场经济成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最切实可行的办法，一是坚决贯彻2005年的“36条”和今年的“新36条”，使这两个文件成为民营企业通达垄断领域的桥梁；打破垄断企业和有关部门设置的“玻璃门”、“弹簧门”，严惩那些为了一己私利而违抗国务院决策、阻挠民营企业进入垄断领域的权贵集团成员。二是制定《反垄断法》，打破国有企业对资源和价格的垄断，使自由竞争的原则在国有企业间也能畅通无阻，把它们赶进市场经济。

除此以外，以下几项措施是有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可以考虑在条件适当时实行：

1、逐步推行按生产要素分配。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按生产要素分配”，是一个很有创见的观点，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着巨大的意义。但由于认识上的谬误，竟把它表述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似乎职工拿工资是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则是按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不同贡献进行分配，却把劳动力排除在生产要素之外，这显然是错误的。工资是劳动力的代价，计入生产成本，发生在生产过程之前；分配则发生在生产过程之后。把这两者混淆在一起，必然造成实践的失误。奇怪的是，这个提法很快就在文件、报告和媒体上消失了，多年不见踪影。我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现阶段最好的分配方式，但应该把劳动力计算进去，就是说，企业获得的利润，应当按照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生产中作出的不同贡献，分配给这些要素的所有者。

2、实行职工持股。可以先在一部分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里试行，然后逐步推广。职工持股是实现工人阶级有产化、使职工成为企业主人的重要步骤，应该是企业改革的方向。在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高潮里，有些企业把资产的一部分分给职工，结果被主持经济工作的最高领导人斥为“国有资产流失”，勒令改回去。这是非常可惜的。

3、把土地还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80年代初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产量逐年提高，但六七年后就出现了生产停滞。这时应该进一步改革，把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提高为所有权，以继续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但当时见不及此，没有解决，现在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一方面，由于农民没有土地使用权，使官府得以用种种借口，或直接下令，或与地产豪强勾结，侵夺农民土地。农民享有土地所有权，将会遏制这个趋势。另一方面，处于小生产状态的农业生产，同市场经济很不协调，土地所有权可以成为农业小生产经济同市场经济接轨的桥梁。

（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当前许多社会弊病的总根源，这几乎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是，政治体制改革难度极大，也的确是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我认为，要改革政治体制，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依宪治国，依法治党，杜绝贪污腐败，就必须：1、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里不符合宪法精神的序言，改用一百来字说明宪法的宗旨就可以了。2、制定《政党法》，通过法律，规范一切政党的活动，包括共产党在内。3、制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定期向民众公布官员的经济情况，以更好地接受民众的监督。4、建立政府工作公报制度，各级政府部门，都应定期发布公报，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目前亟需解决的是如何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遏制权力的横行霸道。鉴于当前权力机关贪污腐败的普遍性，我对体制内部的监督功能不抱希望。比较可行的措施，是通过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以舆论和公民社会的力量来监督政治权力。

（三）关于文化体制改革 文化自由化的核心是实施宪法规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有了言论出版自由，其它文化活动如新闻、学术、创作、演出、创业、竞争、网络等方面的自由，就有了基本的保证。文化自由不仅是文化繁荣的不二法门，而且是监督政治权力的最有效的工具。而要向文化自由化迈进，就须有破有立：要破的是限制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等机关的权力——他们有责任创造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条件，而无权为文化发展制造障碍；要立的是制定《出版法》、《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出刊，有关部门可以依法管理，但无权破坏新闻出版的自由。这样有破有立的结果，不但可以带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而且为政治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提供无数有效的形式，新闻、出版、文学、理论、电影、戏剧、美术、音乐等等，都可以发挥监督政治权力的作用，网络就更不用说了。近几年来，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互联网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应该使它成为推动改革深化的有力工具。改变“敌对势力到处有，阶级敌人满天飞”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不要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去限制网络自由。

（四）关于社会体制改革 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日益严重，阶级冲突的日益频繁，充分显示出社会平等要求的紧迫性。为了逐步填平又大又深的不平等的鸿沟，很有必要：

1、平反冤假错案。随着权贵集团和豪强阶级对老百姓的剥削压迫日益加深，社会上积累了太多的冤假错案，到处都弥漫着怨气和戾气，存在着爆炸性的严重危机。为了纾缓危机，亟需在全国人大和省市县的人大成立“错案调查委员会”或“和解委员会”，对具有典型意义的大案要案，在进行充分调查的基础上，责成司法部门依法重新审理，该平反的平反，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除少量机关干部外，可以大量吸收高等院校师生和离退休干部自愿参加。

2、培育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公民普遍具有权利意识、并能承担起社会责任的文明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公民社会和国家权力、市场经济鼎足而三，共同推进社会有序发展。我们距离这样的社会还很遥远。培育公民社会，首先需要在各级学校建立公民教育体系，使所有公民从幼儿园开始就接受公民教育，树立公民意识；其次是制定《公民权利义务法》，用法律的形式把公民的权利和责任确定下来，以便人人遵循。

3、贯彻宪法规定的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制定《结社法》、《集会法》、《游行示威法》，保证公民可以通过社会团体和各种集会及游行示威，行使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参与、民主监督的权利，废止那些阻碍、禁止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的条例法规。

4、尊重并保护知识分子的权益，鼓励、支持他们依法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扩大公共知识分子的队伍。公共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精英，中华民族的脊梁，是真正的爱国者。目前到处发生迫害公共知识分子的事例，一些勤于思考、勇于维权、忧国忧民、有胆有识的人士，被认为是“为敌对势力利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遭到迫害，这种情况应该彻底消除。

5、取消户籍二元制度，尽快结束五十多年来的城乡居民不平等的状态。

八、简短的结语

把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我认为是符合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必然会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模式，但任何特色和模式都不能违抗社会发展规律和世界历史潮流。

近一两年来，所谓“中国模式”的喧声甚嚣尘上。所谓“中国模式”，指的是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政治上保持高度集权的一党专政，有人认为这是中国近几年繁荣崛起的奥秘所在。把这种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的暂时现象，说成是一种规律性的成功经验，是非常荒唐的。权贵集团和他们的御用文人鼓吹“中国模式”，反映了他们力图保持现状、反对深化改革的政治意向。这种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世界历史潮流的图谋是不可能实现的。

殷鉴不远，在北方邻国。上世纪30年代，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大萧条，苏联却异军突起，以计划经济的出色成就傲视世界。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获得不少有识之士的赏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一跃成为三大强国之一，接着又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首脑，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相抗衡，一时显赫无比，辉煌异常。但进入90年代后却土崩瓦解，不可收拾。为什么？就因为这种模式是逆历史潮流而行的。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因所谓的“中国模式”而自豪，相反地，应该看到隐藏在表面繁荣背后的严重危机，老老实实地探求改革的最佳的目标模式。我在这里只是提出我个人的看法，欢迎批评，欢迎质疑。真理是愈辩愈明的，只有广大民众都来关心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发展的路径选择，才能最终找到最理想的目标模式和最便捷的发展路径。

2010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