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1925年2月，鲁迅借“青年必读书”的题目，号召少看或干脆不看中国书，与胡适“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观点对抗。同年3月，鲁迅写《通讯》，不点名地诬蔑胡适5年前提倡认真读书、研究学术、再造文明的文化观点和蓬勃兴起的文化热潮：“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云云。

鲁迅没有能力正面批评胡适的文化理论，遂采取含沙射影手段，把胡适文化观点诬为“公设的巧计”、“精神的枷锁”。踏实读书、研究文化，到底“毁了”什么事情，他说不出。进研究室，不等于不关心社会。学生不读书、学者不研究问题，就是对社会负责任么？学生不学，作家不作，只会空喊“打倒”，叫骂一番，就是中国文化福音么？鲁迅反对学生和学者进研究室，这是误导，亦是自误。

鲁迅说，如果抛弃学者文学家尊号，化为相骂相打的泼皮无赖，世风就会好：“只要掷去了这种尊号，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舆论是以为学者只应该拱手讲讲义的），则世风就会日上，而月刊也办成了。”（同上）一语透底，露出“相骂相打”习性和不读中国书的意图，与胡适倡导青年读书求知、研究问题、做有用之才这一学术道路和人格观念构成鲜明的文化对照。这类“相骂相打”者，必嘲骂君子风度。鲁迅这话“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勾勒出自己5年后左联时期那副恃众凌人形象。

同年4月，鲁迅再次反对胡适倡导的踏实读书、研究问题、再造文明的文化理论：“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么一个小玩艺。”（《灯下漫笔》）他以为一本儿童书即可看出中国问题，何须系统读书？何必去读大部史书？此言意在轻蔑和消解胡适倡导的读书研究风气。他把清人为教育幼童而编写的四言小书，置于清人李兆洛的三卷本《历代纪元编》之上，竟说比后者篇幅“烦重”。他说不必读二十四史，5年后却订购，要“恭读”了。

1925年10月，他对胡适提倡的读书和研究问题，又冷冷讥讽：“我之所以不到场者，并非遵了胡适教授的指示研究室里用功，也不是从了江绍原教授的忠告在推敲作品，……惭愧我全没有做那些大工作”（《从胡须说到牙齿》）。同年12月他撰文《碎话》，反对“进研究室”。1927年10月他撰写《关于知识阶级》，劝青年学生不要追求知识、不要读书研究、不要作知识分子：“不要再爬进象牙之塔和知识阶级里去了，我以为是最稳当的一条路”。1927年撰写《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他重复这类话：“数年以前，中国的学者们曾有一种运动，是教青年们躲进书斋去。我当时略有一点异议，意思也不过怕青年进了书斋之后，和实社会实生活离开，变成一个呆子”云云。

鲁迅这些话反对胡适倡导的读书求知、研究问题、再造文明的文化观点，事实上，无人号召青年躲入书斋、避开社会，这是他对胡适等人的歪曲。胡适要青年读书求知、研究问题，是为培养他们成为有理性、有知识的社会栋梁，而不是鲁迅提倡的那类“化为泼皮，相骂相打”者。鲁迅反对青年进书斋读书求知，他提倡少读或不读中国书，以野蛮无知对抗知识理性。他避开胡适关于中国文化建设所持的完整观点，诬之为叫青年“躲进书斋”、离开社会、变成呆子。

胡适从不理睬鲁迅这类或明或暗的琐碎讥刺或恶意歪曲，倒是鲁迅的分裂心性表露其本人的无理——他很快翻转脸来，由反对整理国故、反对读中国书、反对进研究室研究问题转到责备人们不读书、不研究问题、没有学术成果，于是不知不觉地归顺到胡适的文化观点。

1920年5月4日致宋崇义，鲁迅这样说：“仆以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他知道应当刻苦求学，知道没有学问谈不上爱国，可是，胡适提出读书研究、再造文明的理论蔚然成风、青年学子刻苦读书、成果累累之际，鲁迅却反对这种读书研究局面和踏实学风。他本人后来走的，正是他这里讥刺的夸夸空谈、不“熬苦求学”之路。

1926年7月，鲁迅抱怨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此外，则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与历史上大事件的关系，在现今社会上的势力；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战国游士说动人主的所谓‘利’‘害’是怎样的，和现今的政客有无不同；中国从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狱；历来‘流言’的制造散布法和效验等等……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实在多。”（《马上支日记》）

且不论这些课题价值如何、是否要与当下用处挂钩以及他误把孔孟儒家视为宗教，一年前他还竭力反对青年读中国书、主张“行”最要紧、反对青年进入书斋和研究室、反对胡适研究问题、再造文明的文化理论，声称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转眼就埋怨“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不肯研究问题。他对自己的话，负责么？他对青年和社会，负责么？

1930年8月，鲁迅预订百衲本二十四史——他没读过二十四史（见1932年8月15日致台静农）；1934年预订《四部丛刊》续编一部；1935年预订《四部丛刊》三编一部（此丛书汇集中国经、史、子、集重要著作，1920－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自知学问浅薄，读书寡少，不成系统。5年前他主张“不看中国书”、反对胡适的读书治学、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一正确道路，现在他订这些经书古籍，不正显示自己多年虚度和自误么？

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鲁迅大谈需要整理国故：“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此种物件，都须褫其华衮，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名其妙。其他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著手。”

把这番话与他对胡适读书求知、研究问题、再造文明观点的挖苦、诬蔑之言对照，不是自打嘴巴么？现在，他步胡适“整理国故”观点后尘，认识迟胡适15年，还自以为高明。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顾颉刚出版《古史辨》，郑振铎出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都是胡适“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理论的成果。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是胡适理论影响的结果。现在他经过15年负气对抗，又远远跟在胡适身后嗫嚅着中国学问需要整理，说他还要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和文学史呢。十余年来，鲁迅偏狭使气，反对胡适读书治学、研究问题、整理国故理论，至此自告失败。

鲁迅埋怨青年乌烟瘴气，他需反躬自问：青年人跟着他不读中国书、指书窗为坟墓、鼓吹“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之类愚妄的反智观点走下去，“化为泼皮，相骂相斗”，能不“乌烟瘴气”么？他虚掷光阴于狭隘笔斗，而他的文坛论敌郭沫若在古文字研究上成果累累，这一事实对生活优裕却糟蹋生命的鲁迅，不是一大讥刺么？

同年8月，他化名旅隼写《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不见昔日反对青年读书、进研究室、谩骂学者为“书呆子”等蠢话，却说需要学究：“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他希望有人研究“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写一部书。他承认自己只会空言，要别人去做：“现在提出这问题，盖亦知易行难，遂只得空口说白话，而望垦辟于健者也。”不读中国书最多不能写文这种观点栽培的泼皮战士，能承担这样的课题么？“空口说白话”，这是对自己心性弊端的招认。

中国社会和文化处于现代转型和思想迷惘年代，胡适及时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一正确的文化理论和“历史的、系统的、比较的”这一开阔的研究方法，建立文化继承、创造和发展上的完整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他看透某些人的虚言浮夸和峻急煽惑，以苍鹰似的理论思维和正直的个人品格，给迷惘中的年轻学子指明文化道路，真诚地把治学的钥匙交给他们。他这一文化理论，从民族文化自身看，有对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洞察为依据；从人类文化发展看，有世界文化眼光和科学方法论为基础，构成他的科学态度、理性精神以及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的纵深而高远的文化视野，宏大而缜密的理论品格。这是天赋中国现代文化的领袖人物。

胡适这一文化理论，包括文化批判内容。对于曲解者，胡适一概待以友善和诚挚。他的文章，表现出踏实和正直品性，没有含沙射影、阴阳怪气，没有谩骂或浮夸，没有人身攻击或谤毁。然而，有些歪曲者似有鬼气，你怎么解释，他都不听。1927年2月，胡适撰文《整理国故与“打鬼”》，对一再遭到鲁迅之辈恶意诽谤和歪曲的“整理国故”四字做出揭示和澄清，他真诚告诉人们，整理国故、阅读和研究古代典籍，就是为捉妖打鬼这一积极目的：“我披肝沥胆地奉告人们：只为了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发现的种种病菌。只为了我自己自信，虽然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据款结案，即是‘打鬼’。打出原形，即是‘捉妖’。这是整理国故的目的与功用。这是整理国故的好结果。”

鲁迅是被奉告者之一。1919年1月，鲁迅说：“凡中国人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倘与传来的积习有若干抵触，须一个斤斗便告成功，才有立足的处所”“所以现在的中国，社会上毫无改革，学术上没有发明，美术上也没有创作；至于多人继续的研究，前赴后继的探险，那更不必提了。国人的事业，大抵是专谋时式的成功的经营，以及对于一切的冷笑。”（《随感录》四十一）他讥刺那些“只是莫名其妙的冷笑”的人。他谈到“何以从前的古猴子，不都努力变人，却到现在还留着子孙”，原因或许是有几只想站起来说话，“却终被猴子社会攻击他标新立意，都咬死了；所以终于不能进化呢？”如果他能悟到公正和宽容原则对于人类进化的重要，就应当懂得眼下中国正处于这种时代，慎勿咬死第一个想直立起来、走向现代文明的人，学会对不同见解持公正、宽容态度。他说：“所以我时常害怕，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这一身冷气、常常冷笑的自暴自弃者，究系何人？

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存在着公正和偏见、宽容精神和专横态度的冲突，前者代表健康、良知和尊严的文化方向。在对待民族文化遗产、西方文化以及看待中国社会和文化前途、理解人类文明等问题上，两种文化方向显示着截然不同的态度。胡适代表现代文明和开朗人格，鲁迅代表偏狭和阴暗。鲁迅反对学生进书斋读书，讥刺学者们研究古代文化，他代表着不读书、不研究、无知识、无文化出路的黑暗方向，此路直通“文革”的“造反有理”、“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白卷英雄”等文化绝路。

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性转型，或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文明的建立，如果在三四十年代未曾被日本发动的全面侵略战争所中断，如果在此后六十余年未曾再次夭折于本土流氓政权的摧残下，则人权、民主、自由、理性等一系列现代文明社会价值观必然会在五四新人文运动中初具雏形的现代思想文化沃土中活泼成长为中国大地上的第一伟大文明景观（区区长城算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脊梁、每个中国人的灵魂、人格和尊严（区区党魁算什么）；他们不会去吹捧那 些精于玩弄政治小骗局的卑渺侏儒，而会像古代哲人孟子那样内心圆融地“养吾浩然之气”，像美国诗人惠特曼那样以雄性的嗓音高唱一曲伟大的《自我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