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揭橥个性尊严和人格观念，显示反叛传统，追求现代文明的新文化性格，在随后三五年间，展开对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输入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

20世纪中国知识界追求思想文化现代性转变，与欧洲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之追求文化现代性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从西方自身的历史文化中发掘古已有之的思想精华而继承和光大，前者却在初期表现为简单否定和遗弃自身文化，从西方输入思想文化，以求自身文化血液彻底更新。后者表现为纵的继承，前者表现为横的移植。

批判传统思想文化、追求现代文明、高扬人文主义价值观念（诸如人道主义、人权观念、人人平等和自由思想），这是每一代人都面临的文化事业，这种进步欲望和批判行动具有历史合理性。每一个民族追求现代文明时，都会有特殊方式，这也毫无疑问。即使有若干人一时或一生表现为西方文化至上主义或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立场，或者反之，历史发展中具有自我调整功能的理性力量或迟或早会克服各种极端倾向或观点，回归文化发展的合理化道路，尽管极端观点会导致社会和文化上的各种震荡乃至灾难性后果、需要较长的历史反省过程。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曲折历程，已显示这一点。

无论个人，还是民族，这种对偏见和谬误做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纠正，都是可贵的。作为知识分子，这种个人自省和文化归正性格，显示一种道义良知和负责态度，与那类逞意气、泄私愤的偏狭态度构成对照。五四新文化时期洪波涌起的反叛传统礼教、追求文化现代性转变的思潮中，与鲁迅那种奔突无路、躁急无奈、对传统思想文化采取简单嘲骂和轻蔑、否定态度迥异，年轻学者胡适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文化见识、理论素质、负责精神和对文化现代性前景的洞察力。

在一片破坏和否定传统文化的时髦声浪中，胡适显示出高远的建设眼光。1918年，他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首先揭橥并强调文化的建设观念，而不是文化暴徒或无知者那种简单的破坏和毁弃。沿着文化建设这一思想方向，他发表两篇重要理论文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时提出理论方向和方法。

1919年12月，胡适在最激进的《新青年》杂志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为情绪昂奋、态度狂热的中国知识界指出一条理性、健全的文化发展道路，提出建设新文化的理论原则：“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十六字高屋建瓴，就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对待西方思想理论、如何创建新文化诸问题，做出精辟、完整的概括。研究、输入、整理、再造，构成积极文化态度和行为的完整动态系统，而问题、学理、国故、文明，则构成动作目标和文化内容－－即中西文化整合－－的完整结构系统。当时中国知识界没有一个人能像胡适这样对文化问题提出这么精彩、扼要的理论纲领，指出这么一条正确道路。

“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是这个完整理论结构的一部分，即以学者态度切实、深入研究具体问题（不是无知者浮言叫嚣踏倒或轻薄谩骂讥刺），介绍和输入西方思想文化理论，拓展思想文化视野，作为思想批判和文化建设的必要参照。

“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是这个完整理论结构的另一部分，即以理性和科学态度，清理、继承中国文化遗产，完成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即创建新文明、新文化。胡适指出，新思潮对旧文化的态度，“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他对整理国故做理论阐述：“我们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绪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1923年1月，胡适在《国学季刊》创刊号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以冷静的学术态度，批判地审视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发展的成绩和缺点，指出新的研究方法和方向。他首先指出三点成绩，即整理古书（包括本子校勘、文字训诂、真伪考订）、发现古书和发现古物；三项缺点，即研究范围太狭窄（几部经书）、太重功力而忽略理解、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这三点成绩与三项缺点之论，显示胡适对乾嘉学派以来中国古典学者们的学术成绩和学术弱点做的切中肯綮、颇有见识的评论）。他提出国学研究新方法，即历史眼光、系统整理和比较研究三者整一的新方法论：“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新思潮的意义》提出崭新理论原则，《发刊宣言》提出崭新方法论原则，二文构成胡适在传统文化研究和现代文化建设上完整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显示这位年轻理论家具有纵深的历史文化眼光，广阔的世界文化视野和严密的系统思维方法。这种既有理论，又有方法，既有雄阔视野，又有精密眼光的文化思维，显示出胡适的理论见识和哲学素养，使他雄踞中国文化界最前锋、最高点，以他的理论观点遥指未来。当时中国文化界没有一个人能像他这样深刻认识和清晰表述中国文化面临的任务与出路，既宏观又微观地提出完整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建设方向。

胡适作为一位思想家所具有的理论、文化和性格素质，作为一位通晓中西两种文化、兼得两者妙蒂肌理的现代中国学者所具有的文化眼光之远大、思想之成熟、性格之正派，以及理性精神、负责态度和健全心理素质，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界不可替代的命世之才。他的思想、学术和人格，代表着中国学者的正路，昭示着中国文化的正途。胡适是20世纪拉奏中国文化界第一小提琴的人，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五四时期对中国学界健全思想的昭示和学术风气的培育上，无人能和年轻的胡适相比。他以自己的学术成果，为中国年轻学界提供第一个学术实践上的范例。1919年，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成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理论的实绩和先声；1921年，他发表《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等一系列开拓性文学研究成果。他这一“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理论纲领和历史的、系统的、比较的方法论原则，构成理论性和实践性兼具并擅的理论品格，辅以一系列生动活泼、创见迭出的学术成果，成为年轻一代学子从事文化研究的指导性原则和生动范例，在中国学界很快出现山鸣谷应般热烈响应，激发一代年轻学者以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热潮，培养中国学界踏实读书、大胆疑古而又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及时纠正五四新文化初期不踏实读书、不切实研究、徒事叫嚣、浮躁虚言、对传统文化只知谩骂和狂妄踏倒的愚顽态度，在文化转型时期有力地推动知识界走上学术正途。这有力地证明，胡适是中国新文化的精神之父。

在胡适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理论纲领感召下，文学研究会年轻学者郑振铎1923年接编《小说月报》，立即着手中国古典文学遗产整理和研究工作。此杂志从十四卷一期增设“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栏目，刊登论文，讨论古典文学整理中的各项问题。他撰文《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主张“要以科学方法来研究前人未开发的文学园地”，“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1926年，郑编辑出版《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一文，他明确提出这一崭新学术课题：“要研究中国文学究竟在历代以来受到外来的影响有多少，或其影响如何样子”。这是当时欧洲兴起的比较文学研究（法国学派）。郑本人则在文章里概述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认为印度的戏曲小说与宋元时期中国戏曲小说“有惊人的共同点”，“民间文学，如弹词、佛曲与鼓词，也都是受印度影响所发生的”。这种文学研究新方法、新角度以及细密思考，是对胡适文化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热烈呼应。

在五四文化转型时期学术人才的培养上，也无人能和年轻的胡适相比。他培育的，不是从事人身攻击、好勇斗狠、无理穷搅的大批判式骂客，而是踏实读书、研究问题、具有学术良知和文化关怀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理论、研究方法、人格魅力和教育实践，为中国学术界培养出一大批高水平、有创见的学者队伍，为中国学术由传统转向现代做出富于实绩的卓越贡献。诸如，以疑古精神为指导、从事古史辨伪、创立史学界古史辨派的顾颉刚，从事明史研究的吴晗，从事太平天国研究的罗尔纲，从事宋史研究的邓广铭，以及文史各界一大批卓有建树的青年学者诸如傅斯年、俞平伯、冯友兰、郑天挺、陆侃如等学者，都是胡适指导下的学生或私淑弟子，乃至年长的王国维亦视胡适为可以谈心请教的朋友，史学家陈寅恪亦推重胡适思想人格，史学家陈垣时时向胡适请教和谈论问题。胡适在学术界、知识界、教育界有广泛的朋友关系和极好的口碑。思想界领袖群雄的地位，靠真才实学、高风亮节和众望所归而自然形成，不是吹捧出来的，也不是后人虚造出来的。他培养的这些文史各界优秀人才，成长于清代灭亡之后、五四新人文运动之中，构成新一代学术群体和灿烂之星，成为中国20世纪文化界的栋梁。今日，这些学者已然谢世，环顾中国学界，谁堪学术大任？每思至此，不免黍离之叹。

胡适从理论和方法两方面思考、提出和解决中国文化面临的迫切问题，建立“研究问题、输入思想、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理论纲领和“历史的、系统的、比较的”方法论，及时纠正不读书、不研究、徒事浅薄叫嚣之徒对中国文化转型时期造成的思想干扰和文化危害。这是理论家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这一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胡适这一正确理论立场、踏实学术态度和正确文化方向，却屡遭鲁迅挖苦。鲁迅无理论、无方法，以虚无反对实有，以破坏代替建设，否定民族文化遗产，与胡适提出的理论、方法和学风对抗，企图瓦解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继承和发展上的理性精神和学术方向。鲁迅那种虚无、消极和自弃态度，移到文化上，转为恶毒讥嘲术和阴暗攻击术，打击以胡适为首的新文化建设者们那种乐观积极态度和健康文化方向。

1924年1月，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校友会作《未有天才之前》讲演，歪曲和丑化5年前胡适倡导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一文化理论及其在文化界蓬勃发展趋势：“其一就是‘整理国故’。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他从胡适的完整理论和方法论中摘出“整理国故”四字，着力以浮辞丑诋，诸如老头子、少年丧魂失魄讲国故诸辞，丑化胡适等人的文化形象，诬为固守旧物的文化保守派。鲁迅偷换概念，把文化的批判继承说成新旧马褂问题。所谓少年，指提出这一理论的廿八岁的胡适，这显露出鲁迅以年龄作资格蔑视胡适，却不能就问题做探讨。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