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思考中国未来的政经发展究竟会朝向什么方向时，我们值得从青年们的“思想”角度来考察。究竟中国的年轻人是认为中国应当要改变成什么样貌？他们对当前的中共政权有什么样的想法？特别是那些有着“不满意识”的青年，究竟怎么思索中国的未来？他们的思考内容，预设了下一波中国改革的挑战来源与可能，值得我们重视。

尽管各种政治分析论述经常夸大了青年角色的“直接影响力”——的确，除了少数的革命状况，因为权力结构的关系，青年往往无法直接改变历史——但青年的思想内容，将会随着时间，一步步地影响历史。有句话说：“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原因无他，只是因为，时间是站在年轻一代这一边的。

不消说，今年是中国政治与经济上明显变动的一年。一方面，上海举办了世博会，向世界各国再次展示“中国崛起”的影响力。人民币升值的新闻，逼得全球关注中国财经走势，中国经济成长始终被持续看好。然而同时，位于中国的世界最大工厂——雇有30万人的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发生了劳工接连自杀的风波，以及本田汽车的劳工们带头发起罢工行动，一时之间星火燎原，逼使中国各个企业资方大幅调高劳工薪资，各种劳方的抗议也风起云涌，引起全世界关注。

不知不觉，近来和不少社运圈新朋或旧识见面都会讨论到中国当前的政治与经济状况。我们思索的焦点往往是：当前中国的人民有可能如何行动来改变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现状？中国未来会往哪里走？

今年6月，我和友人到了香港参访。其间聆听了一场新书座谈会后，有一位从深圳前来的中国朋友，或许是听到了我和我朋友的“普通话”，主动和我们攀谈了起来。这是一次与中国“不满青年”的相遇邂逅。

与中国“不满青年”的相遇

大约30岁出头，有些胡渣，相当热情的陈暮海先生（为保护当事人，采用化名），是个往来深圳与香港的上班族。他的收入看似不错，比起上一代有着更多更好的生活机会，谈吐、外观都有着中产阶级的气息。但和我聊着，没多久他就一股脑地告诉我：“我越来越意识到，我们没有办法单单听信政府。或许中国需要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做一些事情，以及监督政府。……但是，问题正是现在的情况很困难，政府不大允许老百姓做这一类的组织。尽管不会是用直接禁止的方式，他们还是会用很多方法来找麻烦……”

我问他说：“希望改变中国什么样的问题？”他回答我说：“希望让中国各阶层、特别是弱势阶层的老百姓，也都有发声的权利与机会！” 我继续问道：“为什么要让大家都能发声？”他说：“因为中国现在太不公平、太不公正了！要让各阶层都能发声，中国的不公平才能改善！……我一直在想，能做些什么来改善现状，虽然我还是得要养家糊口……”他的急切，或许也是不少中国青年的呼声。

和陈先生的相遇，让我直接地感受到中国城市中产阶级对中国民主化的热切期盼。或许因为身处台湾的关系，我原本始终不确实清楚：中国当前人民如何看待中国的政经状况，有没有反对中国政府的呼声？如果反对，是反对什么？而在他具体而微的说明中，以及随着浏览中国网络上的一些匿名心声，我渐渐确信，中国新一代的青年们，除了单纯拥抱民族主义的爱国分子外，也存在另一批对政府持批判态度的 “不满青年”，而且，如他提到“中国现在太不公平、太不公正了！”，他们的不满指向与“阶层问题”相关的“社会不公平”。而为了改变 “社会不公平”，他们认为“选举”与“民主制度”是能让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人发声、进一步改变问题的一个重要关键。

他甚至告诉我说：“如果中国现在有选举，中央层级不确定，但肯定有不少地方层级的政府，共产党会被拉下来……人民对他们的各种不满越来越大了……一类人是城市里面受过教育、有新知识的人，对于中国政府的批判会增加；另一类人是乡村地区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他们是经济发展中被牺牲的人，也抱持着不满。”虽然无法确定他的判断是否正确，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正当性，的确在公民社会中、特别是青年族群里遭到各方面的挑战，政权的继续统治在人民心中并非是理所当然应该的。

中国朝向形式民主资本主义的可能

不满的确存在，而接着的问题就是：究竟该怎么办？“中国人民不是不想要改变，而是一种长期以来的无力感，让所有不满的人，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他有些无奈、却直截地说。

“而且，直到现在为止，中共政权对于任何的选举、结社或反对政府的活动，都有着很紧密的监控。任何人如果想来挑战政府，都很不容易。”“甚至，连一个大厦要选举管理大厦的住户委员会，官方都会有安排好的候选人，请大家按照被推荐的人去投票就好。”他细数着中国官方的钳制行为，还告诉我一件有点让我惊讶的讯息：“中国政府甚至为了防止人民串连，连Facebook和Twitter都监控呢！”我和另一个台湾朋友才忽然一想：“没错，怪不得在Facebook上都没遇过什么大陆人。”

尽管如此，或许受到台湾经验的影响，我实际上对于中国从“威权资本主义制度”朝向“形式民主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并不认为是不可能的。所谓以全世界为范围的“第三波民主化”，反映的就是一个这样的变迁。尽管威权国家投入再多的力量监控、钳制人民，只要多数人们的思想中的确追求另外一种的政治经济模式，各种政体都有被变革的可能。

只不过，这样变革的实质意义为何，需要深切评估。这些号称“民主化的国家”，究竟在实质层次上，特别是从原本政治权力地位弱势的群体来看，那里变得更民主了，还是说只是让“投票取代了拳头”，但有权有势的阶级，依然能用各种政商勾结、洗脑宣传的方式，继续寡占统治权力？而所谓的民主化，只是改变了形式，却变不了实质？对我来说，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和他分享了台湾的民主化经验：“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80年代，尽管执政的国民党同样厉行威权统治，但当时不满时局的社会菁英和异议者们，开始用“办杂志”的方式，将社会不满的声音凝聚起来。这些杂志很多被当局宣布为禁书，但越禁，卖得越好！这些社会菁英渐渐受到全国老百姓的瞩目，而在台湾人民不满的压力日渐升高、经济发展和外交遭遇困挫，政府的正当性下滑的影响下，国民党终于在80年代末选择与不满的党外势力妥协，逐步开放基层、地方与中央民意代表的选举，最后也废除了党禁、报禁、戒严令等……”

“于是，这群社会菁英，逐渐都在选举中崭露头角，最后甚至在两千年完成了政党轮替。”其实这不是台湾的特例，如前所述，不少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也历经了这样的浪潮。我对他说：“当然台湾过去和中国当前的各种状况有别，但只要中国老百姓的不满升高，还是很可能可以逼迫中国政府妥协、采用形式民主的制度，不管是减少镇压人民或开放选举。至少，短时间他们的政权还不会受到威胁，他们很可能在压力下，选择营造另一种比较松绑的控制模式。”

小心形式民主下的社会不公平

但我也诚实地、或者带点提醒意味地告诉他：“实际上，光是有选举制度，根本没有办法保证任何真正的民主。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财团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政客选举又需要财团的金钱援助，久而久之，两者必然就会政商勾结、淘空民主选举。结果，能选举上的依然是那批菁英，或者换了另一批政商勾结的团队。台湾民进党的例子就展现了这样的困境。”

“举例来说，陈水扁的弊案似乎都被认为是他个人的人格、操守有问题，而被描绘为是一种个人贪腐行为。然而，台湾实行的民主制度，基于其资本主义民主下的局限，根本没有防止资本集团介入政治的能力，勾结与贪污，几乎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实际上，这样的弊案也绝非特例，是发生在台湾政坛上上下下每一个进行政商勾结、收取政治献金为金主办事的政客身上。所以，在争取选举制度之外，还是必须强化基层人民的政治与经济权利，最后的结果才会是比较平等的。”我焦急地快快说出我的想法，尽管我担心不同的时空背景，将让我们不容易沟通这样的问题。

换句话说，我的想法是：谈回他一开始提到的目标“让中国弱势阶层的人民，也有平等发声的权利，来解决社会不公平的现象”，我认为，这个目标单单透过“提供民主选举”是一步，但不足够；更重要的是，要让社会上的人们有着一方面，实质平等参与选举的权利，第二方面，在选举之外平等参与政治决定的资源。而这两方面的实质平等，都必然牵涉到对资本主义的控制、甚至扬弃。

他问我说：“如果台湾的状况也不尽令人满意，那究竟觉得该朝什么方向改呢？”我说：“所以，至少资本主义的逻辑要受到控制，财富也要能一定重分配，真正的民主才有可能。尽管革命被觉得困难或危险，那至少要深入地改革，让资本主义制度被修正。虽然，这套方式在遭遇经济危机的时候，还是很可能出问题。经济危机，政府没有钱，随时还是会做出各种偏向资方利益的举动。无论如何，我们要打造一种政经体制，是能让基层人民更有力量、更有能力来思索对多数人民有利的体制。当真正多数人都有了力量时，整个政经体制必然会被改革到更好的方向。但很明显，单单是走上形式民主的资本主义模式，是不足够的。”

比“明显的威权”更危险的统治

谈论中，对于宏观层次的讨论，似乎不容易有沟通。他说：“其实，我没有想过那么远，只希望中国现在的政治状况能改善，应该至少要有选举，也不要再任意镇压异议者。”对于这样的基本诉求，我当然是同意的，但问题是，光有选举还不够。我心中暗暗焦虑：如果中国只是走上了“形式民主资本主义”的道路，倘若真能改革成功，结果还是得要遭遇台湾如今面临的政商勾结状况；或者说，如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面临资本家富可敌国，基层人民还是没有真正发声的权利，那对老百姓岂不是可说是接近“白忙一场”。更可怕的是，如此一来，整个制度却是貌似更民主，政府也更有正当性了，那该怎么办？这难道是在资本主义横行全球后，民主改革选项中的必然宿命！？

我们实在很难评估“明显的威权”和“表面民主、实际则否”之间，对基层人民运动来说，哪个状况比较好。“威权资本主义”当然是民主运动的清楚敌人，但“表面民主、实际则否”的“形式民主资本主义”，恐怕让人民更难看清楚问题的结构，造成的影响是更细微、更难以察觉的规训运作：“明明不民主，但让你以为已经够民主了”。

害怕浇熄他投入行动的热情，这些话我和友人先搁着，没说出口。我们建议他可以尝试从参加一些公民团体聚会开始，一方面继续学习，一方面想想可以做些什么。毕竟，与其先为了理念争辩不休，不如思索行动的可能性在哪里。

创造“可能性”的聚会必要

我问他说：“像你们这样从深圳来香港工作的中国人，可不可以参加香港的社运活动？会不会被打上记号？”他的回答是：“只要不要太高调，其实参加本身是不会有问题的。只是说，其实大家心里都还是会有点怕怕的，也许还需要多一些私底下的鼓励……慢慢地，这才会成为一种风潮。”

人类历史上的民主与社会运动经验，提供了不少行动可能的洞见。有句话说：“邀请一个人来参加社运聚会，实际上就是一场革命”，这话或许听起来夸张，但的确在聚会中，我们一个一个个人才比较有可能超越无力感、超越抱怨，创造来做点什么的机会。

或者，更中肯的说法是如有人提过的：“当我们一个人做着社会改革的梦时，这不过是一个梦。但当我们一齐来做这样的梦时，这就不只是一个梦，而是实现成真的开始。”我在和这位“不满青年”的讨论中越来越觉得是可能做点什么的。或许他可以在深圳找些有兴趣的朋友聊聊，尽管不能太高调，但在一些关键时候，说不定能一起做些什么；而我也可以更多地找机会和“中国青年”谈谈——不论他们是海外的、香港的、台湾的或中国境内的——交流我们的思考。

“一个人总是容易觉得没有力量，但定期参加一些团体聚会，讨论一些时事或者思索能做什么，就会开始很不一样了。”我们都同意。只是，我们真能超越资本主义下形式民主的困境，让基层人民真正同等有发声的权利吗？这就有赖于中国行动者们的智慧了。我们一齐期待着。

（作者为英国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社会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