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第52期）

第九章 动力、选择与谈判转型（B）

二、铁板的分裂

上节讨论了非暴力抗争，综合各方面情况，我相信，只有非暴力抗争才能构成促使中国民主转型发生的动力。重要的是如何使非暴力抗争变得更有效。当非暴力抗争的力度达到可以从外部撕裂统治精英的时候，民主转型的时机就来临了。

本文第二章曾提到，民主转型的前提是统治精英的分裂。这种意义上的分裂并不是日常的利益之争或低层次政策分歧，而是关于是否进行政治开放、是否维持威权统治的分歧；不仅统治集团内部要分化出温和派、改革派，而且变革的力量要占据相对于强硬派的优势；分裂有两种形式，即政治决策层的分裂或军队与政治领导人的分裂，它们既可能单独、也可能同时发生；内部的分裂是对外部压力的反应。下面就将这一分析视角、模型运用于中国。

不久前，《共识网》（21ccom.net）以“超越左右界限，重建朝野共识”为标题，刊登了张木生《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发言纪要。

会议由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主持。总后的刘源上将，《炎黄春秋》的吴思，《新世纪周刊》的胡舒立，《经济观察报》的丁力，军事作家乔良少将，北京金投翁永曦董事长，军事科学学会的罗援少将、刘伟伟少将、国防大学的朱成虎少将、军事科学院的胡光正，《领导者》的周志兴，《中国青年报》的卢跃刚，国际广电的梅学平，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帆，北京大学的于铁军，学者白南风，《中国改革》的李伟东等出席会议并发言。

这场研讨会有几个特点令人瞩目：

一是与会者的身份比较多样，既有军方将领，又有文化名流；既有体制内高官，又有民间人士，还有80年代在政坛上崭露头角而后又淡出政界的人物。

二是发言者的政治观点有很大差别，有左派有右派，有批判普世价值的有倡导普世价值的。

再者，张木生的新书本来讲的是历史是文化，然而与会者的发言却主要是讲现实讲政治。

基辛格在他的新书《论中国》（On China）里写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他比较了美国的价值观和中国的价值观。

基辛格说：“美国特殊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是传教式的。美国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世界各国传播其价值观。”相比之下，中国特殊论则体现在文化上：中国不会试图改变他人的信仰，也不会声称其制度“适用于中国之外的世界”，但往往会“根据其他国家与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的相似性，来将它们划分为不同等级的附庸国”。

在这里，基辛格提到中国特殊论。我们知道，所谓中国特殊论有好几种，分别涉及不同的问题。这里说的中国特殊论，是指中国对自身之外的世界的特殊态度。

（续49期）

第八章 转型过程中的恰当变革顺序 （下A）

四、从自由化开始

先简略回顾一下本文第二章关于自由化的阐释：自由化是威权政体的部分开放，它涵盖了从放松控制到全国大选的全部时段；自由化的主要内容是放宽、解除对媒体的审查，允许集会、游行、结社，允许出现独立的政党和其他组织，释放在押政治犯、许可流亡者归国，等等；自由化的核心在于允许出现独立的声音与组织，容忍政治反对派的存在和发展；概言之，自由化意味着国家停止对基本政治自由的剥夺、钳制。所有的民主转型在民主化之前都必须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自由化阶段；自由化并不必然导向民主化，但没有自由化便没有民主化。地方选举如果发生在全国选举之前，也属于自由化的范畴，但它不是全国选举之前的必经阶段。

（续第48期）

第七章 转型过程中的恰当变革顺序（中B）

3.4 国家结构

中国未来是继续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在宪法上对国家与各构成区域之间进行一定权力划分，亦即保持单一制的国家结构还是引进某种形式的联邦制安排呢？晚清、民国时期人们曾为此争论不休，过去一段时间这个话题又复活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将是转型过程所无法回避的，在安排变革顺序时不能不考虑。我将从与此联系在一起的、近年来进行了不少探讨的省制问题入手展开论述。不少学者认为，目前的省级政区地广、权重，不仅导致政权层级过多、影响政府效能，在未来，随着民主政治的推进，也会构成对中央权威的挑战，是潜在的不稳定甚至分裂因素（注1）。为此形成了两种主要观点，一是“缩省论”，二是“虚省论”（注2）。

（续第47期）

第七章 转型过程中的恰当变革顺序 （中A）

三、操作方案筛选

前面已经阐明了全国性选举不能滞后于区域性选举、将重建中央政权正当性和权威置于优先地位的重要性，现在讨论在此前提下未来中国政治变革的两种操作方案。

3.1 两种方案

首先让我们看看未来中国选举顺序安排潜在的多样性。中国存在乡镇、县、市、省、中央五级政权（这里的“县”包括县级市，“市”包括自治州，“省”包括自治区和直辖市）。从数学角度看，如果每级政权选举时间不同，而且选举顺序可以任意排列，共有120种安排方法。当然，政治不是数学，但是，从政治的角度看，似乎并不乖谬的选举顺序选项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下列12种顺序安排并不难想到——

（1）乡镇→县→市→省→中央；

（2）乡镇、县→市、省→中央；

（续第46期）

第六章 转型过程中的恰当变革顺序（上）

一、从“改革”到“转型”

1.1 “就在这里跳跃”

2009年3月，我应邀给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一批学生、学者做了一场演讲。一位中国学者提了一个问题：“你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哪些改革是困难的，哪些是容易的，应该先进行什么改革，是从困难的开始还是容易的入手？”我的回答是：“那些不触及现制度基本原则、不影响共产党权力的改革是容易的，但并没有什么意义；那些触及现制度基本原则、影响共产党权力的改革是困难的，但是这样的改革才会有意义。所以，改革应该从困难的方面确定切入点。”

2011年年初，全世界的目光都被阿拉伯世界所吸引，但这次来自阿拉伯世界的震撼不像10年前的恐怖主义袭击及反恐战争，而是北非的突尼斯和中东的埃及发生的政治革命。与整个世界一样，中国人也热烈地关注和评议这场革命。但由于中共长期统治造成的资讯和理论贫乏，中国与世界对这场革命的视角、看法和影响，有很大的落差。本文简单讨论几个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即将到来的中国政治转型至关重要。

对于这场革命的定性，中国人一开始就认定这是一场民主革命。民间社会为这场革命而激动不已。政府则忧心忡忡地担心民主化浪潮波及到中国。然而，自由民主国家中各界对这场革命的看法要复杂些。西方朝野都坚决反对统治者采取暴力镇压，并要求统治者顺应民意改革或下台。仔细分析，西方媒体代表公众意见与中国差不多，认定这是民主化革命，满怀热情地支持，但西方政界和国际政治专家则对此持谨慎态度。这种谨慎态度是现实主义的思维，但不全然出于自身利益和国际战略态势的考量，而是基于人类政治发展的许多经验教训对茉莉花革命的动力机制做了更全面完整的考察后的迟疑态度。

《自由中国》顶多说是预备

米奇尼克说波兰反对派最大的特点，就是形式上的丰富多样。比如说，在大学内部举办不同的研讨会，地下工会、农民团体等等；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忘记“七七宪章”所代表的精英模式，总之应该是丰富多样的。米奇尼克将其它方式放在“七七宪章”之前，而不是将“七七宪章”放在首要位置，颇值得注意。

《东方早报》记者石剑峰2010年11月17日曾向台湾统一联盟副主席蓝博洲提问时说：“在台湾社会民主化运动进程中，自由派知识分子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蓝博洲回答说：“我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要是学者教授，他们站台面比较多，主要工作是声明联署，但做一线政治斗争的工作都是基层人士。自由派知识分子当时并没有提供答案，他们拿的是西方标准，并不一定对社会现实有用。”

中国知识分子对苏联东欧转型和台湾转型有一种自我为义的误读，那就是认为在宪政转型中，知识分子占着主导地位，其实是大错特错。比如就台湾转型经验，《自由中国》的路线就被大吹特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