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告读者

为更有效地使用资源,《中国人权双周刊》从第181期起并入中国人权主网页。网址是:http://www.hrichina.org/chs。我们将继续遵照本刊宗旨和编辑方针,一如既往地为读者服务。

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思想争鸣

王天成

(续第54期)

第九章 动力、选择与谈判转型(C)

三、圆桌子的时代

3.1 新的图腾

英国历史学家提摩太•伽登•阿什对于1989年发生在东欧的天鹅绒革命亦即温和革命(注1)与历史上的另一类革命,也就是1789年的法国革命及其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后继者1917年的俄国革命、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做过一个比较。他写道:

1789年式的革命是暴力的、乌托邦的、宣称以阶级为基础的,其特点是不断激进化、在恐怖中达到高潮。例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毛泽东曾提出这样的有名论断,并进而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陈子明

2011年5月24日,刘思齐(自称“毛岸英遗孀”)、毛小青(毛泽东侄女)、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等51人,在毛派网站“乌有之乡”刊登《北京市人民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指控茅于轼为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一书撰写的读后感《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以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诋毁中国共产党和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 “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谴责和愤怒”, “是茅于轼、辛子陵等在蓄意挑起事端,制造动乱”,“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以“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北京市人民群众”的名义,要求“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同时呼吁“广大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员积极行动起来”,“揭露茅于轼和辛子陵的罪行”。

王天成

(续第52期)

第九章 动力、选择与谈判转型(B)

二、铁板的分裂

上节讨论了非暴力抗争,综合各方面情况,我相信,只有非暴力抗争才能构成促使中国民主转型发生的动力。重要的是如何使非暴力抗争变得更有效。当非暴力抗争的力度达到可以从外部撕裂统治精英的时候,民主转型的时机就来临了。

本文第二章曾提到,民主转型的前提是统治精英的分裂。这种意义上的分裂并不是日常的利益之争或低层次政策分歧,而是关于是否进行政治开放、是否维持威权统治的分歧;不仅统治集团内部要分化出温和派、改革派,而且变革的力量要占据相对于强硬派的优势;分裂有两种形式,即政治决策层的分裂或军队与政治领导人的分裂,它们既可能单独、也可能同时发生;内部的分裂是对外部压力的反应。下面就将这一分析视角、模型运用于中国。

牟传珩

中共十八大临近,太子党要“唱红中国”,中南海政局风向标大举左转。当此之时,总理温家宝却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香港左派元老级人物吴康民时特别强调,中国存在两股势力——封建残余和文化大革命遗毒。4月26日, 北京学者茅于轼在《财新网》发表了《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要将毛“彻底赶下神坛”,接受公正评判。文章力诉毛泽东的罪恶,包括心理阴暗、搞阶级斗争、害死五千万人、导致国家走向崩溃边缘等。该文笔锋犀利,以千钧之力,横扫了毛左大本营《乌有之乡》上的腐朽之气。为此,茅于轼遭遇到毛左们倾巢而出的群起攻击。

妖风妖气的“公诉团”闹剧

21世纪的今天,沉渣泛起,一场妖风妖气的“捍卫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运动,在毛家已改嫁儿媳刘思齐等人牵头下,开始上演“唱红中国”背景下毫无法律常识的“群众公诉”闹剧,成立类似文革时期各地“红卫兵战斗队”那样的“人民公诉团”,竟然以一小撮之名亵渎公意,劫持人民,要分别向人大、法院提起“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成为当下中国最令人不齿的滑稽闹剧。

胡平

不久前,《共识网》(21ccom.net)以“超越左右界限,重建朝野共识”为标题,刊登了张木生《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发言纪要。

会议由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主持。总后的刘源上将,《炎黄春秋》的吴思,《新世纪周刊》的胡舒立,《经济观察报》的丁力,军事作家乔良少将,北京金投翁永曦董事长,军事科学学会的罗援少将、刘伟伟少将、国防大学的朱成虎少将、军事科学院的胡光正,《领导者》的周志兴,《中国青年报》的卢跃刚,国际广电的梅学平,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帆,北京大学的于铁军,学者白南风,《中国改革》的李伟东等出席会议并发言。

这场研讨会有几个特点令人瞩目:

一是与会者的身份比较多样,既有军方将领,又有文化名流;既有体制内高官,又有民间人士,还有80年代在政坛上崭露头角而后又淡出政界的人物。

二是发言者的政治观点有很大差别,有左派有右派,有批判普世价值的有倡导普世价值的。

再者,张木生的新书本来讲的是历史是文化,然而与会者的发言却主要是讲现实讲政治。

王天成

(续第51期)

第九章 动力、选择与谈判转型(A)

一、“革命—改良”、“暴力—非暴力”

关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路径,晚清曾发生“革命”还是“改良”的激烈交锋。结果是,革命派占了上峰。1989年之后,这一争论以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的出版为标志,被重新激活。这次,总体上则是改良派取得了胜利。 然而,在我看来,这一争论具有很强的误导性。如果“革命”只是指传统的暴力革命,争论其实已经过时了,因为暴力革命在当今时代基本上不现实,不过是在争执一个属于虚拟而非真实的问题。不过,关于暴力革命的不现实性, 本文稍后再做探讨。这里要先说明的是,“革命——改良”之争之所以具有严重的误导性,还在于它将人的思维导向、局限于两个极端——要么“革命”、要么“改良”,似乎只有这两种可能。

胡平

基辛格在他的新书《论中国》(On China)里写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他比较了美国的价值观和中国的价值观。

基辛格说:“美国特殊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是传教式的。美国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世界各国传播其价值观。”相比之下,中国特殊论则体现在文化上:中国不会试图改变他人的信仰,也不会声称其制度“适用于中国之外的世界”,但往往会“根据其他国家与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的相似性,来将它们划分为不同等级的附庸国”。

在这里,基辛格提到中国特殊论。我们知道,所谓中国特殊论有好几种,分别涉及不同的问题。这里说的中国特殊论,是指中国对自身之外的世界的特殊态度。

王天成

(续第50期)

第八章 转型过程中的恰当变革顺序 (下B)

4.2 再论转型恐惧

王天成

(续49期)

第八章 转型过程中的恰当变革顺序 (下A)

四、从自由化开始

先简略回顾一下本文第二章关于自由化的阐释:自由化是威权政体的部分开放,它涵盖了从放松控制到全国大选的全部时段;自由化的主要内容是放宽、解除对媒体的审查,允许集会、游行、结社,允许出现独立的政党和其他组织,释放在押政治犯、许可流亡者归国,等等;自由化的核心在于允许出现独立的声音与组织,容忍政治反对派的存在和发展;概言之,自由化意味着国家停止对基本政治自由的剥夺、钳制。所有的民主转型在民主化之前都必须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自由化阶段;自由化并不必然导向民主化,但没有自由化便没有民主化。地方选举如果发生在全国选举之前,也属于自由化的范畴,但它不是全国选举之前的必经阶段。

陈子明

(接第49期)

(二)

九一三以后,已经抛弃了现行体制与毛泽东路线的思想者,准备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改变现状,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呢?大致上有两条路径:外部路径与内部路径。

外部路径就是重走当年共产党闹革命的老路——组织地下党,发动武装起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四五运动署名“黄隼”的自由体诗中写道,为了打倒“秦皇的封建社会”,“我们不怕抛头洒血,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杨小凯坐牢期间,遇到了刘凤祥等一批因为组织“中国劳动党”而被执行死刑的政治犯。1977年经华国锋亲自批准,各地均枪杀了一批所谓地下“反革命组织”的成员。

王天成

(续第48期)

第七章 转型过程中的恰当变革顺序(中B)

3.4 国家结构

中国未来是继续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在宪法上对国家与各构成区域之间进行一定权力划分,亦即保持单一制的国家结构还是引进某种形式的联邦制安排呢?晚清、民国时期人们曾为此争论不休,过去一段时间这个话题又复活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将是转型过程所无法回避的,在安排变革顺序时不能不考虑。我将从与此联系在一起的、近年来进行了不少探讨的省制问题入手展开论述。不少学者认为,目前的省级政区地广、权重,不仅导致政权层级过多、影响政府效能,在未来,随着民主政治的推进,也会构成对中央权威的挑战,是潜在的不稳定甚至分裂因素(注1)。为此形成了两种主要观点,一是“缩省论”,二是“虚省论”(注2)。

陈子明

我曾经说过,现在中国的形势,有点像1971年“九一三”以后,但是还没有到1976年“四五”前夕。本文拟通过回顾从九一三到四五这段历史,对于上述的比喻作出进一步的说明:从思想的层面来说,现在类似于九一三以后;从政治的层面来说,现在还没有达到四五前夕。

(一)

按照“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由周扬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后来被官方接受)的说法,这个运动是以真理标准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中国思想界的“非毛化”,要远早于真理标准讨论。对于民主墙人士如胡平、魏京生、笔者等人来说,思想的根本性转折发生在九一三前后;对于理论务虚会派来说,从王若水、李洪林等人的回忆录可以看出,与毛泽东思想的决裂是在四五的时候。这次思想运动在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民主墙时达到高峰,几个月后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就开始进入低谷。

王天成

(续第47期)

第七章 转型过程中的恰当变革顺序 (中A)

三、操作方案筛选

前面已经阐明了全国性选举不能滞后于区域性选举、将重建中央政权正当性和权威置于优先地位的重要性,现在讨论在此前提下未来中国政治变革的两种操作方案。

3.1 两种方案

首先让我们看看未来中国选举顺序安排潜在的多样性。中国存在乡镇、县、市、省、中央五级政权(这里的“县”包括县级市,“市”包括自治州,“省”包括自治区和直辖市)。从数学角度看,如果每级政权选举时间不同,而且选举顺序可以任意排列,共有120种安排方法。当然,政治不是数学,但是,从政治的角度看,似乎并不乖谬的选举顺序选项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下列12种顺序安排并不难想到——

(1)乡镇→县→市→省→中央;

(2)乡镇、县→市、省→中央;

王军涛

一、茉莉花革命提出的政治讨论问题

席卷北非和中东的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并没有在世界其他地方引起很大反响,但却出乎国际观察家的意料降临在中国。当埃及人民推翻穆巴拉克独裁政权时,中国人开始试图在中国启动茉莉花革命。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对关注中国命运和民主化的人们提出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

例如,因为中国在最近30年不仅保持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而且最近3年中快速渡过全球金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政局会继续保持稳定。茉莉花革命在中国出现显得很突兀。尽管许多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和关注者声称,中国不具有茉莉花革命的条件和基础,但中国执政当局还是高度紧张,采取了“六四”后从没有过的措施镇压与茉莉花革命有关的一切人和行为。中国了解政治态势的人都知道,这些措施不是出自杞人忧天的过度反应,而是执政者理性地评估局势后审慎选择的应对方案。中外关于这场革命认知的巨大差异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局和面临的挑战认识严重不足。

王天成

(续第46期)

第六章 转型过程中的恰当变革顺序(上)

一、从“改革”到“转型”

1.1 “就在这里跳跃”

2009年3月,我应邀给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一批学生、学者做了一场演讲。一位中国学者提了一个问题:“你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哪些改革是困难的,哪些是容易的,应该先进行什么改革,是从困难的开始还是容易的入手?”我的回答是:“那些不触及现制度基本原则、不影响共产党权力的改革是容易的,但并没有什么意义;那些触及现制度基本原则、影响共产党权力的改革是困难的,但是这样的改革才会有意义。所以,改革应该从困难的方面确定切入点。”

王天成

(续第45期)

第五章 当前关于转型路径的主张(下)

四、渐进主义的历史与理论渊源

4.1 两个“8-9-6-4”

有两个截然不同的“8-9-6-4”,一个是黑色的,另一个是光明的,它们都深刻地影响了90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的56天,红色中国提供了一个被扼杀的民主转型案例。大规模的学生、市民抗议带来了转型的契机: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了,在温和派的努力下,部分开放了媒体,并寻求与反对阵营对话、协商。但部分幼稚、激进的学生主宰了天安门广场的局势,街头运动变得无法节制,同时统治集团内部温和派领导人的不谨慎也激怒了还在观望的强硬派首领。

王军涛

2011年年初,全世界的目光都被阿拉伯世界所吸引,但这次来自阿拉伯世界的震撼不像10年前的恐怖主义袭击及反恐战争,而是北非的突尼斯和中东的埃及发生的政治革命。与整个世界一样,中国人也热烈地关注和评议这场革命。但由于中共长期统治造成的资讯和理论贫乏,中国与世界对这场革命的视角、看法和影响,有很大的落差。本文简单讨论几个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即将到来的中国政治转型至关重要。

对于这场革命的定性,中国人一开始就认定这是一场民主革命。民间社会为这场革命而激动不已。政府则忧心忡忡地担心民主化浪潮波及到中国。然而,自由民主国家中各界对这场革命的看法要复杂些。西方朝野都坚决反对统治者采取暴力镇压,并要求统治者顺应民意改革或下台。仔细分析,西方媒体代表公众意见与中国差不多,认定这是民主化革命,满怀热情地支持,但西方政界和国际政治专家则对此持谨慎态度。这种谨慎态度是现实主义的思维,但不全然出于自身利益和国际战略态势的考量,而是基于人类政治发展的许多经验教训对茉莉花革命的动力机制做了更全面完整的考察后的迟疑态度。

王天成

(续第44期)

第四章 当前关于转型路径的主张(中)

三、自由知识分子与官方知识分子的异同

我将挑选四个学者作为个案来讨论自由知识分子与官方知识分子的异同。如何界定官方知识分子与自由知识分子当然是讨论的前提,但这个复杂的问题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不过,下面所评析的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关于他们的归类,大多数人都应该不会有异议。

通过分析四个典型个案将发现,官方知识分子以渐进改革的名义明确反对尽快民主化,他们的改革建议往往与民主转型无关。自由知识分子的要求要进一步,可能会包含有限的自由化,也可能会包含了较多的自由化,但即便是最大胆敢言的学者,对于尽快民主化也是疑虑的。

3.1 俞可平、周天勇

陈永苗

《自由中国》顶多说是预备

米奇尼克说波兰反对派最大的特点,就是形式上的丰富多样。比如说,在大学内部举办不同的研讨会,地下工会、农民团体等等;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忘记“七七宪章”所代表的精英模式,总之应该是丰富多样的。米奇尼克将其它方式放在“七七宪章”之前,而不是将“七七宪章”放在首要位置,颇值得注意。

《东方早报》记者石剑峰2010年11月17日曾向台湾统一联盟副主席蓝博洲提问时说:“在台湾社会民主化运动进程中,自由派知识分子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蓝博洲回答说:“我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要是学者教授,他们站台面比较多,主要工作是声明联署,但做一线政治斗争的工作都是基层人士。自由派知识分子当时并没有提供答案,他们拿的是西方标准,并不一定对社会现实有用。”

中国知识分子对苏联东欧转型和台湾转型有一种自我为义的误读,那就是认为在宪政转型中,知识分子占着主导地位,其实是大错特错。比如就台湾转型经验,《自由中国》的路线就被大吹特吹。

王天成

(续第43期)

第三章 当前关于转型路径的主张(上)

一、渐进改革主义

什么是渐进主义呢?没有人做过系统的概括,但由于谈论的人太多,仍然可以对其进行描述、界定。可以通过揭示其是什么和不是什么,来厘清渐进主义的基本思路与主张。首先,看看渐进主义是什么或者说主张什么。从众多涉及渐进改革的作品 (注1),可以发现:第一,渐进主义主张逐步的、慢速的改革;第二,渐进主义主张先从较小的、不触动现制度大原则的问题改起,从小到大、从局部到整体碎片化地推进;第三,渐进主义假定小改革会导致大改革、开启民主转型之路,或者认为许多小改革累积起来最终会形成自由民主制度;第四,渐进主义认为只有逐步的、碎片化的改革,才能代价最小、最平稳地过渡到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