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国》顶多说是预备

米奇尼克说波兰反对派最大的特点，就是形式上的丰富多样。比如说，在大学内部举办不同的研讨会，地下工会、农民团体等等；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忘记“七七宪章”所代表的精英模式，总之应该是丰富多样的。米奇尼克将其它方式放在“七七宪章”之前，而不是将“七七宪章”放在首要位置，颇值得注意。

《东方早报》记者石剑峰2010年11月17日曾向台湾统一联盟副主席蓝博洲提问时说：“在台湾社会民主化运动进程中，自由派知识分子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蓝博洲回答说：“我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要是学者教授，他们站台面比较多，主要工作是声明联署，但做一线政治斗争的工作都是基层人士。自由派知识分子当时并没有提供答案，他们拿的是西方标准，并不一定对社会现实有用。”

中国知识分子对苏联东欧转型和台湾转型有一种自我为义的误读，那就是认为在宪政转型中，知识分子占着主导地位，其实是大错特错。比如就台湾转型经验，《自由中国》的路线就被大吹特吹。

夸张一点说，社会运动是米饭，而启蒙运动是味精。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强调《自由中国》而忽视台湾社会运动，那就是把味精当饭吃，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空想性。雷震的《自由中国》——中国民主党路径——是部分政治精英的集体行动，缺少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

二战结束后，台湾被收归中国，国民党代替日本殖民者统治台湾，直到2000年总统大选，民进党上台执政。在半个多世纪的威权统治下，台湾出现过数次要求秩序变革的民权运动，或称党外运动。

美丽岛时期，部分知识分子与社会精英除了继续前期的争取言论自由与选举权利外，也开始通过报社建立各地的地方机构，形成政团，组织集会、街头演讲、游行示威等等，他们走向群众，把民权运动引向更深广的领域，为后来建立政党打下了基础。

这批知识分子与社会精英，与《自由中国》的路线不同，他们是来自草根的。这样看来，《自由中国》争取言论自由与选举权利的路径不是民主运动的主流，顶多说是预备。

80年代中后期，台湾爆发了民众自发参与的民权运动，诉求目标直指政府当局，时称“自力救济运动”，主要包括有消费者运动、环境运动、劳工运动、妇女运动、校园民主运动、原住民人权运动、老兵运动、反核运动、教师人权运动、果农抗议、政治受刑人人权运动、残障弱势团体的请愿运动、新约教会的抗议运动、农民权益运动和党外人士民主运动共15大类，几乎除军工人员之外都卷入了这场涉及所有领域的民权运动。其参加人数成倍地增长，激烈程度更是难以想象。“自力救济”运动也可以称为“准政党政治”运动，并且继续了美丽岛时期的社会化——群众路线，把行动领域扩大到广大社会领域，为以后政党政治时代奠定坚实的群众与组织基础。

还有另外一种“瞎话”，那就是大言炎炎说什么台湾民主化是由于儒家传统保留的比较好所致。这二者的共性，都是人为转型过程由知识分子主导，其实都是在抢功。台湾民主化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国留下的法政系底子没像大陆那样被破坏，其容易与党外民权运动结合，例如台独教父李鸿禧的法理台独，就是很好的例子。

《自由中国》的路径不仅没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而且有很大的排斥群众政治参与的倾向。国民党是穿皮鞋的，而民进党是草根政党，是赤脚的，靠群众运动起家。直到今天，它仍然主张政治民主在先，以“人民诉求代言人”的形象出现，站在争取言论自由、民意代表直选等领域的前沿。民进党下台之后，台湾不乏要求民进党重返社会运动的路线，与公民社会运动修好结盟。在台湾，也只有民进党的达人或者民间团体，例如施明德等才关心大陆的轰轰烈烈的维权运动，而国民党投身于北京的怀抱，不亦乐乎。

蔡英文表示：“公民团体是民进党长期盟友”，以协商民主、公民会议的方式，最终将民进党建为社会运动型政党。两岸有关民主的论坛上，民进党发言人表示，中国的民主化需从社会运动战略入手。这与我写的《“胡六点”之后民进党出路：加入大陆维权运动》（http://cdp1998.org/details.asp?detailsid=11871）不谋而合。周策纵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后来转为保守或者消极，成了无足轻重的政治法码，他们无视紧迫的经济问题，不愿意卷入政治漩涡。所有的一切使他们失去了与大多数青年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如果说在民国，自由主义者还可以成为无足轻重的政治法码，但在今天的大陆，自由主义者连上天平的机会都没有，如果不与群众运动结合的话，也就是社会闲杂人士。

从学生运动到社区运动

根据台湾民间学者南方朔在《近代新反抗运动》中介绍，欧美60年代的学生运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单纯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不满运动。其固然引进了妇女解放运动、生态环境运动、反核运动、少数民族运动，但后面这些运动尚未深入发展，而且受到学生运动启蒙品格的限制，丧失了社区运动的本来面目，其固然会偶然走出校园，但不能持久。再者，当时的学生运动在理论上排斥了劳工运动，因此学生运动无法获得劳工运动的支持。用一句话来说，这是浮萍的移动，没有接得地气，不能像古代希腊神话中盖亚一样，只要站在地上，便有大地提供的源源不断的伟力。因此，当学生运动遭遇到镇压的时候，就无可退，进而消身匿迹，没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生命力。

南方朔继续介绍说，经过一个时代，到了80年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后来学生运动演变为一种草根化的运动，学生运动的基地不再是校园，而是社区。学生运动的社区化，增加了广深腹地。因此学生运动与劳工运动不能结合的壁垒被打破，从而具有相当大的能量。80年代崛起的各种社会激进运动，学生虽然还是最大的社会基础，但是有了明显扩大，除了被社区化的学生之外，整个社区内的工人和店员、移民都作了动员。

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也是如此。从学院内公共知识分子的启蒙到尚未社区化的学生运动，例如八九的学生运动，已经是一次很大的飞跃，因为与老师比较，学生处于边缘位置，与社会社区接壤，学生运动一定会走向抛弃启蒙，与底层结合的路上。当学生运动走向社区化，学生变为边缘知识分子、维权律师或者公益记者，走向社区运动，这时候不再是一个文化革命，而是社会革命。也就是这是继续告别文革的结果，也就是维权压倒启蒙是必然的历史进程。那么这里不仅仅是量变，而是质变，也就是社会运动的品格，不是由知识分子来塑造，相反知识分子的品格，由社会运动来塑造，这也是我所说的法政系取代左翼道德文人、主流经济学家成为精神领导阶层的过程。

维权压倒启蒙的过程，是文革之后非政治情绪进一步成熟的过程。知识分子丧失精神领导权，例如维权律师与民众的关系，他们与群体事件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取代了文人于民众的先天代表性，不再“大道在我，我就大道”。这是对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的价值重估，是国民劣根性改造的结果。这样的过程，也就是告别“党内性”与“知识分子主导”的过程。

超越“启蒙—议会”反对党路径

波兰转型是对反对党模式的超越与扬弃。掌权之前，波兰没有反对党，掌权者是依靠全民选举上去的，并不是反对党在主导整个转型过程。而是社会运动在先，而领导力量也是社会运动的，波兰的KOR到了要选举的时候加入团结工会，而并不是在议会中通过选举得到胜利。

波兰转型走的并不是议会道路，而是走运动道路。议会选举是民主化的终点和结果，而不是路径。团结工会是社会运动的儿子，而不是父亲。KOR伊始，不理解的人们讥笑他们是如同发放救济金的“社会工作者”，并不是反对党。

知识分子对国家党体制的反抗，就是要求新闻言论自由；获得新闻言论自由的下一步是成就反对党制度。著名的政治理论家阿伦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被记者问道苏联的异议者仅仅要求新闻言论自由，能否打败专制体制。阿伦特没有回答能否，而仅仅回答说苏联的异议者需要新闻言论自由。

经济自由和特许的言论自由作为专政的基础，是法西斯主义的伎俩。法西斯主义保障私有财产与言论自由是20世纪法西斯的统治艺术，它有一点与罗马元老贵族的相同，那就是虚假的分权，假装让平民共享权力，其实不过就是让他们可以言论参政议政，而绝对权力紧紧握在贵族手中。中共也是这样，并且以精英联盟共同分赃来补充。

温家宝讲了几次没超过邓小平的政改空话，居然被当做持不同政见者（异议人士）。专制结构对启蒙的容纳，不仅体现为收买知识分子，而且专制结构与启蒙的弹性，足以避免知识分子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专制结构是弹簧，知识分子永远拉不断它，而弹簧之弹性可自我调整。知识分子呆在体制弹性框架内是可以的，而其一旦想跳出，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搞政治运动，就要被当局腰斩，即消灭于萌芽状态，例如八九天安门运动。

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一个注释中说到“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的地位提升，与官僚系统的建立是同步的。”知识分子其实就是半官僚，官僚体系也靠知识分子支撑，知识分子是官僚们的蓄水池，知识分子和官僚体系有着扯不清楚的渊源，对平民而言，他们都是统治者。

国家党体制建立在司法党化、取消反对党、剥夺公民政治自由的基础之上。面对强大的党政权，恢复不了反对党，也要不到政治自由，除非国家党体制崩溃，爆发革命或者政变，反对党才能浮现。在此之前，都是前政治的，启蒙性文化性的。这样看来，在国家党体制下，建立反对党、走议会路径是政治幼稚的幻想，没有现实之可能。

如果大部分公众对建立反对党无动于衷，甚至怀疑，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公共事务普遍麻木不仁、丧失高度责任感，也是他们本能地意识到，这没有可能。因此，从现在起，得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抛弃启蒙、在体制内建立反对党、走议会道路。

党外性崛起

我判定，革命只有死亡危险降临才能爆发。而能用言论自由可以摆平的都是社会的次要问题。因为言论无法产生颠覆性力量，骂骂娘还可以，而只有死亡的危险，才会产生颠覆专政的力量。用言论自由对付不了专政，自由言论很有限，没有大规模的净化功能，只能延续专制。再者，整个国家机制出了问题，想仅以言论自由来解决，会造成对言论自由的诉求变得极端，成为无政府主义。

中国被一种极权力量控制，其集现代性危机之大成，所有的病毒都在它身上。它是一座巴别塔，拼人力，无法使之倒塌，而只有神力——只有意外的天谴，才能使之倒塌，例如大规模战争威胁、大规模灾害。只有神力，才能迫使中国政改，而绝不会出于人为。

热衷言论自由路径的知识分子，把新闻事件当做政治事件，他们将所有的事件都当作新闻来处理。可是我们每天都是听到没有新意的消息，日复一日，我们没有看到反对力量的增长。反对力量的增长多是由于偶然性因素，例如网络技术的普及，还有当局蓄意的打压，制造了敌人。八九之后，当局吸纳和收买院校知识分子，这使反对力量大为减弱，但是教育产业化为当局制造了大量“准敌人”，反对派开始回光返照。

维权必须要与政改断绝开来。当下民间政治只有两个落脚点，要么呼吁政改，要么维权。呼吁政改要么泥牛入海，要么招致打压。最为要命的是，政改呼吁民间在体制内推动改革，那么作为未来宪政的母体的维度就丧失了；反对派丧失了自由民主的主体性和政治面目，又将民间纳入在体制的羽翼之下。目前需要的是反对派明确自己的自由宪政的政治面目，站在专制对立面，成为可供民众选择的政治力量。

维权运动或者公民社会的正当性、公民参与、运用网络，这些在国内已经巩固下来了，形成了共识。过去，将维权运动或者公民社会运动被当做推动政改的民间力量，乃是一种反对派的政改策略。如今维权运动翅膀已硬，应该考虑与政改思潮切断联系，独立成为“兵团”。

党内权力与路线之争无法为反对派提供方向。党内改革已是不复存在的残局，反对派还想挤入残局，那是大错特错。如果反对派立于体制外，明确自由宪政的面目，那么其在民间还有一些资本和力量，未来也在这一边；但如要挤入残局，就将完全丧失民间力量的支持。

我觉得，反对派要利用当局权威的衰亡，弃改革，保维权，增长民间力量，争取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