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告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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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思想争鸣

黄秀辉

薄、王案本可以用以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促进中国的体制改革,遗憾的是当局将其碎片化,多方面切割,进行政治掩盖,其目的依然是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王立军作为一块嚼烂的口香糖被吐掉了,而这个“更坏”体制仍然依然继续“维稳”运行。

胡平

蒋庆的儒学宪政在现实中没有可行性。在今日中国,一向被视为儒家的社会载体的乡绅阶层早已消失,蒋庆曾感叹当今中国没有什么真正的儒生。既然如此,儒学宪政的理想又是靠谁来推行呢?

张辉

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是不可转让的权利,这就决定了人们有充足的自治理由。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如果没有更多的、涉及到个人的自治,联邦制对于民主的意义就不是很大。就自治制度和现代联邦制的关系来说,自治是皮,现代联邦制是毛。

羽戈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这要在宪政制度的前提之下,才能成立。但是在威权制度中,这乃是一个伪命题。没有最起码的自由,容忍实在是奢侈。

杨光

阿Q式的革命派在大杀反革命之后,通常的结局是以民粹极权取代传统专制。但是当他们及子孙坐稳江山,成了权贵,就变成了反革命,以各种血腥手段扑杀革命,以维护其统治。

陈子明

争取公平正义,不能靠毛泽东式的专政头子,而要靠人民自己的觉醒和奋起。只有通过公民的维权运动,才能实现司法公正和法治。

杜光

由专制向民主的渐变,将是未来十年的主流趋势。这将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过程,有进有退,曲折艰难。虽然不能排除倒退的逆流,但改变不了向民主靠近的总趋势。

何清涟

中共虽然还未失去权力,但正在失去它的人民。在时间表允许的前提下,中共自救且救中国的最理想方式是:先通过局部放权建立开明专制,让社会拥有相对自由的言论空间与结社自由,渐渐放开党禁,在有条件的地区实行地方自治。

陈奎德

回溯百多年来中国人的留学史,不难发现,发生在夏明教授身上的演变,其实是前辈学人道统的映射。一代代志士仁人奔走往来于欧美、东洋和故国之间,义薄云天,事功卓着,可歌可泣,彪炳史册。

胡平

绝食常常是人们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境时仅有的表达抗议、申张诉求、维护尊严、坚持独立意志的手段之一,强制灌食实际上是对这一抗争手段的否定。

刘在平

陈子明是一位将“神学家”、“传教士”与具有“殉教”精神的“圣徒”集于一身的人,是一位为争取民众的、世俗的自由主义而超越世俗的理想实践者、思想探索者和精神追求者。当陈子明书写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他是实践者,也是思想者。

郭飞雄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下公民政治社会强劲崛起,乃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这一历史性局面,超出了过往一切历史经验和危机革命教条。

杨光

说辛亥革命是“排满革命”、“反清革命”,或“共和革命”、“民主革命”,这应该没有多少异议。然而,要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则荒谬至极。满人不分阶级,很少支持辛亥革命,汉人亦不分阶级,大多接受辛亥革命,这是当年一目了然、不必争论的事实。

陈子明

中国需要的是一种体制性的变革,而不是体制内的修补。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革政的基本目标是“废除党国,回归民国”。所谓“回归民国”,不是说一定要恢复1912年或者1947年的法统,而是必须建立符合普世价值的宪政民主制度。

张博树

从世界发展大势和两岸人民的共同福祉看,中国大陆和台湾最终结束分治,走向统一,是两岸的最好选择;而实现这一点的根本前提,则是中国大陆完成自身的民主化转型。

王天成

专制主义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危害,是对道德的普遍污染。治疗由此所产生的道德疾病,需要比终结专制更长的时间。一个民族在终结专制、建立民主的过程中,其精英人物如果不严肃、认真对待过去的反人权犯罪,所损害的正是民主制度所不能不依赖的道德、伦理基础。

王天成

在第三波民主化中,只有极少数国家对威权统治者的犯罪进行了有效审判,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在绝大多数转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非暴力抗争。非暴力抗争不以消灭对手为目的,而是为了寻求改变。淡化或搁置威权统治的暴行以换取转型的平稳,是至关重要的考量。

陈子明

(本文是2011年8月14日陈子明在“中国能否走出左右?”座谈会上的发言,全文系首次发表。与会者有:仲大军、陈子明、刘仰、高粱、崔卫平、党爱民、刘海波、黎鸣、周舵、王俊秀、俞梅荪、冼岩、周鸿陵、施晓渝、欧阳劲、乔峰、罗峰、李华、陈义欢等。)

李酉潭(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

一、 前言

2011年1月,著名的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刚发表世界各国自由度报告,其标题为《威权主义者对民主的挑战》(The Authoritarian Challenge to Democracy),开宗明义便指出:“全球自由度在2010年为连续第五年倒退,这也是该调查近四十年来连续衰退最久的时期。自由国家(free countries)与选举式民主国家(electoral democracies)的数目持续减少,而中东与北非国家的自由程度也全面恶化当中”。其中,选举式民主国家的数目从2005年的123个降为2010年的115个,且是1995年以来的最低数目。自由国家的数目则从2009年的89个降为87个。(注1)

张博树

什么是赵紫阳心目中的中国政治转型之路?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不同时段来谈,一段是六四以前,一段是被软禁、特别是软禁中的赵基本完成否定“专政”的认知跨越后。

先来看第一个时段。 如果我们把“转型”理解为体制的根本性、全局性变革,那么上个世纪80年代赵紫阳关于政治改革的理解还不能说是转型意义上的。换言之,那时赵心目中的改革还是某种体制内的修修补补,虽非小修小补,但也不是根本颠覆,“执政地位不变,执政方式改变”的主张就是证明。(注1)但,另一方面,赵在80年代领导经济改革的大量实践和有关政治改革的许多具体主张,客观上已经包含瓦解、乃至最终颠覆旧体制的种种要素,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实践和主张又的确和转型有关,是为转型做的某种准备,甚至本身就是转型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还是可以把赵紫阳80年代的政改主张作为转型话题来研讨,尽管当时的赵对转型本身还是非自觉的。

在《改革历程》中,赵紫阳回顾、总结了自己担任总书记期间关于如何“改变执政方式”的一些基本设想。其中比较重要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