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的亲口“定性”

我们中国人谈革命，先要谈它是哪个阶级、哪个主义的革命，还要谈它是某某党、某某派、某某人所领导的革命。无论是学院派，社科院党校系统的，还是中宣部统战部系统的，甚至“民间”、“独立”、“山寨”系统的，研究、评论、纪念、歌颂某次革命，写文章、作报告，都要走哪个阶级、哪种主义、谁谁谁领导的老套路。久而久之，这套话语便可以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顺手而写，不用这套话语，反而不适应了。

辛亥革命是近代史上的大事件，凡读过政治或历史教科书的大中学生，大概都知道中国有一场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或什么“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似乎已成定论。这场革命的标准“定性”如下：“辛亥革命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有比较啰嗦的：“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还有更啰嗦的：“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我国近代史上一次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我以为，把这样的烂句子塞进教科书里，是需要有些勇气的。

人分阶级，派分左右，群分敌我，矛盾分两类，“分子”分五类，这是“新中国”整人治国的政治传统，也是一套语符系统，一种思想体系。在这种思想体系之下，一场过去完成式的革命也必须穿靴戴帽，严格“定性”，使之符合于最高领袖所认定的“正确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事实可以错，“定性”不能错；事实可以迁就“定性”，“定性”不必尊重事实。因为“定性”是政治问题，是方向路线问题，也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只有“伟大领袖”、“党中央”、“历史决议”，至少也要到中宣部那个级别，才有给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定性”和重新“定性”的资格，别人谁敢啊。正是毛泽东亲口作出了关于辛亥革命的上述标准“定性”：

1、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毛泽东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2、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这个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又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

3、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毛泽东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4、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毛泽东说：“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

二、谁是资产阶级

说辛亥革命是“排满革命”、“反清革命”，或“共和革命”、“民主革命”，这应该没有多少异议，因为推翻清廷、实现共和，正是那场革命公开宣布的目标，也是绝大多数革命者之所以投身革命的追求所在。然而，要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甚或“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按：毛氏此话不通，既是“完全意义”，何来“比较更”；再者，难道辛亥革命由资产阶级包办、与别的阶级别的主义“完全”无关？），却是从何说起呢？

1、当年那一批长期为革命奔走呼号、忘我奋斗的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居正、章太炎、胡汉民、汪精卫、陶成章……向各阶级、各阶层、各领域、三教九流的人们鼓动和组织革命（革命当然不可能只以资产阶级为发动对象，当年中国只有1000家左右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近代企业，比不上现在一个县级开发区，不仅资产阶级人数极少，而且愿意为革命出人出钱的更只占其中的极少数，而即使革命党有能力把所有的资产阶级全部招入革命军，也不可能完成革命），他们是超阶级的职业革命家。在这些对辛亥革命发挥过直接或间接领导作用的职业革命家当中，有谁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或者本人就是资本家呢？

2、在辛亥革命第一线，亲自发动了局部起义的那些人，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熊秉坤、吴兆麟、焦达峰、陈作新、张凤翙……他们算资产阶级？李烈钧、阎锡山、柏文蔚、蔡锷、唐继尧、陈炯明……这些领导革命并参与创建了省级革命政府的职业军人，他们算资产阶级？

3、当年“投机革命”、“窃取革命果实”的那些人，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汤化龙、张謇、赵凤昌、谭延闿、程德全、汤寿潜……这些前清旧官僚、旧立宪派，除了“状元实业家”张謇是资产阶级（不过，其与革命党的蜜月迅即结束，变了“反革命”），其他人可是资产阶级？

4、当年那些踊跃参加革命的黑帮、秘密会党，如青洪帮、哥老会，是资产阶级？

满打满算，如果只有一个“投机革命”的立宪派领袖张謇属于“大资产阶级”，还有另一个不大知名的、辛亥革命时已死去多年的革命家禹之谟属于“中下层资产阶级”，就靠这一两个人作“阶级基础”，就敢把一场几乎没有资产阶级出席的革命命名为“资产阶级革命”，这是否有点牵强，以至于有点胡扯呢？

三、谁代表资产阶级

那些坚持辛亥革命姓资的人有一种论调，他们说，虽然当年的革命党人、革命军人99%以上不属于资产阶级，但他们纷纷“背叛了本阶级”，转而信奉“资产阶级思想”、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执行“资产阶级意志”、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就是说，他们不是资产阶级，却胜似资产阶级，比真正的资产阶级更能代表资产阶级。这就是“辩证法”的妙用。正如最能代表工人阶级的人是地主的儿子毛泽东，贫农的儿子彭德怀却不幸于1959年沦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与毛同属地主阶级的刘少奇、邓小平竟在共产党内建起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所以，辛亥革命虽与真正的资产阶级没有多少关系，也不妨碍“伟大领袖”将其称之为“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

不能说上述论调毫无道理，有时候，学生可以替前总书记喊冤，记者可以为市民发言，律师也可以代表罪犯的利益，既如此，由职业革命家、留日学生、会党头目、新军士兵所组成的革命党，凭什么就不能代表资产阶级，并领导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呢？

然而，此种论调仍难自圆其说。让我们再来掰着指头数一数，看看那些与辛亥革命关系密切的人群——革命党、立宪派、北洋派，究竟谁能代表资产阶级。在此，我们仍然需要以毛泽东共产党的观点来反驳毛泽东共产党的观点，这真是一件无聊的事情。

毛泽东曾经亲口“定性”，说黄兴是“小地主阶级的领袖”，宋教仁、章太炎也属“代表小地主的一派”（请注意，在同盟会内，这三位的革命资历、影响力仅次于孙中山），他们与孙中山既不在同一个阶级，当然也就不可能在同一个“司令部”里长久共事，最后分道扬镳，实属理所当然。（见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共产党的历史编撰学曾经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袁世凯、北洋军阀那群人“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是“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反动派”同样只能“代表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阶级”（蒋介石是辛亥革命光复杭州的“敢死队队长”，“国民党反动派”中许多人都是辛亥革命元勋）；至于梁启超、张謇、汤化龙这些立宪派领袖，其与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均极有渊源，但他们有时候“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有时候“代表大地主阶级”，却没有资格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毛泽东既说过“康有为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领袖”，又说过梁启超及其进步党、清末各省谘议局“是大地主机关”。毛给前人划成分经常前言不搭后语，美国汉学家史华慈针对康有为梁启超多变的阶级成分，曾指斥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为“主观臆断”、“荒诞无稽”。）熟悉中共话语的人都知道，阶级前面加个“大”字，或加个“上层”,事情就不妙了，就必定是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势力。

按照“伟大领袖”亲自作出的阶级分析，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参赞者、政治得益者之中，除了孙中山是不容置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其他的人竟找不到一个是有资格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场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难道是孙先生一个人的革命，其他人都是拖后腿、不革命、反革命的？260余年大清国、2000余年传统帝制被一个人的革命所推翻，不亦怪哉？

四、“革命先行者”的反资情结

孙中山确实是“革命先行者”，是辛亥革命之前资格最老、名声最大、信徒最多的革命领袖，说他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在广义上也说得过去，虽然孙先生对武昌首义和各省“独立”并无策划、发动、指挥之功。孙中山返国时，革命已进行到组织临时政府、进行南北和谈的后期阶段，而孙先生当然是临时政府、南北和谈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然而，与李鸿章、袁世凯等洋务派大官僚相比,与梁启超、张謇等立宪派领袖相比,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其实更接近于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李鸿章、袁世凯是大清国近代工商业的主要推动者，对资产阶级有保护、提携、督导之功。革命党与梁启超在日本论战，梁启超认为贫弱的中国应大力鼓励扶持资本家发展实业，革命党则主张对资本加以限制，以避免欧美贫富悬殊的弊端。孙中山反对“实业救国”，认为其“所救为非我之国”，属“卑劣无耻，甘为人奴隶”。他的意思很清楚，只要革命，不要“资本主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平均地权”、“均富”，其政策性意义旨在对土地、矿山、铁路等重要资源实施国有化，用国家和政府的力量干预市场，节制私人资本的发展，防范资本家做大做强，以免将来损害社会公平。后来，晚年孙中山在开除冯自由党籍时说：“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基本上是一样的……如果有人说我的民生主义不是共产主义，那么这位同志的‘民生主义’可能与我的民生主义不同。”

孙中山并无多少“资产阶级思想”，却有过严厉镇压资产阶级的行动。1924年，孙中山的广东政府与抗捐抗税的“反革命”商团武装对峙，孙命令广州戒严，将商人私产“悉行充公”，随之纵兵焚掠，火烧街市，洗劫店铺，致死伤两千余人。孙中山公开说：“这就有必要烧一下，以摧毁他们的抵抗。”此时的广东革命政府刚刚得到了第一批来自俄国的军火，尚未展开对北方军阀的“革命”，却在自己的领地先行发动了对广州资产阶级的“革命”。大火烧了整整三天，广州西关，百年繁华的商业中心毁于灰烬，而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南方重镇，粤商群体亦损失惨重，资产阶级从此不再是广东主流社会的一部分，而变成无足轻重的边缘角色。以此事推论，即使孙中山的革命大获成功，他大概也未必会建立一个保护产权、尊重自由、真心诚意善待资产所有者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孙中山并不掩饰他的感情倾向，他不喜欢资本家，而自称“扶助农工”，愿做“工人总统”。早年流亡欧洲时孙曾亲访第二国际，要求与之合作，晚年更与苏俄打成一片,对俄国人让陈独秀而非他本人做中国共产党领袖，孙大为不满，这个疙瘩他至死未解开。他甚至冤枉陈独秀“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陈独秀真倒霉，共产党说他对国民党“右倾投降”，孙中山认为他半路劫夺了本党外援，俄国人指责他“反对国际路线”，为三方服务却三头不讨好。）总而言之，说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说孙先生的革命目标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建立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些毛泽东发明的说法，孙中山本人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五、阶级革命论可以休矣

革命的主角，历史的主角，未必是阶级。无阶级、超阶级、以至普世所适的人性和价值，是存在的。无阶级、多阶级、超阶级的革命，未必不存在。把一切革命都说成是阶级的革命（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把一切历史都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此为愚蠢、狂妄与偏执之论，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愚蠢、狂妄与偏执之人。

辛亥革命当然不是什么“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此“定性”荒谬之极。以革命者与被革命者之间的关系而论，辛亥革命的民族性大于其阶级性：满人不分阶级，很少支持辛亥革命；汉人亦不分阶级，大多接受辛亥革命。这是当年一目了然、不必争论的事实。辛亥革命姓资的议题，是总拿阶级和阶级斗争说事儿的共产党人凭空制造出来的。

当年参加革命的人中，有军人也有平民，有官僚也有百姓，有绅士也有流氓，有富人也有穷人，有文豪也有文盲。革命者阶级混杂，未可一概而论。大体上，革命党发难，立宪派配合，北洋派逼宫，革命告成，三派缺一不可，各有其功。而这其中，资产阶级仅占极少数，其所处地位、所起作用，对革命并无决定意义。

有什么人革命就说有什么人革命，有什么人反革命就说有什么人反革命，何必臆造“资产阶级革命”呢？辛亥革命姓资论可以休矣。进而言之，作为语符系统和历史模式的阶级革命论可以休矣。

201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