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革命”是一个古词，原意是天命鼎革、改朝换代。“革命”的“命”指天命——而非生命，所谓天命，即世袭统治者“受命于天”的统治资格——大约相当于西方政治学所谓统治合法性。商汤放桀、武王伐纣，古人谓之“汤武革命”，这是作为样板的经典意义上的中国式革命。按此义，则不独煌煌二十五史必以二十五场革命为法定交接仪式，即便新莽篡汉、周武代唐，也当仁不让属于革命事件（武则天称帝时曾自称革命，她不仅革了唐朝的命，在女权主义者看来，还革了男权的命），只是革命成果不太巩固而已。

梁漱溟说，中国历史只有一治一乱，只有改朝换代，未见有过真正的革命。现在仍有不少人持此种看法，认为中国曾经有过的一切革命都是换汤不换药。这样的观点似乎是说，改朝换代并不是革命——不配称作革命，或者说，中国只有以改朝换代为目的的传统式革命，而没有西方式、近代化的revolution。邹容在《革命军》中说，中国的革命都是“野蛮之革命”，西方的革命才是“文明之革命”。但这样的区分未免做作，也有些夸张了。即便在西方，revolution也非古已有之，而是近代特有的现象，我们中国人没有必要为此自惭。近代西方的revolution与古代中国的革命，当然各有千秋，但细究起来，二者主旨仍然相通，即使有些差别，也不至于截然不同。日本人把revolution翻译成“革命”二字并非不当，而且这也不是中文“革命”一语产生诸多歧义的原因。

古汉语里的“革命”是一个生僻词——我们可以从《易经》里找到关于“革命”的只言片语，却几乎找不到古圣先贤、诸子百家以及历代文人墨客对“革命”问题的论述。直到近代以前，“革命”并不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不值得予以专题研究。所以，中国尽管数千年来治乱交替、革命不止，“革命”一词却渐渐被人遗忘、最后废弃不用，直到晚清时节，“革命”二字才又从日语回归母语，西方的“革命”理论也才大量输入中国。然而，回流回来的“革命”已经不是原汁原味，而是日本人翻译西文的专门用语，换言之，彼时所谓“革命”已非遵循汉语古义，而是西洋人所谓revolution了。

二

近代中国人了解西方革命，是以法国革命为样板（英、美革命则不被当作典型的革命）。当西方的“革命”概念传入中国时，“革命”在主流思想界是一个贬义词，这恐怕也与法国大革命有关。

王韬是第一个肯定议会民主制度的中国思想家，也是第一本汉语法国史的作者。他于1871年出版的《法国志略》毫不犹豫地谴责了法国大革命（但他没有使用“革命”一词）。王韬将“约各伯党”（雅各宾党）称为“乱党”、“叛党”，将巴黎的革命群众称为“乱民”、“暴徒”，以此表明他对法国革命的厌恶。对于法国革命中出现的大规模流血恐怖事件，王韬惊呼：“国法何在？天理安存？”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写了《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突厥削弱记》、《波兰分灭记》、《法国革命记》五本小册子进呈给光绪皇帝，其中，日本、俄国是作为变法成功由弱转强的榜样，土耳其、波兰是作为守旧拒变国破族衰的反面教材，而《法国革命记》则直指要害，可以视作对皇室和对皇帝本人的警告。康有为说，路易十六是个“宽裕爱民”的“恭俭之君”（实际上，康在写作时刻意把路易十六比作光绪），本可以成就尧舜伟业，但因优柔寡断，未能顺应时势主动变政改制，结果招致了暴民革命，使国家和自己陷于绝境。按康氏意见，法国大革命实在无足称道，不仅国王和王后死于非命，贵族、教士和无数的普通国民也“暴骨如莽，奔走流离，逃散异国，城市为墟，而变革频仍，迄无安息，漩入洄渊，不知所极”。这样子的革命，当然是应该避免，应该反对的。

但是，清末改良派的另一位精神领袖梁启超对革命的态度却异于乃师，他颇为多变，也颇为暧昧。在1902年写作的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笔下两位主人公李去病、黄克强（大名鼎鼎的革命领袖黄兴正是读了这篇小说而改名字的）发生了一场关于“革命”的激烈争论。黄克强是和平改良派，认为革命往往适得其反，他说：“……（罗伯斯庇尔、丹东等革命领袖）当初岂不是都打着自由、平等、亲爱（博爱）三面大旗号吗？怎么后来弄到互相残杀、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把全个法国都变作恐怖时代呢？怎么……把那皇帝的桂冠往拿破仑第一的头上奉送呢？可见那一时高兴的理想是靠不住的哩。”李去病是暴力革命派，认为重症需用猛药，改良已对中国无用，他说：“若是用着你的和平运动，只怕你运动得来，中国早已没有了。今日的中国，破坏也破坏，不破坏也要破坏，所分别的，只看是民贼去破坏他，还是乱民去破坏他，还是仁人君子去破坏他。若是仁人君子去做那破坏事业，倒还可以一面破坏，一面建设，或者把中国回转得过来。不然，那些民贼、乱民，始终还是要破坏的，那却真不堪设想了。……只怕这天然的破坏，比那18世纪法国人力的破坏，还险过十倍哩。”“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正是当年梁启超先生在《新民说》中所表述的观点，黄、李二人对革命的争论，也正是梁启超内心矛盾的写照。但不久之后，梁启超游美返日，政治思想急剧转向，他不再倡言“破坏主义”，且与革命党人感情交恶，此后，其反对革命的立场终生未变，晚年对国共两党所发动的模仿苏俄的赤色革命尤其深恶痛绝。

 三

“革命”成为汉语中的常用词，是在孙黄革命党与康梁保皇党展开革命与立宪大论战之后，但那时候，“革命”的含义还是清晰的，一般人所谓“革命”，主要是指暴力排满、推翻清政府、摧毁帝制、实现民主共和，即便孙中山的革命概念里还包括土地国有化、单一税、男女平权等内容，但显然并没有后来花样翻新的那些附加的“革命”含义。当辛亥革命成功，大清皇帝逊位，中华民国成立，在一般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革命已经完成。

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变成了褒义词。再后来，“革命”从褒义词变成了白话文里最响亮、最强势、最富有时代气息的日用词，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随之也就概念混乱、语义不清了。这种语境上的变化却完全不是辛亥革命的功劳，而必须要归功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所谓“新文化运动”。从那时开始直至毛泽东时代终结，“革命”一直是中国历史的“主旋律”。

俄国本是一个大而不强的二流国家，连续经过两场革命，大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感觉，不仅政治上敢于独树一帜，做出一副真理在握、前程远大的样子，经济上、军事上也的确突飞猛进，这让许多中国人大为钦佩和羡慕。有俄国作榜样，“革命”成为香饽饽，政治行情日日见涨，以至于被已经焦头烂额的“中国的先进分子”义无反顾地奉为救国救世、自立自强的不二良方。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之所以仍旧贫穷落后，之所以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之所以还有明目张胆的“封建复辟”和军阀割据，这一切都是因为“革命尚未成功”、革命仍不彻底，是故，中国必须有更大、更多、更长久、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于是乎，苏俄所扶持的国共两党渐渐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而苏俄化的革命词语也就跟着满天飞了：反军阀反政府是政治革命，贫农打地主、工人骂老板、穷人劫富人是阶级革命，华人反对洋人是民族革命，即便写新诗也叫诗界革命，穿洋衫叫服装革命，做体操叫体育革命，画裸体叫艺术革命，父子反目叫伦理革命，离家出走叫家庭革命，未婚同居叫婚姻革命，女子偷情叫妇女革命，……总之，一切的变化，一切或好或坏的新生事物，一切或新或旧的异端乃至极端言行，一切脱胎换骨、悔过自新的可怜愿望和行动，均可以自我标榜为“革命”，以此作为其先进性与正当性的标识。

在“革命”的喧嚣中，一整套的“革命”话语呼之欲出。渐渐地，人们似乎也就淡忘了“革命”的本意不过是颠覆旧政府、建立新政府，却以为革命可以缔造一切美好新事物，革命将创造新人、新制度、新社会、新文化，革命之后将拥有革命之前可望而不可及的一切好东西，革命简直可以上天入地、呼风唤雨，革命几乎无所不至、无所不能：你要吃饱肚子吗？请参加民生主义革命；你想欠债不还一笔勾销吗？请参加均贫富革命；你要和外国人一决高下吗？请参加民族主义革命；你要民主吗？请参加民主主义革命；你要美女和爱情吗？请参加浪漫主义革命；你要进入人间天堂吗，请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革命。

就在“大革命”步步胜利、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即将土崩瓦解之际，共同发动革命的国共两党却反目成仇了，中共骂蒋介石“背叛革命”、“反革命”，蒋亦以牙还牙：“谁要反对我革命的，谁就是反革命！”1927年2月，由苏俄顾问操纵的武汉国民政府仿照苏俄刑法典发布《反革命罪条例》，从那时开始，“革命”成了不容置疑的唯一政治正确的人生选项，因为“反革命”成了极其严重的刑事犯罪。这条由俄国人发明的罪名一直沿用到江泽民时代，才改为较少意识形态色彩的“颠覆国家政权罪”。

四

毛泽东、共产党靠革命起家，以革命建功，凭继续革命掌权。在毛泽东时代，“革命事业”由毛和党一手包办、一体垄断，至此，“革命”的含义也就变得异常简单：听毛话、跟党走就是革命，不听话、不顺从就是反革命；从前曾经反毛反共的叫做“历史反革命”；而一切反革命都没有好下场，死了的要掘坟，活着的要镇压；至于“反革命集团”，则必须“打倒”。在“革命”的名义下，私有财产没有了，言论、结社权利没有了，成批的中国人民丧失了自由和生命。

毛时代的“革命”是至高无上的神圣符咒。革命包罗万象，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文化，从物质到精神，从身体到灵魂，一切都必须与“革命”挂钩。中共治下的一切人和事皆被“革命化”：“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被命名为“三大革命运动”；省地县各级地方政府一度改名为“革命委员会”；无论杀地主还是打老师，无论砸文物还是掘祖坟，都曾经是“无比正确的革命行动”；学则“革命先烈”，传则“革命精神”，行则“革命路线”，唱则“革命歌曲”，演则“革命样板戏”；以至于就业叫做“参加革命工作”，老婆叫做“革命伴侣”，孩子是“革命后代”，生养孩子便是“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那真是一个革命的时代，离了“革命”二字，那些被毛共洗了脑的人是已经完全不会说中国话的了。

若干年后，邓小平为了推销其“改革开放”，也不忘以“改革是一场革命”来自贴标签，可见“革命”话语的无上魔力。

五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进入21世纪之后，曾经盛产“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经以“革命”为志向为责任为准则为使命的中共中央居然对“革命”过敏了。“革命”一词成了让中宣部头疼的敏感词，用Google搜索“革命”，得到的是“无法显示网页”。《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也已经勇敢地扯下了革命的遮羞布，公开举起了反对革命的旗帜。

经过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革命洗礼之后，中国当局的政治处境似乎又回到了清朝末年，“革命”的汉语语境也似乎回到了清朝末年。而实际情形的变化比语境的轮回则更加严酷。

1911年，城里的革命党不许乡下的流氓阿Q同去革命。到了1927年，阿Q们有了苏俄做靠山，建起了自己的革命党。一本名叫《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小册子将阿Q式游民——“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称颂为“最革命”的力量（因李维汉等人的批评，毛这段话在收入《毛选》一卷时被删除），更令人惊讶的是，这本小册子公然将一切富人、一切传统文化人通通视作革命的对象。毛泽东说，“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这句话在当时就引起争议，张国焘曾质问毛，有几亩地的自耕农也是“豪”吗？你自己在湖南也算绅士，也“劣”吗，毛哈哈大笑说，为了革命的需要只能这么说），毛又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就意谓着，阿Q们不仅可以爬到姨太太、小姐的牙床上去滚一滚，还可以床上滚完之后再把那一家老小通通杀掉。在另一本毛泽东为武汉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起草的《土地调查》小册子中，毛宣布：“有地三十亩以上……，均是反革命”，意即皆可杀之，湖南大儒叶德辉、中共领袖李立三之父李昌圭，即被农会以“土豪劣绅”罪名处决，国学大师王国维正是在得知叶德辉的凶讯后写下“义无再辱”自沉昆明湖。毛以三十亩为反革命标准仅略多于毛家二十二亩地，可见，比毛家更富有，将是不幸的源泉，正如比毛氏更有学问，也将是不幸的源泉——罗隆基曾因一句“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令伟大领袖龙颜大怒，决心“引蛇出洞”、“围而歼之”。仇富、反智，这正是阿Q们的革命逻辑。1927年还只是小试牛刀，1949年“革命胜利”，就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镇反、土改、反右、文革，革命的毛共对于反革命的“黑五类”几近“种族灭绝”，在广西武宣，农民斗完地主、学生斗完老师之后竟将被斗者剖腹割肉、分而食之，在湖南道县，数千户“出身不好”的家庭惨遭灭门，连出生仅10天的孩子也不放过。

阿Q式的革命派在大杀反革命之后，通常的制度结局是以民粹极权取代传统专制，至少也是以强专制取代弱专制：列宁斯大林取代尼古拉二世，毛泽东邓小平取代宣统皇帝和蒋介石，卡斯特罗取代巴蒂斯塔，霍梅尼取代巴列维，萨达姆取代费萨尔，卡扎菲取代伊德里斯……，阿Q革命的结局，大致如此。然而，当阿Q们一个个老去，当他们的子孙坐了江山，做了权贵，成了“红二代”、“官二代”，转过头来，他们自己变成了反革命，又打算以血腥的手段扑杀革命。鲁迅说：“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

去年以来，阿拉伯世界此起彼伏闹革命，把万里之外中国的一些达官贵人惊出一身冷汗，以至于听到“茉莉花”就心惊胆战、神经错乱，立刻摆出一副“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此为毛时代常用语，主语通常是“阶级敌人”）的拼命三郞架式，这实在是有些过分了。据说一旦革命真的来临，还打算“活埋”一批。看来革命之泽，是要五世而斩了。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77期   2012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