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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我为王立军鸣冤叫屈

黄秀辉

“打黑英雄”王立军被成都检察院提起公诉,9月17、18日开庭审理。我对王犯罪没有任何怀疑,那为什么还要为他鸣冤叫屈呢?

一说徇私枉法罪:“明知薄谷开来有杀害尼尔∙伍德的重大嫌疑,却违背职责、徇私枉法,以使薄谷开来不受刑事追究”。王是公权人物,但在中国行使公共权力没有委托和代理的关系,公权是私有化的,“公安”是为各级“一把手”看家护院的“家奴”。作为“家奴”,王接受的教育是“对党无限忠诚”、“听党的话跟党走”,他的“党性”就是“奴性”,就是“讲政治”,与主人“保持高度的一致”。在王眼里,薄书记就是党,他的乌纱帽是书记给的,为了维护“薄家天下”的稳定与和谐,他竭尽所能,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家奴的本分。假设重庆公安局长不是王立军,换了他人也同样是“党叫干啥就干啥”。王是什么身份,他自己说得最清楚:“我就是当官的嘴里一块口香糖,嚼得没味儿的时候吧唧吐地上,指不定粘在谁的鞋底子下。”

二说叛逃罪:“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王“溜须拍马拍到马蹄子上”,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想到向“美帝”喊救命。凭他多年“公安”的经验,深知美国使领馆是960万平方公里上唯一“安全”、“说理”的地方。凭他的聪明,他算计到即使得不到美国的庇护,起码能保住性命;而中国高层之黑,捏死他像捏死个蚂蚁。在生命受到威胁时,逃生是动物的本能,王实属被逼无奈,狗急跳墙,激情叛逃;也幸亏他“叛逃”到美国使馆,否则小命早就没了——王到底还是精明人。

三说滥用职权罪:“未经批准或者伪造批准手续,违法使用技术侦察措施”。王侦察了什么?有几种说法:监听了谷开来谋杀过程;监听了薄熙来;监听了九常委。第一种情况在公安局长的职权范围内,不需要批准;第二种情况,窃听薄不会被发现,也不会被追究;唯有监听九常委之说可成立。中共的历史是一部政变史,你是谁的人很重要,只有“站队”正确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就需要你去拼命掌握一些领导的秘密,再向自己要投靠的人告密以表忠心。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若泽∙萨拉马戈在他的小说《盲目》里讲的那个故事很像中国。城市发生一种奇怪的传染病,几小时中全城一半人眼睛失明,政府不得不将所有病人送到集中营。这里暗无天日,在各种生存威胁之下,人性所有的弱点都被诱发和挤压出来。告密威胁着每一个瞎子,每一个瞎子为了保护自己,也就更起劲地去告密陷害其他瞎子。

四说受贿罪:“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巨额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一个无耻的时代总是要把所有人都拖下水,让大家都不干净,然后大家就乖乖跟着走了,成为罪孽的帮凶。王的最大贡献是,他让中国人看清了谁是黑社会。黑社会吸收新成员时首先就要求他去干一件犯罪的事,否则别人就要把他赶走,甚至还要加害于他。如果王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巨额贿赂,那就太不正常了,他就不是“中国特色”的局长了。如果薄谷开来杀人案没暴露,薄熙来即使入不了常委,也依然是重庆王,王立军也仍然是打黑英雄、公安局长。王的受贿罪只是拔出萝卜带出泥,此次庭审指控王受贿300万,在他那个级别,受贿300万算很清廉了。就谷开来案来说,仅尼尔∙伍德向谷索要的报酬就是一千万英镑,而在该案中,检方对薄、谷贪污受贿只字未提。中国的官没有“最坏”,只有“更坏”!而“更坏”只是“更坏”机制的一部分。在“更坏”成为各大利益集团所需,它就成了颠扑不破的体制,在该体制中,官员如果不贪腐就是异类,将被清除。《天怒》作者通过贪官之口揭露:中共正是让大小官员共享腐败发展成果,从而赢得他们对政权的维护,这就叫“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

四罪并诉,多位知名律师依法分析,王很有可能被判无期徒刑。王本来是一个举报者,为“党”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党”并不领情,依然要“重罪治王”。为什么?“宫廷斗争”的特点是:高墙之内神秘莫测、派系林立、尔虞我诈、你死我活,但对外则要显得“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因为大家同在一条贼船上,不“保持高度一致”就全玩完。家丑不可外扬,在党内不在乎你做了什么坏事,什么都可以在内部摆平,关键是你不能把事情捅出去。王没有遵守“潜规则”,背叛了统治集团,到美国使领馆“上访”,打破了“权为民所赋”的谎言,不但使整个集团蒙羞,而且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这是统治集团绝对不能宽恕的。王“知道的太多”,而且他是家奴,统治集团要杀一儆百。“重罪治王”并不是为了给“重罪治薄”做铺垫,要知道薄有高贵的血统,有世袭“刑事豁免”特权。

王作为恶体制的支持者、奉行者,当然有自己的一份制度性原罪之责,但对于一个“全体官员犯罪”的体制来说,犯罪的人太多了,司法已为虚设,无法惩处整个官员队伍,因而每一个入狱的贪官都感到不公平、倒霉和冤枉。事实说明,非改变体制,中国的官员犯罪已无法制止。

薄、王案本可以用以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促进中国的体制改革,遗憾的是当局将其碎片化,多方面切割,进行政治掩盖,其目的依然是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维护现行的“更坏”体制。王立军作为一块嚼烂的口香糖被吐掉了,而这个“更坏”体制仍然依然继续“维稳”运行。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8期   2012年9月21日—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