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49期）

（二）

九一三以后，已经抛弃了现行体制与毛泽东路线的思想者，准备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改变现状，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呢？大致上有两条路径：外部路径与内部路径。

外部路径就是重走当年共产党闹革命的老路——组织地下党，发动武装起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四五运动署名“黄隼”的自由体诗中写道，为了打倒“秦皇的封建社会”，“我们不怕抛头洒血，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杨小凯坐牢期间，遇到了刘凤祥等一批因为组织“中国劳动党”而被执行死刑的政治犯。1977年经华国锋亲自批准，各地均枪杀了一批所谓地下“反革命组织”的成员。

内部路径就是争取成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走戈尔巴乔夫在体制内从上而下地瓦解苏共的道路。1975年，我在与友人通信交流思想时，表明自己有意充当中共肚子里的“孙悟空”，信件被公安机关截获，由此成为“反革命小集团”案犯。北京化工学院团委《关于开除陈子明团籍处分的决定》称：“陈在插队期间与XX（内蒙锡盟师范学员）一起，以交谈和写信方式，交换、散布了大量的反动观点和不满言论，形成了一系列反动谬论。他们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歪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还狂妄地提出，要‘争取混入党内，窃取较高的权力，实行和平演变，最后达到制度的改变。’”

这两种路径都很艰巨和漫长，需要经过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而后来事态的迅速发展则出乎人们的意料，历史的真正进程并不是上述的两种路径。我在1975年对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的分析和态度是：毛泽东、江青是左派，周恩来是中派，邓小平是右派；我们哪一派都不是，哪一派都不支持；我们反对的是中共的一党专政。当时像我这样二十刚出头的青年人，还没有联合邓派、周派集中力量反对毛派的策略思想。然而，当我在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上用扩音器带头呼喊口号的时候，第一个口号却是“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这说明形势比人强，政治运动自身会教育人们掌握统一战线的策略。

今天，当人们普遍对现状不满，强烈呼唤变革的时候，早年毛泽东式的“造反”和戈尔巴乔夫式的“政变”，再次成为政治的选项。由于有四五运动的历史经验，人们希望加快进程和减少牺牲，自然会把体制内外两种变革力量良性互动、里应外合、形成“历史的合力”，作为最佳选择。然而，最近的一二十年不同于毛泽东晚年时期，甚至也不同于1980年代，虽然有“北京帮”、“上海帮”、“团派”、“太子党”之类的朋党之争，却看不到明显的政治路线斗争。没有执政集团内部的路线斗争，就难以出现新的四五运动。

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期的执政集团，都是由两种类型的人组成的。一种人是政治人（叫政治家带有褒义，叫政客带有贬义，我们需要一种中性的说法），另一种人是行政人（或者叫官僚）。在毛泽东时代，官僚绝对是一个坏词，在韦伯逐渐普及的今天，人们已经开始了解它的中性涵义。在多事之秋，通常是政治人当家，在平稳发展的时候，官僚的作用就凸显了出来。

在苏俄创建初期，苏共的领袖人物都是政治人，诸如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之类的。当斯大林取得独裁大权，而苏联早期计划经济成果与西方经济大危机形成鲜明对照的时候，斯大林模式基本成形，政治人不再具有容身之地，苏共领导集团成为官僚的乐园。毛泽东建政初期，本来是要全盘照搬斯大林模式的，但是这种“苏化”刚刚起步，斯大林就去世了，苏联人自己起来清算斯大林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进行体制的摸索和试验，都在与党内其他人进行路线斗争。他的两次改革尝试——“大跃进”和“文革”，结果都是失败的。他在临死的时候，对于未来很悲观，他心知肚明，历史将会像清算斯大林那样清算自己。1970年代和1980年代，是政治人活跃的时期，在华国锋掌权的时候，人们呼唤邓小平出山，不是在呼唤一个安于现状的官僚，而是在期盼一个雷厉风行的变革者。但是到了邓小平南巡以后，尤其是中国入世以后，稳定成为官方的第一主题词。工程师掌权，在世界史上只有两个明显的例子，一个是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一个就是中国的当下。

官僚执政，能够长久吗？应当说，日本东京大学出身的官僚掌权，比勃列日涅夫的“第聂伯罗帮”工程师掌权，要更为持久。在麦克阿瑟帮助日本奠定宪政民主制度，尤其是1955年体制形成后，政客在日本政治舞台上，一直是一种点缀和花瓶，实权掌握在官僚手中。但是，当日本人均GNP超过美国，“赶超”目标基本实现后，日本这艘航船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官僚的长处在于执行力，而不是选择方向和目标。选择方向和目标，也就是掌舵，这是政治家的使命。最近一二十年，日本社会一直在呼唤政治家，日本民主党取代“一党独大”的自由民主党，就代表了这种新的潮流。日本在二战后的改革，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变革，因此昭和年代的日本人，得以坐享三四十年的改革红利。中国的邓小平改革，只是半截子改革，并没有触动“斯大林—毛泽东”模式的政治体制的核心——“一党专政”。在这种体制下，连日本式的“赶超”任务都无法完成，更不用说“赶超”以后了。

拍马屁的文人把当下吹捧为“大唐盛世”、“康乾盛世”，但历史告诉我们，根本性的体制问题不解决，这种“盛世”不过是过眼云烟。下面所说的一系列问题，都不是因循守旧的官僚们能够解决的。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城乡结构的改变，廉价劳动力逐渐枯竭，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拐点。钱权交易导致贪官、劣绅的大量涌现，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再度成为支配舆论的因素。已经获得自由民主的人民不肯重归专制政体治下，缺乏宪法爱国主义的多元一体国家受到民族主义的威胁，实现不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成为中华复兴的障碍。排斥人权、法治、宪政等“普世价值”，使中国当局与世界主流文明和国际秩序格格不入，中国崛起所需要的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得不到长期稳定的保障，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思想控制、教育垄断、人才逆向淘汰，导致中国的学术凋敝与精神萎缩，无缘成为世界主要的知识与文化创新者。

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际国内问题比平成年代的日本要复杂得多。明眼人不难看到，中国当局再追加几千亿“维稳”费用、几百亿“外宣”费用，都无济于事。中国需要新一代的政治家。而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出现政治家和政治派系的迹象。但是，政治始终是有风险的，新政治家既可能是中国的林肯、罗斯福，也可能是中国的墨索里尼、希特勒。究竟是林、罗还是墨、希，不完全取决于他们的个人素质和志趣，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意的走向。中国要复兴，这是过去一百多年不变的主题，是循序而进还是迎头赶上，是走英美路线还是德日路线、苏俄路线，是“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色”还是“中国模式”，则始终是一个问题。

未来的“四五运动”，需要有三个前提条件。首先，是出现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这种危机并不一定要达到饿死上千万人或者“全面内战”的程度，事实上，只要出现1980年代末期的通货膨胀和1990年代初期的经济停滞，现在的当局就会承受不了。其次，是出现普遍性的社会不满，而且这种不满要有大致相同的指向，不能像1920年代的德国，有些人指向凡尔赛体系，有些人指向共产国际，有些人指向犹太人，有些人指向垄断资本。第三，体制内出现与体制外相呼应的革新政治家集团。新“四五运动”依然是一种最理想的社会变革方式，但是，也不能排除其他的社会变革方式。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中国社会转型，迄今仍在半途。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令人不禁想起孙中山的一句老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