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我替“思想反动”的大哥庄彦斌往香港的一家电台投寄了一封匿名信，为此被以大逆不道的“反革命罪”逮捕入狱，羁押于黑龙江省伊春市朗乡林业公安局看守所。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的“罪行”会有多么严重。

解放那年（1949年），我在重庆清华中学读书。解放后我参了军，空军地勤，驻扎在中朝边境，也曾踏上过朝鲜的土地。几十年后我了解到，志愿军当了俘虏回国的，被整得很惨。有个女兵，被发配到一个非常偏远的山区，遭强奸18次。我出了一身冷汗，谢天谢地，幸亏我没当“俘虏”，而当了右派，我情愿当右派。

现代医学在不断的更新和进步之中，在西方医生三五年不进修，就跟不上趟。然而文革中所谓的“新医疗法”，却是根本违背科学的胡搞乱整。尤其可怕的是，它被拉大旗作虎皮地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统帅和指导下的医学革命”，成了政治标签，敢不从或质 疑，就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行为。而医疗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其结果就是把人当动物，作野蛮、荒唐的试验。

在中共建国以来的异端思想史上，1957年毫无疑问是至今为止的一座思想巅峰 。当时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国际上苏联开始“反斯大林化”和匈牙利、波兰发生人民起义事件的鼓励下，利用了中共提倡的“双百方针”和“整风运动”，勇敢地发出了要求政治改革和自由民主的呐喊。就对执政的中共的批评和建议而论，其涉及的范围之广，深度之大，都是当代中国思想史上所仅见的，远远超过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种种的“改革开放”的理论。

“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是总理温家宝建国60年前夕特别看望的四名科学家和医学家之一，他1970年开始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1982年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合并，朱光亚先后出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担负起了全面领导和组织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的重任。1994年3月补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4年6月至1998年5月任中国工程院院长，1994年6月当选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执行主席、院士、党组书记，是国家领导人级别的科技界领导人。

论及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组党运动，就不能不提到清华大学的徐璋本教授和他的同学钱学森，二人均为导弹专家。徐和钱均生于1911年，都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博士。不仅他们的专业都是和导弹有关，而且两人的私交甚好。钱学森1955年回国，以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要职，走的完全是“学而优则仕”的官道。徐璋本教授比钱学森早一些回国，反右发生时，他已经在清华理论力学教研组任教。

我曾在《我和我的右派朋友》一文中叙述过，1957年“鸣放”——反右时，因与挚友席凤楼通信中谈到学校里贴出的一张大字报“南大二十条”，由于凤楼不慎，信被别人看到，他因而被人告密、揭发，后被打成了“右派”。又因此追究查到正在读书的我，于是我也被打成了“右派”，开除学籍，送交人民公社监督劳动改造。从此我就失去了生活与工作的权利，走上了苦难的历程。这是一段难忘的记忆，几十年过去了，还是难以忘记，因此留下一点真实给予后人。

那时正是毛氏执政的鼎盛时期，其威望如日中天，“顺者昌，逆者亡”，他们没收个人财产，剥夺公民权利，严密控制每一个人。我没工作，生活就陷入了绝境，1949年后我家已一贫如洗。中共的土改，根本就没有实行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土地改革法》。我们一家在土改中，被扫地出门，家破人散。全家老少九口（祖母、父母、六兄弟姐妹）全靠着父母帮人干些杂活、洗浆缝补勉强度日，有时还要挨饿、乞讨。

威斯康辛大学的郭建教授最近在谈到当代中国人的记忆遗忘症时有一个很精辟的见解，他认为：由于“当政者对自身行为的文饰及对民间舆论的压制，历史总不断面临被封杀、被扭曲、被遗忘的危险。这一现象在当代尤其明显，以至于形成这样一个悖论：与老年人记忆减退的模式相仿，越是切近的往事，在当代人的记忆中，越为淡薄；二十年前（六四）、四十年前（文革）、五十年前（大跃进、大饥荒）发生的事倒不如两千年前发生的事显得清晰。”

两个“六四事件”比较

1989年6月4日，发生了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中国军队的坦克、装 甲车在北京大街上镇压参加民主运动的群众；波兰民众用自己手中的选票把团结工会的领导人送入了议会和政府。这两件事一反一正，共同促成了柏林墙的倒塌、华沙条约组织的解体和苏维埃帝国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