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我1959年1月才划成右派，栽在了“向党交心运动”。

1957年鸣放期间我在峨嵋山，没有参加鸣放。6月份，《人民日报》的反右社论出来了，还登出了“咱们工人说话了”之类的反右文章。我读起来不是个滋味，说了几句话：“你请人家提意见，提了意见又打人家，这就象请人做客，客人进了门你抄起棍子打人，这个道理说不通。”我不识时务，这个时候还说话。（其实不是“不识时务”，而是想不到一个泱泱大国的执政党会使出街头流氓或黑社会老大都要忌讳的手段。）

但是，没划我右派，妻子刘曼若倒当了右派。1958年初，刘曼若丢下两个娃儿，下放南桐劳动改造，我独自带两个小孩。下半年，党组织宣布反右告一段落，现在是内部向党交心。我这个时候才把我的“心”交出来，主要有两点：一、匈牙利事件我认为不是反革命事件。二、南斯拉夫不一定是修正主义，它应当有自己的发展模式。

谭：你已经看到说真话的下场，妻子也当了右派，为啥还要说话？

张：我是个直性子，心里想啥就要冒出来。我旧小说读得多，深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风义胆的影响。不过，后来我也惶惶不安。

那时，出版社在李子坝，从一个台台上去是大门。鸣放时领导把门关了，改道从旁边石梯上去，一进门就看到一垛泥巴。1957年至1958年，那垛墙专门用来贴揭发、批判的大字报，三天两头有人被点名，如：某某某在鸣放中说过，共产党是啥子啥子。起初还有人反驳、辩论，后来发现完全是党组织在幕后操纵。张三揭李四，李四揭王五，计划科李黛林（长寿湖右派）头一天写人家，第二天就轮到自己。党组织在幕后奸笑。越到后来我们越明白，某人被点名是党内授意，不是群众之间观点不同，观点不同还可以辩论，但一旦被点名，就意味着你是右派了。

那时，大家都非常紧张，每天上班进门爬那个梯坎，脚就发软，看那垛墙，心惊胆颤，生怕出现自己的名字。我们把那个梯台和那垛墙称为“生死台。”你年轻，不懂那种恐怖。我预感到自己跑不脱，非常紧张。妻子已经遭殃了，娃儿得靠我。晚上我睡不好觉，望着两个娃儿，担心第二天上“生死台”。那段提心吊胆的日子，难受得很。一天又一天，终于“盼”到了那一天——“生死台”上出现了我的名字！我的心“咚”地一声落下去，不再悬在半空。咳，心安了，那天晚上，我平平静静睡了个好觉。给我定的罪名是：乘交心运动向党进攻，交黑心。

到长寿湖后，我学乖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丈夫能伸能屈，这个改造还漫长得很，看不到头。说一句话，整得比刑事犯的刑期更长，劳动更重。

我们家的情况刘曼若都讲了，我给你讲讲几个长寿湖右派的故事。白永康是个教师右派，他体质好，耐摔打，干活一个顶俩。轮上给伙食团挑水，别人累得喘大气，他却不当回事儿，天雨、路滑，照样满挑儿走得闪悠悠。大伙都羡慕白永康，说他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象棵实心竹。

他出事后有人说，哇，他放烟幕，装假象，为的是掩人耳目。装假？一年三百六十天，十五年该是多少天？白永康风里来雨里去，没偷过一天懒，十五年，这个假谁愿意装？

出事那天，我们正关在屋子里搞四清运动小结。突然传来一片喊杀声，一群红卫兵从山坡上黄桷树后面杀声震天的冲下来！那个气氛十分恐怖，让人想起围猎；不过，困兽还可以逃窜或者反抗，我们连自卫之力也没有。……许多人吓懵了，白永康正在挑水，脸色一下子惨白，象得了热病，浑身颤抖，目光痴呆。

白永康秘藏的两本日记给红卫兵抄走了。事情非同小可，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他都记了抨击性的言词，一旦公开，这罪名是怎么也担当不起的。我们都认定白永康这回完了，彻底完了。

处置迟迟没来，白永康日子难过。人总是这样：无论结局有多糟，该来的就巴望它快快来，到时候咬咬牙，横横心，也能挺过去。

这中间，白永康曾有过一次绝望的行动——逃跑！晚上吃饭时，发现白永康不见了，全队马上集合，分两路出发，一队上山搜索，另一队去封锁通向外界的路口。大伙手执电筒，一明一灭，一边吆喝，一边四下寻找。山上长着青杠、麻柳，林间茅草没顶，葛藤缠身，人走进去不是这里挂着，便是那里绊着，闹腾了大半夜，不见踪影，人人心里都窝火。我觉得毫无希望，索性原地站住不动。就在这当儿，刹啦啦一阵响，脚边的草丛里忽地钻出个人来，一看正是白永康。他神色凄惶，额上脸上挂着血印，抖抖索索对我说：“我，我糊涂，惊动了大家，我对不起你们。”我不知该怎样回答，我相信他已后悔，省悟到这举动纯属糊涂，中国地盘尽管大，人的立锥之地却很小。就算你能从这儿跑掉，跑出这座山，跑过这个县，甚至这个省，那又怎么样？迟早还不是要给捉回来！我想老白未尝不懂这个理，他是精神负担太重。

从此，白永康被严加看管。这样做其实大可不必，我相信他不会再跑，寻短见也不可能，我们天天生活在湖边，想跳的话尽可以往里跳。这种事早有过，也不止一次两次了，那叫畏罪自杀。

抓他时，他表现很平静。警察一来他便伸出双手，铐上之后他回头看了一眼，接着快步登船。行前他悄悄向我话别，说：“此去凶多吉少，看来是永别了，如果尚有一线存活的希望，无论怎样我也要活下去。”当天传回消息，白永康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还有一个叫胡朝聘。灾荒年我和他同住一间屋，同吃一个灶。他这个人十分本份朴实，走路轻轻的，做事一声不吭。他总共只读过三年书，因为家远，早出晚归，中午饿一顿；没有鞋子穿，一年四季打赤脚。他明明不是知识分子，却把他整成“资产阶级右派。”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最初不说，问了好几次他才告诉我，他遭在一次“玩笑”上。那是五十年代初，他苦于找不到对象，有人对他说，可以找领导解决嘛。于是有一天，他在领物单上填写：请发婆娘一个。单子交上去，领导根本没看，大笔一挥：“照发。”领物单传到库房才发现这个“玩笑”。领导很有些下不了台，十分恼怒，怕别人说他官僚主义。五七年反右一来，领导报一箭之仇，把他打成右派。

他下长寿湖时，已经有了老婆，而且夫妻非常恩爱。这事整得他一声声长叹，非常后悔。在渔场，胡朝聘虽然为人正派，干活踏实，但两次摘帽都排不上号。人家嫌他出力太少，不起眼，其实他是体弱多病，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自己倒也泰然，表示要创造条件努力争取。好象是要争取入党入团似的。听他这样讲，我很难过。

一天，我接到一封信，陌生的笔迹，陌生的署名。信是胡朝聘的妻子写来的，她问我：为什么胡朝聘总摘不掉帽子，是不是他改造不好?她叫我实话告诉她。我觉得为难，怎么向她讲呢？几次提笔又几次搁下，日子一天天过去，信还是没有写。事后想来，我是铸了大错了。

就在那年秋后，我到一个公社去出差，一去一个月。等到回来时，胡朝聘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婆娘来过了。”“人呢？”我问他。“走了。”原来他们离了婚。她早不来迟不来，偏偏我不在的时候来，否则，我会弥补我的过失，当面说明原因，他们也许不至于离，这事我直到现在都在自责。

我问他：“胡老大，你为什么就答应了呢!劝过她吗？”“不必了，这样好些。她还很年轻，又没有娃娃的拖累。其实下来前我就向她提出过，她当时不答应。”事后我了解到，那天从法院办妥手续出来，他们两人边走边谈，轻言细语，彼此没有一丝埋怨。临别时两人依依不舍，胡朝聘拿出身上仅有的一斤粮票，买来十个馒头（那是灾荒年）非要交给她。他妻子（此刻已经不是妻子了）推了回来，说：“你带回去，你的粮食不够吃。”两人推来推去，车要开了，最后只好平均分配，一人一半。车开时，她回过身来很深情地看了他一眼说：“你要多保重，如果有机会，请到我家来……”

从此以后，原本沉默寡言的胡朝聘更难得说话了。我知道他心中酸苦，有心安慰他却又不知如何说好，后来他自己憋得难受，主动向我谈到了她。他说：“你不知道她待我有多好，可我让她受了许多苦，想起来真是对不起人家。人讲情义，换了别人也一样。我想忘掉她，不得行，忘不了……我常想，她现在自由了，该找个对象了。我真希望她有信来，告诉我她又有了新家，那我就了却心事了。”

好不容易熬过了灾荒年，阶级斗争的弦松动些了，市场物资也丰富起来。住在城市的敏感的家属们纷纷下来探望自己的亲人，其中也包括一些离了婚的夫妻，这是一种颇为奇特的现象。有人曾以自嘲的口吻，用三句话概括了当时情形：一个摘了帽的右派，带上离了婚的妻子，去进不收粮票的馆子。右派离婚，本是不得已，环境宽松一点，马上就和好。

我萌生了一线希望，希望有一天她突然来找胡老大，老大似乎也想到了这一层。然而，等了一天又一天，希望越来越渺茫，他先是心神不定，渐渐地反倒平静了。我对他说：“她不会来了。她不来，说明情况有变，别再想了。”他很平和地说：“她肯定成家了，这样好，免得再牵挂。”随后我们各自分开。不久我听说，老大终于摘掉了帽子，我很为他高兴。我想应该去看看他，说几句表示祝贺的话。相见时，他说他回了一趟城，看望了亲友，也看望了她。

他告诉我，他到厂里去找了她，她见到他很是高兴，问他的起居，问他的健康；她还告诉他，一年前她又结婚了，老大向她祝贺。他也向她报告了喜讯——摘帽了！话刚出口，她面色大变，眼泪刷刷就流下来，她掏出手绢揩了又揩，总揩不干。胡朝聘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瞬间里，一张十元的钞票塞到他的手上，同时她转身就跑。等他醒悟过来追上去，人已走远，只看见一个低头抽泣的背影。“她为什么哭？”我问老大。“晓得，大概是为我高兴极了，人一高兴有时反倒会悲伤。”

他真憨，那女人必定失悔了，要是再等等，事情说不定就会是另一个模样。也可能她并不幸福，象胡朝聘这样厚道、体贴的人世上毕竟不是很多的。后来他再没有向我提起过她。落实政策的前一年，他来看我，忽然说：“不晓得她现在过得好不好，有时候冲动起来很想跑去看一眼，又觉得不妥当，算了算了。”我晓得他忘不了她。胡朝聘八十年代去世了，我忘不了他。

第三个是个文人，叫XXX，他一直生活得惊惊惶惶，总担心有什么灾祸要落到头上，尤其是形势紧一点，更是惶惶不安。所以他一年到头都在观察形势，天天揣摩管教干部的心思。管教干部同谁多谈了几次话，委派谁多做了几件事，他都要不安。管教干部最喜欢听揭发、汇报，XXX投其所好，悄悄记下其他右派的言行，向管教干部汇报。XXX这个人记忆力特强，可以把你的原话一字不漏记下来，原原本本汇报上去。我同他算是朋友，他连我也汇报。有一次我们一块撒尿，我望着黑沉沉的天叹了口气说：“这个日子看不到头，这辈子可能完了。”还有一次冬天修东风荡，那是个要折磨死人的劳役。还没修完，一场从垫江来的大水把坝冲垮。我松了口气：“好了，好了，我们可以活出来了。”事隔了好些日子，XXX揭发我，一字不差，骇得我发抖。

管教干部最喜欢这种告密者，所以XXX比较受器重。不过，他犯了众怒。曹贞干、高志长、李普杰、杨正秋等联合起来，共同揭发他。一篇一篇地揭发，由也是搞写作的文人杨正秋执笔（杨改正后出版了长篇小说《陪都夜雾》）。次数多了，管教干部开始对XXX产生了疑心，冷落他。XXX慌得不得了，那个失魂落魄的样子也可怜。（黎民苏说，管教干部陈XX骂他：“你是条狗！”XXX慌忙站起来，连连点头：“是、是、是，我是条狗，政治上的疯狗，生活上的饿狗。”）

刘曼若：XXX也是为了求生存，如果不是环境逼迫，他也不会那样。他多次说过，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是当个组长。你不要小看组长，那是鼓励他生活下去的信心。为了这种“上进”，他付出得多。有段时间我们右派的所有进出信件都要被拆开检查。XXX便在给他老婆的信上大谈自己如何热爱养猪，如何甘心为社会主义养一辈子猪……

（长寿湖好多右派都提到XXX，有不原谅他者如向光棣——恶狠狠揭发向之后至今不道歉；有认为他太失人格者如蒋维亮——XXX跪步移到红卫兵面前讨好地解释莎士比亚，等等。1979年，XXX改正之后又拿起笔写作，我读过他的多篇散文诗，文字还算优美，但毫无风骨，连一点痛苦都没有。半年前书店里见到他新出版的一部书。在后记中他开篇写道：“我有幸生活在这个千年难遇的盛世……”XXX的不幸不在于他当了20年右派，吃尽了苦头，而在于他被改造成“终身残废”，再也站不起来。作为一个作家，在经历了个人、家庭的巨大灾难，在目睹了国家、民族的惨烈浩劫之后，没有痛苦的反思，仍然是长寿湖的德性。这种不幸，是X诗人的真正不幸，当然，也决不是他个人的不幸。）

张：长寿湖有三个管教干部值得采访，一个是改右学习班主任。这个人非常典型，他公开宣称：我要把改造右派工作作为我的终身事业。他整了好多人，至今不向任何人道歉。

第二个是改右学习班书记。他自己也有“问题”，想通过对右派严酷无情来表现积极。他后来被排挤，贬到了团山堡，他内心也很孤独。1979年之后，他也没向右派道歉，但是对右派热情，见面握手，求他帮忙（他后来在市人大法制处），他也热情相助。

第三个是改右学习班指导员郑修成，这个人在长寿湖还算温和，1979年之后，他逐家逐户登门向右派道歉。现在我们成了朋友，他进城来经常到我家耍，是个有良心的人。

八十年代我出了一本散文集《回声》，本来我打算专门写长寿湖，但总编不同意，结果只放了几篇回忆文章。长寿湖故事还多，下次你来我再给你讲。

（采访时间：2001年5月7日，2002年3月25日，地点：重庆出版社。本篇采访录的部分内容采用了《回声》中的文字。）

补记：

张慧光老人于2009年9月20日去世。张慧光自述：我少年时代在抗日烽火中度过，家被毁，人流亡，历尽苦难，几度失学。抗战胜利后在浙江衢州中学高中毕业。1949年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时参军入伍，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战军进军西南至重庆。曾任重庆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编审（相当于教授级高级编辑）主编过系列文学著作《萌芽丛书》、《红岩丛书》等。业余从事写作，杂文、小说、散文等。

采访后记

我曾多次登刘曼若、张慧光夫妇家。2009年6月，我又一次前往，家中只有刘曼若。又说起长寿湖，刘曼若又是热泪盈眶。一个多月后，张慧光突然打来电话，约我前去他家。很少有右派主动打电话来。我立马动身。在山城的酷热里，老人精神精神矍烁，思绪清晰，面对镜头，滔滔讲起往事。仅仅一个月后，他突然离去了！冥冥中他预感到什么吗？在我们最后的一次相见里，我永远留下了他的音容与讲述！

2009年9月20日，张慧光过世当晚，我赶到他家，他妻子刘曼若久久地抓住我的手，良久，又交给我一份文稿：“我没写完，现在再没心情写了，你拿去吧……”当夜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夜风带来淡淡的秋凉，离去前，我在纸上写下：“刘阿姨，您一定要活着看到《长寿湖》一书的出版。”

2010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