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发生在中国的那场“鸣放——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我时常想起那些“右派”朋友——包括知名的与不知名的。为此，我谨以此文纪念他们。

1957年的那场“反右”运动，虽然我也身陷其中，没有逃过劫难，而且以后几十年来为之受尽了凌辱与虐待，遭遇了地狱的苦难，但我却时常想起一个右派——至今我连他的名子都不知道，只知道他是南方人，家在皖南某地。

1957年，我在大学读书，他也在我们的大学上学，他是中文系的学生，我在另一个系，互不认识，虽然时常遇到。那时我二十四岁，他大约已有二十七八岁了，带着一副近视眼镜，庄重严肃,不苟言笑，像个文人学者。在大鸣大放中，他“鸣”了什么，又“放”了什么，我不知道，只是后来他成了右派。听我的同学说，他被揭发出来的一些所谓“反动”言论，其中有一首打油诗，我还记得：

家住高傲山头，
偶来游戏人间；
窥得世人如无物，
似小D一般。

由此，他就成了向共产党、社会主义“猖狂”“进攻”，被斗得死去活来，最后不堪侮辱和痛苦被逼自杀了。他第一次自杀是用一把修鞋的割皮子刀，他在宿舍，躺在自己的床上，用被子蒙着头，用刀子割脖颈和喉管，由于疼痛，全身颤抖而被同室的人发现，自杀未成。但随之而来的是猛烈的批判斗争，罪名是坚持反动立场、对抗运动、与共产党为敌。没完没了的批斗、检查、交代、人格的污辱和精神的折磨，在不堪忍受的痛苦下，不久他又第二次自杀，仍像上次一样用割皮刀，但由于被看守得严密，这次也未死成。当然，其后的批斗更厉害、更猛烈，也更残酷。

一个人到了不堪痛苦、精神绝望的地步，最好的解脱，那就是速死。当人格与尊严受到凌辱，以生命去抗争，保卫自己的尊严，这就是“人”的价值。 大约是在五七年的六七月间的一天，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们放松了革命警惕，这个“顽抗到底”的右派，乘人不备从教学大楼的四楼跳楼而死。一个生命消失了，一个右派从痛苦中解脱了，但这对当时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以及当局都毫无影响，死一个右派就等于死个蚊虫。他还被说成是畏罪自杀，是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反动派。他的脑袋肯定不是“花岗岩”的，否则怎么会是脑浆崩裂？当时是，鲜血飞溅，尸体横陈，圣洁安宁的校园成了生命的屠场，没有人同情、痛惜，没有人为之哀挽。他死了，在别人眼里，他不过是个右派，而在我眼里他是“人”，是生命；虽然，他放弃了生命，可他选择了“尊严”——人的尊严。

毛泽东说：“抽象的‘人性’是没有的……”，就是说无需人性，只要有野性、兽性、恶性就行。从反右，中国人就离人性更远了。毛泽东为中国播下了“恶”和“仇恨”的种子，为中国社会留下了长久的祸根。今天，中国人的遍地横流千奇百怪恶行，不足为怪。

二

1957年初夏大鸣大放开始时，许多人都是相信毛泽东，积极响应他的号召，给党提意见，尤其是青年人——包括笔者。当时，大字报就贴满了校园，但随后就有党团员、积极分子抄录大字报——记录在案，反右之后，它们都成了向党进攻的罪证，写者也成了右派。

那时我正在安徽省某师范学院读书，大鸣大放开始后，从南京大学传出一份“雷戡大纲”（又名“南大二十条”）的大字报，其中有要求民主、自由、平等，发扬“五四”精神；要求党老爷开禁锢；要求新闻言论自由、要求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要求教授治校，反对党天下等等，共二十条意见，都是当时政治和社会的敏感问题。

这份大字报传到安徽各高校，受到广泛的响应；但反右开始后，因该大字报被打成右派的人也最多，我也未能幸免。事情起源是和朋友席凤楼的通信。凤楼是蚌埠人，我们同在蚌埠师范学校读书时是好友，1953年毕业后，我们分到不同的地方工作，但一直保持通信。1956年，我和他同时参加了高考，我被安徽某师院录取，凤楼却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于是他就仍留在原单位工作。

1957年的“鸣放”时期，我在给凤楼的信中谈到学校的生活、学习，当然也包括“鸣放”情况，并谈到我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其中也有“南大二十条”的内容。之后，凤楼把我的信又给别人看了，不想反右时，此事被同事检举，于是他就被划为了右派。随后，此事也追查到我的头上，我因此也被打成了右派。

被打成右派后，我被学校开除了，送回原籍，交人民公社监督劳动改造。到了文革时（1970年），我又因写“反动文章”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入狱10年。1980年，我出狱后到一所中学教书，现在我是“退休分子”。 凤楼被打成右派后，仍留在原单位工作，降职降薪。20多年后，复查他的右派问题时，在他的档案里找到了一张1956年华东政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才知道是他工作单位的头头有意扣下，没有给他，因为他与领导关系不好。

相隔40年后，1995年我与凤楼重逢，恢复了联系，两年后又突然中断。经多方打听，才知他已不在人世了。凤楼因右派而贫困一生，最终在病痛折磨两年后，于1997年7月去世，死时天降大雨，倾盆如注，苍天像是为之流泪动容。

三

反右运动已过去50多年，风楼1997年已经作古。那位不知姓名的右派，在53年前，为了自己的尊严就放弃了生命。但在生命与尊严之间，我选择了生命，但我失去了尊严——“人”的尊严。

在强权与暴力面前，我成了一个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的囚徒、奴隶。在这里，我无须诉说50年的痛苦经历，也不想向世人去诉苦；我知道凡是一个有良知的正常人，都会知道、也都能理解：在强暴、恐怖下一个失去尊严的奴隶、囚徒意味着什么。

但我还活着，还有思想和灵魂，这是任何强权和暴力都无法剥夺的。有时候我觉得人的尊严比生命更重要——就像那位不知名的右派，在屈辱中苟活，生不如死。这是一种选择，但是我无法选择，因为除了对亲人的责任之外，我还有更大的责任，向后人、向历史、向未来传递信息的责任，告诉人们：为恶者的残暴。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我不能逃避，这是活者的责任。

为了纪念在那场运动中的不幸者——所有的知名者和未知名的右派朋友——生者和死者。今天我们仍像50多年前一样期盼中国社会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遗憾的是，至今中国仍处在专制统治的政治阴影中。我期待，我等待，当中国一旦出现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我将向你们——生者与死者、知名者与未知名者、天上的与地下的——我的右派朋友们，第一个传递光明的信息，敲响报晓的钟声。

我在期待，我在等待……

201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