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告读者

为更有效地使用资源,《中国人权双周刊》从第181期起并入中国人权主网页。网址是:http://www.hrichina.org/chs。我们将继续遵照本刊宗旨和编辑方针,一如既往地为读者服务。

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历史钩沉

谭松

四川省土改中冤死了几十万人,这个帐严格说来应当算在邓小平门下,因为整个土改时期,邓小平主政西南。该文记述了四川土改时期的血腥状况,讲述人不仅全家在土改时遭到迫害,反右期间他再被打为右派。

胡平

老三届统统下农村这一举措,固然有本文一开始提到的经济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和社会因素,但之所以搞一刀切一锅煮,那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一种权宜之计。

陈子明

神像制造者与毁坏者的双重角色,林彪并不是一个孤例:前有苏联的贝利亚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后有柬埔寨的英萨利和宋成对波尔布特。制造领袖的个人崇拜,又打破对于老领袖的个人崇拜,如此循环往复,这是极权国家的一个通病——“继承危机”。

天啸

前言

上世纪有关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人们知道得已经很多,但很少有人知道上世纪60年代,中共还发动过一场全国性镇压反动学生的斗争,全国各地约有500名大专院校学生,如右派一样被揪出批斗,之后押送到劳改基地“两劳”——“劳动考察”或“劳动教养”。笔者即是当时上海33名戴帽“反动学生”之一。

杨光

中共:资质平庸、默默无闻、小得可怜的激进组织

90年前,一个只有56名党员、13名代表、3名中央委员的激进小党——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参与“建党伟业”的那些创党成员百分之百不是“无产阶级”,而以收入不高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青少年学生、中青年教师、报刊编辑——为主。他们大都涉世未深(中共一大代表最年轻者仅19岁),资历平庸且见识浅薄,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对于中国国情、世界大势以及所谓马列主义,他们均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却偏偏最爱不懂装懂,强不知以为知。

时为政治愤青的“伟大领袖”亦不例外。1936年毛泽东亲口告诉埃德加•斯诺,说他1920年在北京滞留期间研读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正是这三本专著让他入了道、开了窍,从此变成“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氏此言时间地点俱在,似乎可信,但半个世纪之后的历史家们发现,毛泽东于不经意之间又撒了一个小谎——正如他一向驾轻就熟地伪造自己并未说过的正确意见和他人从未提出过的错误主张那样,其实那三本小书当时尚未在中国出版。毛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时间看来仍是一个悬案。

魏苏民讲述 谭松记录

讲述人:魏苏民(1934年生)

采访时间:2005年元月30日

采访地点:重庆万州南通宾馆

记录整理:谭 松

庄晓斌

我服刑时所在的黑龙江革志监狱是黑龙江唯一的一所兼有女监的监狱。男监、女监一墙之隔,一道约有五米高的砖墙,把一座森严的大院隔成了两个世界。

东边是男监,整齐划一的红砖房。连厕所都修筑成一个样式,不用再标示男女。西边是女监,一栋乳白色的三层小楼是犯人监舍。虽然男监、女监一墙之隔,但见面绝非易事。除了每年定期召开的全监奖励大会,男女在一个会场里开会之外,连放电影都是分开的。女犯尚可凭借楼层的高度,窥视男监院内的风光;而男犯则只能像仰视月亮一样,在夜静更深的时刻,赏心悦目地遥望着楼里的绰约倩影。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封闭的文化传统形成的观念上的屏障,而这道封闭两性的砖墙,却无法阻绝鲜活的生灵基于本能的饥渴、焦灼、企盼和向往。

因为这道砖墙是监狱内部的墙,所以不需像外墙一样在离墙跟两米远处拉起一道铁丝网。这两米宽的界带叫警戒线,按照规定的禁令,岗楼里的哨兵见到有人进警戒线,即可开枪。

庄生蝶

2010年底,香港出版了《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大屠杀纪实》(以下简称《血》),50余万字,内容详实。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颇为复杂,一方面为这一事件终于被揭开而欣慰,此外也有些许失落和遗憾,因为对这场大屠杀,我曾关注多年,并数次赴道县秘密采访,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这些努力可能因为该书出版而付诸东流。我不清楚《血》在多大程度上记叙了道县文革大屠杀,但就我亲身采访经历,深感到此渊深不可测。

今年4月,《血》的作者谭合成找到我,请我作为知情人给该著提些意见。谭说他不希望《血》成为记录道县文革大屠杀的孤本,希望有更多的人勇敢地站出来,写回忆录、研究评论文章,并引发全民族的反思,以推动社会进步。

通读该书后,我的第一判断是:这是一部中国的《古拉格群岛》,虽然涉及面不如《古》广,但挖掘之深、剖析之细却更胜一筹,也更具震撼力。我的一位朋友在阅读《血》时,血压高至200多,心跳加速到每分120多次,数次不能卒读。我本人应当说对这场大屠杀之血腥恐怖了然于心,但也依然感到读来有如重锤擂胸。

谭松

讲述人:黎民书(1932年生)

采访时间:2005年5月26日

地点:重庆大坪九坑子重庆出版社宿舍

记录整理:谭松

在我老家的那个乡,仅我知道的就有近10个地主、乡长、保长被杀了,其中包括我哥哥黎定镐。

我是重庆巫山县大昌镇白果乡人。解放前家里总共有十来亩田土,一年下来,除了吃饭,只有一点点剩余。记得那时不能顿顿吃米,还得吃很多杂粮。

我父亲黎华章是个非常重视教育的人,对儿女管教很严,我5岁时他就勒令我鸡一叫就起床读书。我哥哥和我都先后外出读书。

家里缺劳力,父亲请了两个帮工,其中一个是我们的亲戚。由于我家田土不多,日子也过得清贫,因此土改时最初给我们评的“阶级成分”是中农。没过多久,给我们评为富农,紧接着又评成地主,待那个帮工揭发说我父亲脾气不好时,又把我家评为恶霸地主。

庄晓斌

我吃了一顿“肉馅饺子”

我是在“抓纲治国”的年代被押解到监狱的——反革命罪,无期徒刑。

此前,已有过几年看守所的经历,对囚徒生活并不陌生了,也悉熟谙通些必须恪守的规矩。但监狱和看守所毕竟不同,在看守所里,只是一间斗室,囚徒们一天24小时朝夕厮守,惹不起,也躲不起。所以牢头叫“刚下火车的”(对新来的犯人的称谓)去抱便桶,你来不得半点犹豫,否则一通窝心拳脚会叫你找不着北。监狱的空间大了,况且要劳动,因此也有了表现机会,犯人可以凭借技能,捞些实惠。总之,转入监狱,我的心态还不错。尽管,以前读古书,也知晓“杀威棒”之类,但毕竟是耳听为虚。况且,新中国监狱,这些古老的陈俗还有吗?然而,我刚入监就尝到了一顿“肉馅饺子”。

吴仁华

制造谎言和恐惧,是专制独裁政权维持统治的不二法门。制造谎言是为了掩盖真相、欺骗民众;制造恐惧则是为了阻吓民众、不敢反抗。

中共自1949年建政,就一直以制造恐惧的方式维护统治。建政后不久,即在全国范围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杀害“反革命分子”逾246万人,关押和管制的“反革命分子”更是不计其数。此后,政治运动不断,每一次政治运动总是以杀、关、管的方式制造恐惧,起到阻吓民众挺身反抗的作用。

毛时代每逢“五一”、“十一”、春节,各县市照例都要召开公判大会,将死刑犯五花大绑游街示众,然后公开枪决。笔者至今记得少年时的一次经历,事情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的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两名“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在公判大会上被判处死刑,随后五花大绑押在大卡车上游街示众,死刑犯被细绳子勒紧脖子无法出声,脑袋前交叉着两把押送士兵的步枪刺刀,气氛令人恐怖,但其中一位死刑犯宁死不屈,让笔者至今记得他的名字:肖可宝。

焦国标

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不久,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搞了一个“平暴展览”。一进博物馆的大门,就能看见院子里摆着的那一辆白色轿车。这辆车的车主叫王誉虎,它可能是八九期间学生领袖们使用的唯一的“公务专车”,后来成为“平暴”的重要战果,当时全国各大报纸都发了照片。展览大厅里还陈列有从学生那里“缴获”的打印机、复印机、无绳电话和电脑,旁边放着说明标牌“四通公司王誉虎”,意味着这些什物是四通公司王誉虎提供给学生的。针对这次展览,各大报刊发了一篇长文《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文中写道:“四通下边有个鹭岛公司,该公司又下辖一个华成托运服务公司。这个公司的头头就曾直接从天安门广场找来一名‘工自联’常委和几名闹事的学生头头,当场付给18000元现金、一部无线电话,派给一辆解放牌卡车,并应允代印传单等等。”这个头头就是王誉虎。除此之外,在六四镇压前夕的5月下旬,王誉虎还派自己公司的卡车,5天内往广场送去了八车食品。

就是这个王誉虎,日前在香港五七学社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名曰《一个企业主的六四情结》,以相当大的篇幅重温了22年前发生在北京的那场惊心动魄的伟大事件,并以他自己的视角重现了那个特定时期的几位风云人物,如万润南、周永军、柴玲、王丹、韩东方等人。

朱学渊

马克思主义是始于对体力劳动群体贫困地位的同情,但是这个最初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思想发展成仇富的革命理论,在中国还发展成仇视知识分子的反智主义。中国共产党出世后,中国人民就饱受其“阶级斗争”之苦,共产革命得手之后它继续实行“阶级路线”,中国社会的精神财富也被其反智主义摧毁殆尽。

俄国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认为,工业无产阶级是实行共产主义革命最先进、最自觉的群体,共产党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布尔什维克的忠诚度与其是否是工人阶级出身有重要的关系,依靠工人阶级是布尔什维克的基本路线,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阶级路线”可以准确地称为“列宁主义阶级路线”。

事实上,工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运动最核心的成员,共产主义的创导者和共产革的命组织者大都是知识分子。德国是一个工人大国,德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曾经相当壮大,但是希特勒上台以后,德共的群众就变成了纳粹的基本队伍。美国是一个更大的工人国家,但美国工人阶级对革命毫无兴趣,美国共产党从来就没有形成过规模。而按列宁主义阶级路线建设起来的“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苏联”今天已经崩溃,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和它的阶级路线已经在世界范围失败了。

陈懋蘅 讲述

谭松 陈仁德 采访整理

采访时间:2005年12月27日

地 点:重庆忠县东溪镇永华村

记 录:陈仁德

我是忠县城里“春华秋实”的人。“春华秋实”是我家大门上石刻的四个大字,因此人们都这样叫。我家是书香世家,民国时父亲当过开县等县的县长,主编过《忠县志》,在地方上很有声誉。父母做主,很早就将我许配给了天堑乡陶大老爷的儿子陶奎。陶大老爷叫陶华轩,是有名的乡绅,他有三个弟弟:陶吉轩、陶馥轩、陶南轩,都是满腹文章的人,陶吉轩还当过四川省参议员。当时陶奎刚从朝阳大学毕业不久,在磨子乡完小当校长,人很不错。

胡平

毛泽东是打算搞“家天下”,传位给江青、毛远新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重要。

前国防大学教授、中共党史专家辛子陵先生写过不少文章,认为毛泽东就是想搞“家天下”,传位给江青、毛远新。他的根据主要有这么几条:姚文元在回忆录里写道,在四五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多次讲到身后的安排,江青任党主席,华国锋任总理,王洪文或毛远新任人大委员长。在1980年12月审判四人帮时,江青曾在法庭上大声宣布:在毛泽东给华国锋的条子“你办事,我放心”这六个字后面,还有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再有,据说在1976年逮捕四人帮时,从王洪文的住处搜出一份四人帮的组阁名单,其中写着党中央主席江青。另外,毛泽东晚年几次讲话和批文,说江青可以“挑大旗”,要江青“做老夫人”,“不要做红娘”。这意思就是要江青掌握最高权力。如此等等。

庄晓斌

《劳改报》是我曾服刑过的黑龙江省第一监狱办的一张四开版的油印小报。这份油印小报每半个月出一期,一年出24期,逢是春节等重大节日或监狱召开记功减刑大会还要出特刊。这份报纸的采编人员全部是在监服刑的犯人,读者也都是清一色的劳改犯。

在该监狱,《劳改报》的编辑虽然并不是一个值得荣耀的头衔,但确叫许多犯人垂涎三尺。因为,在那种特殊的环境里,这个位置可以获得许多其他犯人所无法企及的特权。《劳改报》编辑可以得到像其他大杂役犯一样的胸牌,可以自由地出入监狱的二门、三门,不用干部带领随便到男监各大队的厂房、监舍采集稿件;还有机会找借口去一墙之隔的女监开开眼界,这可是监狱里最难得的特权了,在两性隔绝的世界里,那怕只是饱一饱眼福,也心旷神怡。况且,当《劳改报》编辑,立功受奖减刑的机率居全监犯人之冠,每个当编辑的囚犯都可以得到减刑三年的表彰,这已经是有目共睹的惯例了。

陈仁德 谭松

受访人:颜恩统,忠县花桥镇鱼箭7社农民,80岁

采访时间:2006年5月4日

地点:忠县花桥镇鱼箭7社

采访前记

去寻访颜恩统老人时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下起大雨,我们踏过一段弯弯曲曲的泥泞田埂来到老人门前时,身上已经被雨水浸湿了,这使得我们的心情一开始就非常阴冷。

80岁的颜恩统老人住在一间破败阴暗的土墙房子里,同妻子默默无语地“守候”着生命的最后残光。老人受过良好教育,容颜虽苍老,但眉宇间不乏儒雅之气。

我们两个陌生人的突然造访,让他有些意外,但话题转到土改上时,他却马上一五一十地说了起来,那样子好像是原先预约了的。看来,五十多年前的往事,虽然没地方倾吐,却没有一天忘记过。

老人是受过旧式教育的文化人,文化曾经给他带来无尽的苦难,但是也使他具有超脱的精神境界,他说:对付苦难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当人家在侮辱你时,你千万不要把他的话当真;你要当真了就只有去死,有不少人正是这样死去的。

严家伟

“劳改(Laogai)”这个特殊名词已被载入了牛津大词典,且在世界上声名狼藉,以至当局不得不将全大陆劳改队更名为某某监狱。虽然换汤不换药,但足以显现其心虚。当年劳改犯们修路、伐木、开矿、挖煤、采石棉、炼硫磺……所有这些艰险、高危、有害的苦活都是奴隶式的无偿劳作,为当局创造了巨额的财富。而这种残酷的奴役、压榨被当局得意地吹嘘为“伟大的劳改事业”、“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改造罪犯最有效的方式”。

笔者从20岁被打成右派(后又升级为“反革命”)便开始与“劳改”结下“不解之缘”,几十年中亲眼见证了它的兴衰变化,可以说是中国劳改资深见证人。那些劳改队干部,几乎每天必念的一句咒语是:“人民政府就是要把你们改造成为改恶从善、自食其力的新人”,同时还得加一句“没改造好,就别想出劳改队”。至于怎么才叫“改造好”,谁也不知道。

“从劳改队成立时我就来了”

说这句话的基本上都是原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有的甚至还是起义人员。按共产党的政策“约法八章”:“只要放下武器,不再与共产党政权为敌,一律既往不咎,还可量才录用。

庄晓斌

我越狱被追捕回来以后,很快就被送到离朗乡一百多公里远的铁力市看守所去羁押了。该看守所在满洲国时期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秘密监狱,高墙、电网,戒备森严,连四角上的岗楼还是日本人建的圆筒式的炮楼。大院内分前后两部分,前院过去是关东军的兵营,现在是武警宿舍和队部办公室;后院是关押犯人的牢房,日本式的环形布局,中间是圆形天井,供犯人们放风的地方,周围是大小不等的三十几间牢房。牢房的外墙是混凝土浇注的,连一扇窗子也没有;内墙除了有一米高的小铁门外,还有一个半米见方的气窗,用2厘米粗的钢筋封闭着。每间牢房的小铁门上还有一个长40厘米、高20厘米的窄长形窗口,是递饭送水的窗口。开饭时,犯人把饭盆伸出来;饭后,这个窄长窗口就被一根指头粗的铁条锁好。

杨光

1905年11月,刚成立3个月的中国同盟会在其机关报《民报》上发动了一场针对立宪派梁启超的文攻战。梁启超以保皇会机关报《新民丛报》为阵地,向革命党自卫反击。双方你论我驳,你攻我辩,针锋相对,穷追猛打。这场大论战持续时间两年多,共发表文字超百万言,直到梁启超对革命党的攻击不再理睬才告收场。其间,梁曾在报纸上公开寻求妥协,私下里也曾托徐佛苏向宋教仁、章太炎表示愿意调和,宋、章同意,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不许,要与梁斗争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