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告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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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历史钩沉

吴仁华

1989年中共当局为了镇压学生运动,军队调动和投入的规模,远远超过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也超过了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堪与19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西方称“韩战”)媲美。就军队调动和投入的规模而言,这几乎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只是这场战争没有武装的对手,所谓的对手只是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他们绝大多数人手无寸铁,少数人手中的所谓“武器”,也仅仅只是石头、砖块、棍棒而已,根本无法与解放军戒严部队所拥有的步枪、冲锋枪、机枪相抗衡,更不要说装甲车、坦克了。中共当局和邓小平、杨尚昆等人确实也是完全按照战争时期的方式来行事的,从军队的调动到进军路线的安排,从通信联络方式,到启用部队临时代号,等等。

吴仁华

“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引起世界震惊,中共当局为了逃脱谴责,一直采用模糊焦点的方式,再三强调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中没有死人,也就是说在天安门广场的范围内没有死人,刻意将地点限定在天安门广场,将时间限定在1989年6月4日凌晨4点30分至5点30分。中共当局的这种欺骗手法,取得了不少人的相信。

事实上,经过一些有心人的多年努力,包括“六四”遇难者家属丁子霖女士等人,已经寻找到多名在天安门广场遇难的学生,包括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的双学士程仁兴、北京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戴金平、天津师范大学的学生李建成等人。

其实,全副武装的野战军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或在天安门广场以外屠杀和平请愿的平民百姓,并没有性质上的差别,本来不值得辩驳,但由于牵涉到事实真相,因此,有必有就天安门广场清场问题作一分析说明。

1989年6月4日凌晨4点钟整,天安门广场上的灯光突然全部熄灭。中国官方事后解释说,这是解放军戒严部队准备实施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的信号。凌晨4点30分,天安门广场重新亮灯。中国官方事后解释说,这是解放军戒严部队开始实施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的信号。

吴仁华

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开枪命令是否存在?是如何下达的?是什么时间下达的?是哪个层级,具体是谁下达的?这是厘清“六四”血腥镇压事件责任的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当局对此讳莫如深,遂成为血腥“六四”镇压事件中一个最大的秘密。

时至今日,当局仍然不敢面对这个问题,更没有人出面承担下达开枪命令的责任。包括被视为“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三个最主要的当事人: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也不敢承担下令开枪的责任,多年来,其子女频频借机为父辈开脱责任。

难道解放军戒严部队是擅自开枪吗?不,绝对不是。笔者在研读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可以明确地如此予以回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受最高当局的委托,于1989年6月30日在第7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的专题报告,其中提到:“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经过一再警告,迫不得己奉命对空鸣枪开道,进行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陈希同的一番话虽然经过精心考虑,但还是透露了解放军戒严部队是“奉命”开枪,也就是说,开枪命令是存在的。

牟传珩

民主墙时代走远了,但记忆如昨。我书写这篇文章,旨在唤起读者对民主墙时代发生在北大校园“学生竞选运动”的历史回望。

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选举法规定,代表可以依法联名提出代表候选人,并于1980年始实行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和差额选举,地方国家机关领导人实行差额选举。这在当时给了公民一个公开表达政治意愿、进行民主参与的机会。从1980年2月 起,县、区级人民代表直选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陆续有民运人士公开参与,如北京的沙浴光、保定的王屹峰等后来都参选过;而在全国各地的高校,如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学院、贵州大学、山东师范学院等,也都先后出现了竞选活动。最著名的便是湖南师范学院以陶森同学为代表组成的民主选举团,因校方打压展开的进京请愿活动。

当时,云南的陈尔晋先生进京不久,打入胡耀邦培植改革力量的团中央与社科院联办的“中国青年研究所”。他刚刚站稳脚跟,便来函约我进京考察高校大学生竞选和了解北京民刊整合。记得我进京后的当天晚上,我们先在一家旅馆约见了正在北京上访请愿的湖南师范学院学生上访团代表陶森,听他介绍了湖南师范学院“学生竞选运动”情况,后来他还多次给我写信介绍他们学校竞选运动的新进展。

李劼

上篇: 从“五四”到“六四”的历史抛物线

三、抗日赌局斯大林做庄,爱国话语共产党获利

(续前)

被亡国之忧折磨得神志不清的汪精卫,有类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李尔王。自重庆出走之后,汪精卫的所作所为,完全被他的唯美冲动所左右。史家有说,汪精卫出走,系被近卫内阁所欺骗。此说属实,但却无力。因为谈判的价码跟战争的进程一样,是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战争瞬息万变,谈判价码同样朝三暮四。准确地讲,沉浸在亡国忧虑中的汪精卫,是被他的亡国幻觉所欺骗。当初为了证明革命党人并非懦夫,汪精卫赴汤蹈火。此刻为了担当其实根本不存在的亡国危难,汪精卫舍身饲虎。

吴仁华

1989年6月2日,中共最高决策者邓小平、杨尚昆等人做出了对天安门广场实施武力清场的最后决定。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当天就将天安门广场清场命令下达到了各解放军戒严部队。也就是说,从1989年6月2日开始,解放军戒严部队正式启动了天安门广场清场的军事行动。

1989年6月1日,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提供了一份报告,其中提到: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全体官兵已经做好了从精神到物质的全面准备,只待中央军委的一声令下,即可开赴天安门广场,实施清场行动。这份报告,是促使邓小平、杨尚昆等人最后下达天安门广场清场命令的一个重要因素。

1989年6月2日上午,邓小平、李先念、彭真、杨尚昆、薄一波、王震等中共元老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三名留任的常务委员李鹏、乔石、姚依林一起开会,共同就“迅速制止动乱,恢复首都秩序”,对天安门广场实施清场行动做出最后决定。

吴仁华

邓小平、杨尚昆动用如此庞大的兵力,进行如此周密的部署,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对付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声援学生的北京民众,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中共党內的“政变”和军队的“兵变”。如果仅仅是为了对付学生和北京民众,动用北京卫戍区的两个警卫师和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就足矣,根本不需要调动这么庞大的野战军部队进京。邓小平、杨尚昆等人当时的最大忧虑就是中共党內的“政变”和军队的“兵变”。

在邓小平、杨尚昆看来,有可能发动中共党內“政变”的头号危险人物当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六四”血腥事件后被撤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胡启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人,自然被视为赵紫阳的同伙。

相比之下,兵变比政变更为可怕,也更难预料和控制。“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后不久,杨尚昆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6月4日这天早晨,天安门广场如果有一个班出问题,都不得了。但是我们的军队坚决捍卫党,这个班是没有的。”【注】

桑杰嘉

那仓努旦洛桑先生的藏语自传《一位藏人的童年》(又译《那仓男孩辛酸史》)一书于2007年6月28日出版发行后,轰动了西藏文学界。该书已印刷两次。2008年9月,该书在印度再版。据统计,该书共发行了37000册,受到藏语读者少有的青睐。

作者那仓努旦洛桑于1948年8月15日生在西藏安多玛曲(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959年12月入玉树曲玛莱县民族中学学习;1964年从玉树州民族师范学校毕业;1965年在青海民族学院学习;1965年10月在曲麻莱县小学任教;1967年在巴贡小学任教;1971年任巴贡乡武装干事;1978年任曲麻莱县法院副院长;1984年任该县司法局副局长。前后曾在省、州级党校学习,并在省和中央的司法学校深造。1987年,他任曲麻莱县副县长;1990年调任玉树州中级人民法院;1993年退休;现任青海藏族研究会常任顾问和理事。

吴仁华

为了镇压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共当局和邓小平、杨尚昆到底调动了多少军队?这一直属于高度机密,至今见不到任何中国官方有关的资料,研究者只能抓住一些“蛛丝马迹”进行研究分析。

1989年5月18日,针对邓小平“戒严以后北京市区有多少解放军?”的询问,杨尚昆回答说:“解放军和武装警察的全部兵力为18万人。”中央军委的调兵命令中提到,执行北京戒严任务的部队有北京军区的北京卫戍区、陆军第24集团军、陆军第27集团军、陆军第28集团军、陆军第38集团军、陆军第63集团军、陆军第65集团军,沈阳军区的陆军第39集团军、陆军第40集团军,济南军区的陆军第54集团军、陆军第67集团军。杨尚昆所说的“18万”,以及中央军委的调兵命令中所提到的部队,实际上都只是初步计划的兵力,后来实际动用的兵力超过了这个数字。

廖亦武

(接上期)

老威:接下来呢?

董盛坤:这一轮审讯中,我冤家路窄,还真撞着一位戒严部队的参谋长,躲闪不及,他冲过来,当胸给我一拳,还拔出手枪,哗啦顶住我脑门,暴吼:“暴徒!你妈个屄!认清楚了,老子是戒严部队!你哼个‘不’啊,你哼啊,老子马上崩了你!”

老威:野兽进城了。

董盛坤:熬到6月14号,我被送七处看守所,深监重地,据说判十几年都不会到这儿。可我当时,还傻不哩叽,认为是过过堂,关几天,等社会上稍微稳定了,就会放我。

老威:这么幼稚?

董盛坤:以前没进去呀。在号子里终于弄明白,本人目前是死刑、死缓、无期徒刑中间的一员,才连叫几声“完啦完啦”。吃不下睡不着,瞪着双眼,竖着双耳,脑袋控制不住,成天胡乱转。老婆呀,刚出生的孩子呀,父母啊,在临死前,我能做点什么?告诉他们自己不是暴徒、是一腔爱国热血才点了两块擦车布?

老威:进入看守所,就进入正规司法程序。你请了律师吗?

陈子明

在我迄今为止看到的中国良心犯撰写的有关1990年代的狱中回忆录里,孙立勇的《走过冰山》是最翔实、最生动的一部,对于中国监狱里的三种主要角色――良心犯、普通犯人和狱警,本书中都有着全面、细腻的捕捉与刻画。只有象孙立勇这样与各色人等都有深入接触的人才能写得出来,而我在监狱里被严加看管,接触面非常之小,就不可能了解到监狱生活的方方面面。

1989年“六四”以后,在中国各地的看守所和监狱里曾经关押过数以千计的良心犯、政治犯,从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迹。他们或刚烈、或坚韧、或大义凛然、或棉里藏针,孙立勇则兼而有之,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具有侠骨柔肠,勇于承担,关爱他人。不论是在监狱内外,他都竭尽所能帮助其他的良心犯和周围的人。

吴仁华

1989年5月18日下午,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议,针对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进行兵力部署。中央军委的组成人员除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之外,洪学智上将、刘华清上将、秦基伟上将、杨白冰上将(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迟浩田上将(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赵南起上将(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全都出席了会议,并纷纷表示坚决拥护并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共中央、邓小平对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的决定。

会议决定:第一、对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的主要任务由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承担,其他军区予以配合;第二、成立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由刘华清、迟浩田和周衣冰中将(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为首组成,刘华清担任总指挥,迟浩田、周衣冰担任副总指挥,直接对中央军委负责;兵力部署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