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冉德瑜，1922年生，土改时在四川涪陵清溪场被划为地主。

我是四川省涪陵礁岩乡人，出生才4个月爸爸就去世了。我读书读到初中毕业，在涪陵女中。毕业后结婚，父母从小给我们订的婚，丈夫叫杨泽勋，比我小1岁，在涪陵省立中学读书。

结婚后10天，我离开娘家，到了丈夫家——涪陵清溪场。我在清溪场的南沱中心小学教书。

到1950年土改时，我有了4个娃儿，老大7岁，最小的半岁，正在吃奶。那个暑假，农会的人要我和丈夫集中学习，丈夫当时也在教书。他们把他弄到区上去，没要我去，因为我拖着4个娃儿。丈夫走的时候对我说，我没得啥子问题，我没田没地，肯定不会评成地主。

农会组织开会，先把我评成自由人，但第二天叫我站到中农那一堆，第三天又说：你站到那边去。“那边”就是地主成份和地主出身的人。我说：我又升级了，三天升三级。我说这话的时候还没意识到当地主的可怕。我想，我一无田、二无地，娘屋虽然有几亩地，但我早就离家了，妈妈在我结婚后几个月也死了,我一个干人，算哪门子地主？！

农会说：“你教书就是不劳动，是剥削阶级。”他们来抄家，半夜突然来的，先把我们母子五个从床上赶起来，赶到外面站着，他们在里面翻箱倒柜，稍微好一点的东西都要。有一床被盖，棉絮不好，面子还可以，他们就把面子拆下来拿走。我几个娃儿衣服都没穿，冷得哭。我不要命地冲进去，把娃儿穿的那身衣服抢出来。农会那些人挑了满满几担东西走了。最缺德的是他们还把屋锁了不准我们进，我们母子几个只好钻到灶房旁边搭的一个偏棚里。

那床农会没看上眼的破棉絮，是我们那个冬天惟一的被盖，我给四个娃儿盖，我晚上不脱衣服，蜷在谷草堆上。棉絮很快就更破了，到处是洞，我连绳线都没有，用谷草把洞扯拢来。

其实，冷还可以挺过去，肚皮饿才叫恼火。丈夫被弄走没得消息，不准我教书，也不准我外出——农会的武装人员说，为了防止敌人破坏土改，进出都要通行证。我是地主，不准我出去，一家人没得经济来源，我的三女儿就是这个时候饿死的。

那天晚上，她“妈呀妈”地哭叫了一夜。“妈呀，我要吃饭哟，我要吃饭哟。你去煮饭给我吃嘛。”我说：哪点来米嘛，灶也封了的。她的哥哥姐姐饿了，红苕藤、糠粑粑都吃，最小的一个还有奶叼着，只有这个老三，老大不小，非要吃饭，一晚上都在哭叫。最后她说：“妈，你到奶奶那里去给我舀瓢水喝嘛。”我说：“恁个晚了，别人门都闩了。”女儿没有再叫了。天亮前，她死在那个偏棚里，死时还不到3岁。

我们母子几个身上只有那天夜里从农会手头抢出来的那身衣服，没换的，穿了半年，又脏又烂又臭。说起来不怕你笑，我们全家一身都是虱子，密密麻麻。咬得没办法，我烧一锅水，关起门，脱光，把衣服放到锅里煮，水面浮起一层虱子，我大儿子抓了满满一把。我不是乱说，不是加盐加醋，我只有说漏了的。

我每天出去帮工，让儿子照看小的。儿子要出去打柴，妹妹弟弟没人管。有一天我回来，发现二女儿不见了——被人偷了！我又气又急又哭，农会不开通行证，我走不出去，到哪点去找嘛？！娃儿爸爸？他已经不在了！（19）50年那个暑假他被弄到区上去，我就再也没见到他。后来我听我那个妹说——她亲眼看见了的：农会把他抓来斗，说他是反革命。叫一个人上去斗他，那个人说，杨泽勋嘛，乡坝头看着长大的娃儿，从小读书，平时对人又好，斯斯文文，客客气气的。农会不要那个人说了，换一个人上来，新来的人还是这样说。一连三个人都说杨泽勋是个好人。农会只好不斗了，干脆判他死刑。那天杀了好些人。杨泽勋跪在地上，五花大绑，武装(人员)对着他后脑扣扳机，连扣三枪都不响。杨泽勋扭回头来看。他们说，他还以为自己只是陪杀场。那个武装慌了，连连说：“杨泽勋，不是我要你的命哟，不是我要你的命哟。”农会换了个人上来，还是把他打死了。

（说到这儿，冉德瑜老人突然提高声音，异常激愤。）

他死时才28岁，没有做过一丁点坏事哟！他从小读书，后来当个小学教师，说他是反革命就是因为他中学毕业后在涪陵地镇科当了几个月小科员，抄抄写写。学校出来的一个学生娃儿，找点事干就把人当反革命杀了？！

我最艰难的日子是那一年春节。哪一年？记不清了，是二女儿被偷走后的那个春节，大概是1952年。大年三十那天，他们派人来通知我，春节10天不准出去干活。我立马慌了神，家里一贫如洗，啥子吃的都没得。晚上我抱了一抱柴、砍成条，大儿子帮我捡，我对他说：明天早上你起来去给别个送柴（即送财的意思），别人肯定会给你点吃的。儿子答应了。

第二天儿子背起柴，脚刚要跨出门，不干了。他说：“妈，我不去，别个会说我是叫花子（要饭的）。”我说：“不是去要饭，你去找五妈、三姑他们，他们是亲戚。”儿子又往门口走，一到门坎，他脚就抬不起，硬是迈不出去。扯了四五次，他哭起来，要我去。我说：你娃儿去要好些，我是个大人。他还是不去，我气不过，一把抱过柴来说：“好，好，我去！我去！我出去就不回来了。”儿子一听，骇得大哭，他扑过来把我吊倒，“妈！妈！你一定要回来！”

（冉德瑜老泪纵横，边哭边说。）

我对儿子说：“你看到家里没吃的，要想饿死呀？哪个老头子叫我嫁给他，有饭吃，你要不要妈嫁？”儿子说不要，但他还是迈不出去，最后还是我去的。五妈他们给了糖、汤元和糍粑，把柴也还给我了。

那10天是我一生中最恐慌的日子，我一辈子的苦难加起来都不抵那10天，两个女儿已经没了，剩下两个儿子不能再饿死。快点过呀，快点过呀，过了年好出去做活。到第10天的晚上，我扯起喉咙对着外面喊：“你们想把我们母子饿死，不得行！我们活过来了，没有死！”

打死我丈夫的那帮农会的武装（人员）中，有一个叫彭癞子的人，这个人以前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讨不到媳妇。进了农会，他神气了，背杆枪到处走。他看上了我，托人来说。我气得发昏，吼起来：“把我男人整了还想来要我？！”有一次开会，别人又说这事。彭癞子嘻皮笑脸地说：“咦，我有这个福气呀!”我霍地一下站起来，当场冲着他说：“你看好了，你是贫下中农，我是地主，你站在啥子立场？！”

他后来把田分来靠到我的田，背杆枪走来走去想欺负我。人到这份上心也横了，我不怕他，跳起来和他斗，我说“你敢一枪把我崩了？！”他没有占到便宜。

我种不出来粮食，交不了公粮，上面来的工作组找我问原因，我把情况原原本本给他们说了。我要求出去找工作，求他们帮忙开通行证。工作组的人同意了。彭癞子还想卡我，想强迫我嫁给他，但工作组的人点了头，他拦不住我了。

我打算到重庆一中去找冉淑芳，她是我姑姑，又是我女中的同学，她读了大学，在一中教体育。我没得钱，一个亲戚给我买了张船票。我把小儿子托付给我表嫂，她也是个地主，大儿子交给祖外婆。大儿子非要跟我走，他说他去帮人带娃儿。我说：多一个人要路费，妈的路费都是别个给的。我硬把他留下来，他哭得伤心得很。

我坐船到了重庆，不晓得沙坪坝在哪点，有好远，边问路边往沙坪坝走，走到化龙桥的时候天黑了。我觉得前面迷迷茫茫，走一段，看到前面是山，没人，我又折回来。走投无路的感觉啊。

我身无分文，在化龙桥找了一家理发店，问他们要不要打工的。那个老板打量了我一阵，把我收下了。我在那家理发店干了半个月，老板看上我了，他死了老婆，想娶我。我不愿意，想到在乡下的娃儿。离开的时候，老板给了我一个月的工钱，还说，要是没办法，可以再回去。

我在一中找到姑姑冉淑芳，我住在她那点，去报考了速成师范学校。等通知的时候，我想娃儿想得要命，忍不住要回去看看。姑姑说：你走了，通知来了啷个办？先把娃儿放一下。我说，不得行，放不下。

再说说我大儿子。我走后他失魂落魄，经常跑出去漫无目的地找我。有一次他走了很远，到了一个亲戚家，要他们帮着找妈妈。那家亲戚没有理他，只给了他两个烧红苕就叫他走。他哪里还走得回去，他一个人在外面一个草堆堆里过了一夜。他一个娃儿，不怕？他肯定要哭嘛。大儿子开始发昏病，路也走不动了，一个多月时间，身子垮下来。

我回到乡下，大儿子一看见我，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妈，你回来了？”我说：“我来接你，带你出去。”他立马活起来，病也好了。我本来找了个人背他，讲好背到河边两块工钱，结果路上他不要人背，活蹦乱跳走得上好。早晓得我不花那两块钱，但别人跟着倒走了一趟。

在船上我给儿子买了一碗饭，儿子说：“妈，你呢？你也买一碗。”我说我心头不好，不想吃。我哪里是不想吃嘛，我饿得发慌，没得钱哪！5块钱还是女中的同学杨昌仁（音）给的，已经用了两块了。

（冉德瑜泪水又滴下来。）

我带儿子到了一中，儿子到段上去锤石子，每月5块钱，段上补助一块，总算有了口饭吃。

这个时候，有人带信儿来说，我寄放在表嫂家的小儿子滚到茅厕（厕所）里去了，幸亏茅厕是新修的，粪不多，他在里面叫，才把他捞上来。我一听，又往涪陵赶，我已经丢了两个女儿，儿子不能再出差错。我回到乡下，把小儿子背到重庆。姑姑吵我：“你工作都没得，慌慌张张把娃儿一个个弄上来，找些包袱。”我说：“你那些娃儿生下来又是亲爹妈，又是请奶妈，我们都是当妈的。”

这个时候，速成师范的通知来了。姑姑说：“你看嘛，你啷个办？”我没得办法，只好又把小儿子送回去。在涪陵的时候，遇到一个亲戚，她说：你不要回去，送回去娃儿可怜，河边有个船工没得娃儿，一直想收养一个，把儿子给他算了。

我犹豫了半天，同意了。那个船工姓张，两口子很喜欢娃儿，立马给娃儿做了两套新衣服，还亲亲热热地抱他。他们要我写个手续，还要我去把儿子的户口办来。

同儿子分手的时候，他哭着对我说：“妈妈，你要来接我哟。”送了小儿子，我回到重庆，进速成师范读书。师范是供给制，吃饭不要钱，还发点生活用品。原先说读一年就工作，后来说太快了，再读一年。我找校长要求工作，我说我有娃儿，经济困难。校长不同意，我只好又读，这一读，就读到（19）57年鸣放。

鸣放我一句话都没说，到尾声了，积极分子非要我发言，他们说：“你不帮助党整风呀？你不发言，政治上想得2分？”我说我没得啥子说的，他们引导我：“你从农村来，经历过土改，你是啷个出来的，你看到的听到的都可以说。”

我于是说了我土改时听说的一件事：有个富农后来评成地主，他害怕，上吊自杀了。有人去找他开会，推开门，看到死人，骇惨了。他们还要我说，我就说到我三女儿。一提到她我就哭了，我边哭边说：她土改期间饿死了。他们批斗我，说解放后新社会哪有饿死人的？你污蔑造谣！我哭着说：“是真的嘛，我的亲生女儿，不信你们去了解嘛，又不远。”于是给我定了个罪——“攻击党的土改运动”，又给我戴了一顶帽子——“右派分子”。于是，我被下放劳动改造20多年！

我说说找我二女儿的事，就是被偷走的那个，她被偷时才4岁多，我去找时已经过了快20年。长寿湖渔场给我打了个证明，我出去没走多远证明和钱都被小偷摸了。第二次又去。我女儿就是我们那一带的人偷的，这我晓得，有人给我说，那家人姓夏，他们偷了后还在清溪场住了一个星期，看我找不找。

我从那个沟沟问进去，挨家挨户地问起走。我只晓得那家人姓夏，住哪点不晓得。最后有个人说：夏家当年是弄了个小女娃回来，现在那女娃都结婚了，就在对门斜坡坡对到。呃，那不是，田头干活那个就是你女婿！

我赶忙走上去，对他说，我是他女人的亲妈。女婿听了，叫人去喊我女儿。不一会儿，来了一群女人。有人喊：“夏渝碧，你亲妈来了。”我认不出她，她也认不出我，我二女儿叫杨云霞。我喊“云霞，云霞。”女人堆有一个大肚子孕妇走上来，我看她长得象我大儿子。她叫我一声“妈——”，我们两个抱头痛哭。旁边一个女的跟着哭，她也是被偷来的，她边哭边说：“我还不晓得我亲妈姓啥子。”

有的人说：“你找到女儿就把她弄走嘛。”我当然想，我要弄走有理由，但是她已经不是一个人，正怀二胎，当月就要生。她几兄妹东一个西一个，死的死，送的送，苦得很。她再苦嘛丈夫娃儿在一堆，何必再把她家扯散。农民就农民，干活吃饭平平安安就好，何必非弄个城市户口。别人说我开通，我说我尝够了分离的苦，再说她没读过 书，出去怎么办？

其实，我二女儿小时候特别聪明，两岁多就能认300多个字。她被偷到夏家，那个男人另外娶了老婆，她跟夏家的奶奶生活，从小就干活，去给别个带娃儿，挨了好多打，她命苦得很。二女儿送我到长江边，我们在船上又抱头痛哭一场。

对了，还有我小儿子，七十年代他带着女朋友来长寿湖找我。别人给他说长寿湖是个劳改农场，他以为有铁丝网，有哨兵。我见到他，一眼就认出来——他同他死去的爸爸长得一模一样。

在长寿湖，我也差点被整死。卢蕴伯就死在我眼前，我只差一点就步她的后尘。回想这一辈子，我不晓得啷个活到今天的。几十年都在骂自己“我是地主、右派，我要好好改造”、“我有罪”、“我有罪”。

回想这一辈子，我写了首打油诗，算是总结：

两口小教无寸土，错划成份成地主。

夫含冤死子女散，我落荒村思骨肉。

地雨右风廿七年，廿七于我一家苦。

忍认他乡作故乡，青丝红颜老江湖。

注：
1、“两口小教”：指冉、杨两个小学教员。
2、“地雨右风”：“地”指地主；“右”指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