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我和我的右派朋友》一文中叙述过，1957年“鸣放”——反右时，因与挚友席凤楼通信中谈到学校里贴出的一张大字报“南大二十条”，由于凤楼不慎，信被别人看到，他因而被人告密、揭发，后被打成了“右派”。又因此追究查到正在读书的我，于是我也被打成了“右派”，开除学籍，送交人民公社监督劳动改造。从此我就失去了生活与工作的权利，走上了苦难的历程。这是一段难忘的记忆，几十年过去了，还是难以忘记，因此留下一点真实给予后人。

那时正是毛氏执政的鼎盛时期，其威望如日中天，“顺者昌，逆者亡”，他们没收个人财产，剥夺公民权利，严密控制每一个人。我没工作，生活就陷入了绝境，1949年后我家已一贫如洗。中共的土改，根本就没有实行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土地改革法》。我们一家在土改中，被扫地出门，家破人散。全家老少九口（祖母、父母、六兄弟姐妹）全靠着父母帮人干些杂活、洗浆缝补勉强度日，有时还要挨饿、乞讨。 父母盼望我这个长子大学毕业后，能有份工作养家，分担他们的重负；弟妹们也盼望着我这个兄长毕业回来，能够让他们吃上饭能上学。我打成右派后，全家人陷入了绝望。母亲痛苦地说：“盼望等待了这些年，结果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1956年我考上了位于芜湖的安徽师范学院化学系化学专修科，1958年是我该毕业的一年。58年5月的一天，我所在的化学科（58届）3班的团支部书记何志永突然找我谈话，他问我：“鸣放时期你给你的一个叫席凤楼的同学写过信没有？”我说和他经常通信。何志永说：“鸣放期间你寄给他的‘南大二十条’他又给别人看了，他已经被人检举揭发，现在已被打成右派了。你必须交待自己的问题，写出检查。”他并叫我交出席凤楼寄给我的所有信件。 何志永找我谈话的第二天，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就在学生饭厅门前贴出来了。我也就被监控起来了，我的一举一动，连上厕所都有党团员或积极分子跟随监视。谁也不再跟我来往，连同原来的要好朋友。潘少卿、杨成玉与我都是好友，是中学时的同学，如今又同在安师院同学，行走都在一起，在化学系里被人称为“三位一体”。但我被批判后，他们与我就如同路人了。孙以华是班长，也立即由原来对我的笑面相迎，变为怒目相待，且鄙夷之中加带傲慢的神情，使人不寒而栗。他原有一张神父般慈善的面孔，但在政治气候阴晴冷暖的变化中，这张脸却让人感到阴森可怕。

我成了另类，无人理睬，受人歧视侮辱，深深地伤害了我的自尊，我痛苦如焚。在一个本来相处和谐的集体中，我突然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尴尬境地。即使有同学偶尔送来一个同情眼神，也转瞬即逝，但它仍给了我一些精神上的慰藉。更多的是冷漠与歧视。在强大暴虐的政治集团面前，个人如草芥。

在紧张恐怖的政治氛围中，我几乎精神崩溃，我像被人扒光了衣服，赤身裸体地任人宰割、凌辱，痛彻心灵。在歧视、鄙视与敌视的目光中，我忍气吞声，丢弃尊严，只求卑微生存，挺过了那段时光。我知道在那些党团员、积极分子的背后，是强大的手握屠刀的政治集团，前者只是被唆使者。

58年6月底，我考过了毕业考试，7月份外出参观实习，两个星期后回学校做毕业政治鉴定，接着在离校前又搞“向党交心”、“献计献策”等运动。到了8月份，工作分配方案下来后，一批批地宣布名单，一批批地走人，最后只有我留下等待处理，因为政治鉴定没有通过，鸣放中的问题还没有结论。以后的日子，我就是每天到学校的农场去劳动。

农场离学校有五六公里，要走一个多小时，每天来回要走近3个小时。各系里都有右派学生，也有右派教师，我们由党团员、积极分子带领，去农场搞千斤田、万斤田，中午不回来，由学校伙房送饭。化学系的右派有3人，除我之外还有大三的朱芝云和洪发荣。每天我们在农场工人的指导下干活，党团员负责监督。

1958的暑期过后，秋季开学了，党团员都要上课去。每天我们3人早饭后去农场，到天黑回校。后来朱芝云、洪发荣二人也回班里上课了，就剩下我一人，就留在校内劳动。

1958年的8、9、10，3个月正是“大跃进”的高潮，像发了高烧一样，人都疯狂了，由政府从各地招集的农民，一批接一批地像潮水一般蜂拥而来，在学校伙房里吃饭后，又像潮水一般地蜂拥而去。那时我们的学校是他们歇脚打尖的驿站，一批一批的人流，也不知有过多少批。我曾问他们干什么去，都是一个回答“炼钢去”。这就是大炼钢铁的年代，这就是庞大的浩浩荡荡的炼钢大军。他们去那里，怎样炼的钢铁，炼出多少，我至今都未明白。总之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疯狂地异想天开，为所欲为，不知天高地厚。

学校内，也在“大跃进”，也是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生物系在自己的植物园里开辟了一块实验田，种上了小麦，要创万斤高产田。实验田上，悬吊着千瓦的大灯泡，通宵达旦地照明，美其名曰进行 “光合作用。”

化学系在党支部的带领下，要制硝酸，师生实验楼前的空地上，建起了氧化炉、吸收塔、还有冷却器、蒸馏塔等等一套制硝酸的设备，管道纵横交错，坛坛罐罐堆放的到处都是。师生们不分昼夜地干，为了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我们几个右派分子，只分派去干些粗活、杂活，在关键时候，例如需要讨论解决技术问题时，就叫我们离开现场。于是，我们三个右派倒落个清闲。党团员们日夜加班，拼命大干，要在打退右派的猖狂进攻后，再创造人间奇迹，向党、向国庆、向伟大领袖报喜。那年的国庆节到了，硝酸没制出来。到了冬天，硝酸还是没制出来，1CC也没有造出来。

天也冷了，无人再干了，一摊子器具器材，瓦砾碎片，遍地狼藉。这场闹剧，浪费了多少钱、多少物资、多少人力，没有人去问，也没有人负责。系党支部书记会负责吗？学校领导会负责吗？当然都不会，他们只会照着主子的葫芦画瓢，鹦鹉学舌，照本宣科轻描淡写地说：这是交学费。反右硝烟未散，右派分子惊魂未定，党团员斗志昂扬，大跃进如火如荼，谁还敢说一个“不”字，除非想当右派。

1958年的冬天来临了，我仍旧留在学校里劳动，在化学系里打杂、搞卫生、扫厕所。我与朱芝云、洪发荣也不常见面了，他们都回班里上课了，只有到了星期日，农场里有活，我们才能相遇。我们能够谈话聊天，随便相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没有歧视，没有在党团员盛气凌人之下的压抑与苦闷。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我们3个右派，彼此没有歧视和隔阂，只有互助和同情。离开了党团员，我们都有一种解脱感和解放感。

1958年的最后一天，朱芝云找到我悄悄地对我说；听说最近要开你的批斗会。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是偶尔听他们说的。他提醒，你有个心理准备。这不是空穴来风，我只好硬着头皮等待挨那十八两的称铊。

在等待批斗的恐惧中，我迎来了1959年的元旦。虽然是新年，却显得冷清。报纸上广播里整日里说打退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各条战线都欣欣向荣，但人们的脸上却见不到欢快喜悦，而是神情呆滞，疲惫不堪。回想1957年的除夕，班级里组织了迎新晚会，小组长李祖秀组织拉我参加小合唱，由于眼睛走神，我在台上出了洋相，惹得一片哄笑。演出结束后，李祖秀嗔怪地追赶着要“打”我。那年国庆节班里的晚会，黄可久吹奏的一曲西班牙“白鸽”为我的“踢踏舞”伴奏。那时，我们还享有大学生活的情趣和欢乐，而今李祖秀和黄可久他们都走了，去工作了，而我还在这个学校等待批斗。

元旦过后，第二天也就是1959年的元月二日，早饭后我接到了参加批斗会的通知。随后，就跟他来到了会场。走进304教室，黑板上用白粉笔写着 “批斗极右分子XX大会”几个粗大的字。说是大会,其实只有二十多人，大多我都不认识，有几个熟面孔也叫不出名子。原来的同学都已走了，这些都是别的班级的学生，是临时组织起来的。主持批斗会的是化学系党支部书记黄大本.宣布批斗会开始后，就叫我交待问题,接着是第一个上台发言批判。第二个上台发言后，黄大本宣布 对我的处理决定；“经学校党委批准决定，给XX带上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学籍，遣送回家，交当地人民公社监督劳动改造”。宣布完就散会了。从开会到散会，先后大约三十多分钟就结束了，我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看来这是事先精心安排的一个过场，一个仪式，由此我就成了一个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正式“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了，之前我只是一个右派“预备分子”。

对于在中国发生的从“鸣放”到“反右”，这场像戏剧又像魔术的表演中，右派不过是被导演、魔术师安排的角色、道具。包括我在内的那些“右派分子”不过是一伙政治寡头流氓政客手中的玩物、虚拟的对头；那些党团员、书记、委员等等也不过是独裁者的奴才、工具。用一个更形象的故事来比喻，就像一个有钱有势的阔佬，想叫别人给他吹吹风、唱个曲，还想叫人给他挠挠痒，想舒坦一下；结果他不顺心，就破口大骂，大叫向他“猖狂进攻”，还将挠痒的人打入地狱。其实他满身是刺，有枪、有炮、有坦克，手无寸铁的人敢向他“猖狂进攻”吗？这不就是流氓恶棍，耍无赖吗。

对我宣布处理后，党支部派来押送我的一个学生会的干部，告诉我说，火车票已经买好了，明天早晨走，你现在就可以收拾东西。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起来准备走了。我在宿舍门前遇到朱芝云，他是特意避开人来为我送行的，我们是在蚌埠读中学时的同学，他比我低一个年级，到了大学又同在化学系里，同被打成右派后，又在一起劳动了几个月。也算是患难之交了。他说不能远送，就在这算是告别吧，他从身上拿出一元钱放在我手里说，自己也没有钱，这钱就留作路上花吧。我推辞不要，他执意要给，说这是心意。我只好收下。见押送我的人来了，他就匆匆离去。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面。几十年过去了，我时常记起与他短暂的患难情谊，不知道他后来又遭怎样境遇，最后临别的一幕也时常映现在我的记忆里。

1959年1月3日，我被押送着离开学校，走上了回家的归途。自从1950年离家到外地上学至今，已有近10年没有回家了。10年，中国发生的变化翻天覆地，我的家现在哪里？家又是什么样子呢？我怀着悲凉凄苦的心情，带着沉重的右派帽子，迎着寒冷的飕飕北风，离开了学校，告别了美丽的赭山，瑟缩地跟随着我的押送者，急匆地奔向江岸。轮渡驶过滔滔江水，来到北岸裕溪口车站，乘上火车，听到一声汽笛长鸣，火车开动时，我知道这就是新的苦难历程开始了，它将会留下更多的苦难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