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王唯，1933年生于北京。父亲王药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著名中医，是小儿金丹片、牛黄解毒片、银翘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气水等著名家庭常备中成药的研制发明人。他研制的外伤特效药疗救过无数抗日将士。1954年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亲批住房供王家使用。1952年至1953年，王唯作为中共派遣的十世班禅喇嘛的联络秘书驻日喀则两年。1958年至1979年，王唯当了21年的囚徒和劳改犯，其中有4年被单独关押在一个长宽高各2米的石头屋子里。王家一门三右派。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在军事博物馆搞了一个“平暴展览”，媒体大肆报道。一进门院子里摆着的那一辆轿车，就是老王家最小的儿子、王唯的七弟王誉虎当初借给学生专用的。它可能是六四期间学生领袖们唯一的一辆“公务车”。

一、从北京到拉萨

我是中国海军军官学校第14期赴美班的学员，当时只有15岁。是少年海校，那一次招了400多人，光北京就招了100多人。按计划，在青岛受训一年，再到美国迈阿密海军训练团训练3年，就算毕业了。青岛训练期满，我们的军舰到了上海，准备接下去就到美国。当初报名参加海校，是背着母亲自己偷偷跑出来的。就要去美国了，心里七上八下的。当时我大哥在上海工作，我就想去见大哥一面。大哥跟我说：“去美国你想不想母亲啊？”我说“当然想了”。他说：“想就不要到美国去了。再说，在中国当海军有什么出息呀，连海军部都没有，要不就脱离海军算了。”他这么一说，我动摇了。他告诉我：现在有一艘船，是招商局的江汉轮，明天早上就起锚，坐这艘船到汉口找父亲去吧。当时我父亲在汉口行医。当时我在海校里有几个把兄弟。他们也说：既然你不愿意去美国，那就算了。

当晚一个把兄弟值班，他放我下了军舰。次日早晨8点钟，我赶港口。那时我还穿着海校的校服。他们看我是海军，连船票也没要。到汉口才知道，父亲已去衡阳了。我又坐火车到衡阳。父亲也不在衡阳，而在衡阳农村，在我小妈家。小妈家是衡阳当地的大地主，她的父亲是国民党上将。我没有继续寻找父亲，就在父亲的一个朋友家里住下了。此时正赶上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在湖南招生，我就报考了。我野心很大，心想当海军最高也就当个舰长，要想有更大发展，还是要参加陆军。

我考上了黄埔湖南分校。当时国民党一直在打败仗，从湖南撤退到湖北恩施，还要继续撤到四川。到了重庆，黄埔湖南分校就与黄埔总校第24期合并了。我们继续撤退。到了宜宾，国民党72军宣布起义。72军军长郭汝槐是共产党潜伏下来的卧底。郭当时兼任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作战厅）厅长。国民党作战厅的厅长就是共产党的人，国民党作战的情况共产党都知道，你说国民党能打赢吗？

那时解放军的3个团一直在追我们，我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我们走小路他们也知道。当时我们都很奇怪，后来才知道，我们军校的教育长也是共产党的间谍。我们全被追散了。追到大渡河边的沙坪时，我们的头头也被解放军俘虏了。剩下的十几个人，跑到凉山的一个大院坝，碰见一个农妇。她看我们才十几岁，就让我们别跑了，给我们煮饭吃，还把我们安排住她家楼上住下。

到了晚上，解放军的一个连也住进来了。我们住上面，他们住下面，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在楼上。当时我建议，现在我手里还有4个手榴弹，把这4个手榴弹扔下去，然后趁乱逃跑。有个女同学当即就哭了起来，说她很害怕，现在情况已经这样了，别扔了，也别跑了，我们就剩11个人了，把武器交了，和他们和好吧，我们回家。她一提议，大家都同意，我们就这样做了。我们就喊话，说：共军兄弟，我们愿意交枪。那个解放军的连长就说：好，我们欢迎你们。我们现在正需要人，特别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就这样，在国民党黄埔陆军学校半年多，就又稀里糊涂成了解放军。这一天是1949年的12月19号。

我们被调入宣传队，驻军在乐山的五通桥，然后就动员我们要支援进军西藏。1950年6月，我们从成都附近新津县坐汽车往西藏开拔。几个月后到达甘孜，在甘孜成立了西藏民族干部训练班，其中又有一个青年干部学习班。我是该学习班的第一期学员，在那里学习藏语，老师都是藏族人。有个老师是汉人，叫傅施仲，是刘文辉的干儿子。

我们在甘孜停了一年多。昌都战役（听说解放军死了六七百人）之后，我们继续从甘孜向昌都进发。在昌都停了七八个月，等待解放军与西藏军的谈判。当时阿沛阿旺晋美是西藏军的总指挥、藏方首席谈判代表。

谈判进行了3个多月，没结果，中共中央决定挪到北京谈。西藏方面没人愿意当赴北京谈判的首席代表，说去北京谈判，共产党肯定会把首席谈判代表杀掉。当时阿沛阿旺晋美已经被解放军俘虏，达赖方面就想，既然我们的阿沛已经在你们手中，那就派他当我们的首席代表好了。于是阿沛就这样当上了中共与西藏北京谈判的西藏首席代表。

西藏共有5位代表。在谈判结束签订协议的时候，其他4位西藏代表都不同意签字，阿沛同意。阿沛是首席代表，首席都同意了，其他人也无话可说，也就跟着都同意了。这样，195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签署了。毛泽东特别就此下达一道命令，称阿沛阿旺晋美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中为祖国立了一大功，希望西藏军区领导同志在政治上要特别看待他。后来成立西藏军区，阿沛阿旺晋美被任命为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将军衔。

阿沛这辈子算是运气好，每次都是逢凶化吉。当初与解放军作战，西藏方面没人愿当总指挥，觉得指挥与解放军作战等于送死。可是阿沛愿当这个总指挥，虽然被俘，毕竟没死。昌都谈判，藏方没人愿当首席代表，阿沛说“没人干我干”。首席代表，那是很高的衔位啊。他干了，也没受什么大害。北京谈判，没人敢当首席代表，他又当了，那地位更显赫了。没想到，毛泽东还专给他下这么个指示。后来中国人一说西藏，就只知道阿沛•阿旺晋美了。凭着毛泽东这句话，即使文革时期，阿沛也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和平协议签署，我们向拉萨进军。走了一个月，1951年11月底到达拉萨。行军途中，我的墨镜丢了，得了雪盲症。眼睛肿胀，流眼泪，什么也看不见。

离开昌都时，18军统战部长徐冰把我喊去，说要交给我一个任务，说这里有两个箱子，是毛主席送给达赖的礼物。他没说是什么礼物。到了拉萨，打开箱子验收，是一对金灯和八个玉碗，上有“达赖喇嘛先生惠存,毛泽东赠”字样，日期是1951年。我们私底下议论说，达赖才19岁，毛主席还称他先生，觉得滑稽。玉碗是唐朝的；金灯,北京现做的。后来由张经武代表毛泽东把礼物转交给了达赖喇嘛。张经武原是毛办主任，他是经香港、印度到的拉萨，不是随军进藏。

二、在日喀则的两年

不久，我被调到西藏军区干部学校第一期学习。当时军区的干部说，这个学校是我们的干部仓库，从这里出来的人以后都要有重大的任务担当。那一期有30多人，我的语文、绘画都是第一名。他们有意把我定为十世班禅的秘书。

1952年初，班禅从西宁塔尔寺回到拉萨。班禅与达赖历来有矛盾。大体说，班禅亲汉，达赖亲英。班禅有5个团（兵力），达赖有12个团，班禅是被达赖赶到塔尔寺的。共产党之所以把十世班禅接回拉萨，表面上是希望他们和解，实际上是想让他们互相牵制。

随后，班禅在解放军护送下，从拉萨前往日喀则。为了提高班禅的地位，北京方面给班禅拨了20万块袁大头（银元），用4匹骡子驮着。从拉萨到日喀则的路上，许多藏民闻讯都来朝拜班禅，每个来给班禅磕头的藏民都赏一个袁大头。母亲背着孩子给班禅磕头的，就给两个袁大头。

到了日喀则，我被正式任命为班禅的联络秘书，那时我20岁。还有一位和我一起工作的，叫郝家驹，他不懂藏语。班禅那边有事找（中共）中央，我们就负责传达给（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那边有什么指示，我们就负责传达给班禅。

我住的楼和班禅所住的楼之间有50米的距离。两个楼一样高。班禅起床后通常要在楼上晒太阳，我们彼此还能打招呼。那时我们称他们是达赖集团或班禅集团。班禅集团的官员平常没什么工作，上班就是玩麻将。在清朝，班禅属于一品大员，等级很森严。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只是他的五品官。比如看藏戏，就是五品官陪我们看。藏人看戏有个规矩，官越高坐的越高，从上往下看戏。我们也算是五品官的待遇。有一次我给在北京的母亲汇几十块钱（银元），北京邮政方面不相信，追踪到西藏了解这几十块钱的根底。

我在日喀则待了近两年，从1952年2月到1953年底。藏人叫我们“甲密”，就是汉人的意思。在此期间，虽然几乎每天都能在楼上见到班禅，正式的会见却只有一次。那次见班禅是由于庆祝解放军建军25周年。他们藏人都给班禅磕头，我们穿着军装，敬个礼就算了。

在做班禅的联络秘书期间也参与处理过一些危机事件。班禅警卫团里的西藏兵，脖子里都带着一种银制的配饰，藏语叫嘎乌，里面放着班禅的像。他们说佩带嘎乌就可以刀枪不入。解放军的一个警卫营长就说根本不可能，这都是骗人的，如果不信就试试。于是这个营长就把一幅嘎乌挂在一只羊的脖子上，然后一枪打去，羊当然被打死。“怎么样？没有刀枪不入吧？”藏人当然非常反感，说这简直是亵渎神灵。“我们这嘎乌是人带的，怎么能戴在羊身上呢？”

我和郝家驹听了他们的控诉，就向上面报告。上面来指示，要我们当着藏人的面宣布处分那个营长，留职察看。当然是做做样子，背后调到其它部门完事。类似的事情还有。鹰在西藏是神鸟，不能打。一个营长举枪打下来一只鹰，他们就开控诉会，最后也是把这个营长调走了。此外我还亲自参加过他们的天葬仪式。

我和郝家驹实际上是受公安部派遣的，但是在那里不允许这样讲。我们的任务是要在那里广交朋友，做联络工作。藏人对我们都很客气，看戏的时候每隔三五分钟就会送点心过来，说是班禅赏赐的。我们当然吃不了那么多，看完戏就打包带着给我们手下的人，也就是那些派来伺候我们的藏人。他们非常感谢，因为这是他们的班禅老佛爷送的点心。

每天清早一起床，他们就送来满满一大杯煮开的牛奶，还经常送点心、巧克力给我们。他们上层人士想吃什么都有，糕点师都是从外国请的。他们很有钱，除了当地的税收，北京也拨款给他们，下层藏民自己舍不得吃，可是很舍得给他们上供。

1953年底，西藏公安处要我离开日喀则，到白狼宗（宗就是县的意思）去做潜伏工作。说要在那里潜伏30年，每3年可以晋升1级。白狼宗在西藏与尼泊尔、印度的交界处，当时还未“解放”，骑马有一天的路程。为掩人耳目，上面指使我故意跟人打架斗殴，然后就开大会公开宣布我因打架斗殴开除军籍。当时共产党在日喀则有一个贸易公司，货物都从那里运送。上面起初准备派我和胡景福二人一起到白狼宗“做生意”，赔了算共产党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当地的情况，看有什么对共产党不利的事情。胡景福曾是新四军，1942年被国民党俘虏过。这一点共产党一直不放心，怀疑他是被国民党派来的。

后来公安处又说不派胡景福了，就派我一个人去。我拒绝了。我说：一个人到那完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连个照应的也没有。处长就给我出主意，让我就地找一个藏族女人结婚，既可以做帮手，又可以更深地打入。那我哪干呀！当时我是有女朋友的，也算是青梅竹马，我们经常有书信来往，感情很不错的。想找一个藏族女人是非常容易，可是那时藏族女人脸也不洗，思想上根本无法接受。

最后我与处长闹翻了，实在难以从命，就给西藏工委社会部部长王华写了一封信反映情况。进军拉萨我得雪盲症的时候睁不开眼，王华就把他的马让给了我。王部长接到我的信，立即发了一个调令，把我调回拉萨。就这样，我结束了在日喀则为十世班禅做联络秘书的工作。

白狼宗这个潜伏点很重要，怕我无意间泄露出去这个机密，就索性在拉萨也不要再待了，把我从拉萨调回了重庆，在西南公安部的西南干部学校任职。这时已是1954年。

三、21年的劳改生涯

在西南干校，我和吴瑞珍住在一个房间。彼此熟悉之后，我们各自讲了自己的很多事情，其中包括他原先从解放军里当逃兵的经历。吴的叔叔是西南公安部的一位首长，名叫周兴（他参加革命后起的化名）。不久，这位叔叔又把侄儿从干校调到西南公安部。吴走的时候跟我说：“小王，还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啊。”

1957年反右期间，我说共产党也同样搞裙带关系，比如周兴安插提拔历史上有问题的侄子。我们学校的领导是周兴的铁杆儿，他们先是说我散布流言蜚语，后来又说是恶毒攻击中央首长——此时周兴已经上调到北京公安部任第七副部长。这个结论我不能接受。他们让我服个软认个错，就算了，我不干。我说道：明明是事实嘛，我认什么错！最后他们说我态度恶劣，把我关进监里，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这时是1958年6月。

由于我一贯不认罪，再加上肃反期间有人告密，把我当初想扔手榴弹的事也抖搂了出来，于是1959年3月2号宣布逮捕，罪名是组织逃跑集团罪，判刑5年。服刑地是四川盐津县。我们4中队负责修建盐津火车站，白天服苦役，晚上认罪学习，最主要的问题是吃不饱。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