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党拼力打造的四大地主形象中，知名度最高的可能便是刘文彩了。周扒皮是小说中的人物，黄世仁是戏剧中的人物，南霸天是电影中的人物——只有刘文彩，确有其人。但，是否确有其事——共产党所宣传的“事”呢？

当年，执政党动用了强大的国家机器、资源，用了20余年的时间，全力打造了荒淫无耻、杀人如麻的大地主、大恶霸刘文彩：有庄园、有牢房（水牢、地牢）、有刑具、有血衣、有人证……还有“新中国”的艺术创作——大型泥塑《收租院》；几十年铺天盖地的宣传报道；“水牢”受害者冷月英声情并茂的血泪控诉……仇恨象燎原烈火，在神州大地上疯狂燃烧；无数地富在烈火中灰飞烟灭。

几十年又过去了，历史慢慢还原了它的本来面目。最有代表性的“水牢”、“地牢”等早在1988年便改换了标牌；说了无数谎言的冷月英也留下临终真言：“是他们要我这样讲的”。

文革结束已30多年了，但刘文彩罪恶展览馆仍在接待千万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导游仍在向人们讲述地主罪恶和《收租院》的故事。

我曾三次前往刘文彩的家乡大邑县安仁镇，采访了刘文彩的孙子、刘文彩的厨师、刘文彩的佃户、雇工、乡邻等，以下是其中一部分。

刘文彩的“狗腿子”之死

在庄园陈列馆里，有一组著名的泥塑——《杀人霸产》。解说牌上写道：“刘文彩老公馆的修建和扩建历时十多年，先后搬迁农户22户。刘益山这块屋基地紧邻老公馆，刘文彩曾数次向刘益山提出购买要求，但均被拒绝。1941年5月13日，当刘益山请其亲戚杨建民、杨义和、杨久安三个农民帮忙插秧时，安仁乡乡长刘绍武命曹克明将三人枪杀，并以“窝藏匪类”为名将刘益山送进乡公所关押。刘益山被迫卖出了这块屋基地。”

《杀人霸产》泥塑的左边是三个农民，其中一个中弹倒在另一个的怀中；右边的泥塑是个打手，一手叉腰，一手握枪，正冲着农民开枪，旁边还有一条气势汹汹正要扑上去的恶狗。

那个打手是根据真实人物塑造的，他叫曹克明，被说是刘文彩的狗腿子。

2008年6月7日，我在大邑县安仁镇维星街56号采访了曹克明的儿子曹登贵（1938年生）。以下是他的讲述：

我老汉（爸爸）这辈子很冤，但是我不敢把真相写出来，怕把他当年那顶“反革命”帽子又给我了。

我老汉算是个“知名人士”，千千万万的人都看过泥塑《收租院》，他就是其中那个枪杀贫下中农的形象。

其实，那根本不是事实。那三人是县里通缉的职业土匪，同刘益山是亲戚，那天他们来刘益山家，当天还请裁缝来裁丝绸，量做衣服。附近的农民发现了他们，就跑到乡公所报告。乡长刘绍武立即召集人前去捉拿。那三个土匪都带着枪，而且枪法很好，刘绍武不敢冒然进去，就叫我老汉先进去探虚实。我老汉穿的长衫子，他把枪藏在衫子下。进去后，一个土匪看见了他，便伸手到口袋里掏东西(后来证实是掏烟)，我老汉以为对方掏枪，便马上开枪。当场打死了两人，一人逃出房外后，被外面的治安队员打死。情况就是这样。

1949年冬月我老汉因此事被抓了起来，后来查明那三个人的确是土匪才把他放了。这事本来同刘文彩毫无关系，但是刘文彩同刘益山有关 系——刘文彩想买刘益山的地来修房子，或者拿房拿地同他互换，刘益山不干。刘文彩想软化他，便给烟馆、茶馆、饭馆打招呼，凡是刘益山来吃喝，不收刘益山的钱，他给了。但刘益山还是不干。

解放后，为了搞阶级教育，把这两件事扯到一块儿，说打死那三个人是因为刘文彩要霸占人家的产业。上面指示当时的镇长安海山把我老汉找去，说要搞个阶级斗争展，教育下一代，要他承认自己是刘文彩的狗腿子，打死的三个土匪是贫下中农，所以要打死他们，是因为刘文彩要霸占刘益山的土地。后来，他们又要我老汉去充当“杀人霸产”故事里的泥塑模特。我老汉是个贫民，他当年与刘文彩也没得任何关系，但解放前，他参加过袍哥会，因此解放后给他戴了顶“反革命”帽子。我老汉害怕，只得按他们说的办。上面威胁他：“你敢翻案就得去劳改！”他没得法，只得充当“打死了贫下中农”的“刘文彩的狗腿子”。他后来为这事悔恨得很，因为他没有逃脱劳改的命运。

他去劳改是为另一件事——说刘文彩庄园里没有水牢。1958年，刘文彩庄园被建为展览馆，展示地主阶级的罪恶。我老汉也去参观（当时参观不要钱，后来要5分钱，现在当然很贵了，要50元）。“水牢”故事出笼时，本地民众议论纷纷，都说从未听说过刘文彩家有过水牢。当年刘文彩家起火，镇上去了好多人帮忙救火，我老汉也去了，火灭后大家又帮忙打扫清理，直到来日中午刘文彩请他们吃了饭才离开，所有人都没有看见那里有水牢。

有人问我老汉：“曹二爸——晚辈喊他二爸——你当年在里面进出过，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冷月英坐过的水牢？”我老汉说：“这儿解放前遭过火灾，我们来打火，啥子水牢哟，这儿原来是刘文彩装鸦片的货房。”此事不久被政府知道了，当时没有抓他，后来为了把议论水牢的事压下去，杀鸡给猴看，政府就把我老汉拿来开刀。他们骂我老汉的话我记得清清楚楚：“你龟儿，我们党作政治宣传，搞阶级斗争，教育下一代，你倒来胡乱说，偏要说冷月英坐的水牢是鸦片馆。你这是造谣！”

其实，文革时有人写大字报，说冷月英没坐过水牢。这个人叫万红云，原来是刘文彩长兄刘文渊家的厨师。解放后，万红云有一次生病，打针打漏了，手上留下一道疤痕。后来要编刘文彩的故事，上面找到他，要他说手上的疤痕是当年刘文彩指使狗腿子打的，并为这个故事专门设计制造了一条弹簧钢鞭。万红云从此就进入了“家史演讲组”，并到全国各地去作血泪控诉，成了仅次于冷月英的二号人物。

文革时两派斗争，万红云和冷月英各在一派。万红云先写出大字报，揭露冷月英不是刘文彩的佃户，更没坐过水牢。冷月英等人也写出大字报，揭露万红云手上的疤痕是解放后打针留下的。两个诉苦明星互相揭短，闹得安仁镇人人皆知。

这事让上面非常尴尬，后来他们考虑到冷月英的影响更大更重要，于是就把万红云驱逐出“家史演讲组”，又把《收租院》里万红云挨打的塑像撤了。不过，那条专为万红云订制的弹簧钢鞭却被留了下来，编成了另一个故事。

万红云只是被逐出去，我老汉则是被抓进去。1966年5月份的一天晚上，上面派镇上的干部王明轩、李银松来抓他，罪名是造谣，因为他说刘文彩家没有水牢。当晚就把他捆送大邑县公安局。他在大邑关了段时间，不久县法院就以造谣罪判了他15年徒刑。

80年代，邓小平上台后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老汉去申诉，法院答复：你这个事是搞重了，当时过“左”。于是，法院将他改判为5年。这个改判已经没得实际意义，这时我老汉已经劳改14年多，马上就要满刑了。我老汉出狱后，想不通，为一句真话就劳改15年。他去找县法院，县法院不理。他又到地区法院，地区法院也不理。他想到自己这一辈子实在冤枉，一时想不通，就在县法院门前服了毒——吞的老鼠药。那是1982年，他71岁。

他死前曾对我说过：“你要为我申冤啊!”但是我不敢把真相写出来，不敢为他申冤，我怕把他当年那顶“反革命”帽子又给我了。

刘文彩厨师的讲述

讲述人：刘玉林（90岁，安仁镇瓦窑村5组）

采访时间：2008年6月7日

地点：安仁镇川湘路125号

我是民国36年去给刘文彩当厨师的，在那儿干了两年。他喜欢吃我做的陈皮鸡、贵州鸡、麻子鸡，另外他还喜欢吃熏的腌肉。五老爷（刘文彩）这个人撇脱（四川话——不讲究），吃饭不挑剔，一个素菜豆腐汤，有腌肉呢就吃点腌肉。他不吃鲤鱼和鲢鱼，喜欢吃手掌长的鲫鱼，其它鱼不吃。说他经常吃鲍鱼、鱼翅，没得那些东西，我从来没见过。鸡脚鸭脚他不怎么吃，即使吃，就吃点用盐泡了去掉骨头的脚爪。

几个奶妈给他喂奶？没得那些事！里面有个刘二姐，离了婚的，在那儿经管点财产。除了她，就是打杂的多——烧水、扫地呀这些人。后来有两个说白话（谎话）的人，一个是冷月英，她说她坐了水牢，里面哪点有水牢？没得那个事，她说的话一句都听不得。她是积极分子，想往上爬嘛，提高嘛。还有一个就是肖龚氏，她说她挤奶给他 吃，说白话。这些都是错了的，实事求是嘛。但是，那个时候我不敢说。

大斗进，小斗出？没得那些事！找青年人给他输血？这个事我不晓得，我进他屋只是送饭收碗，就是有那个事我也看不到。

五老爷对我很好，我干了两年，从来没挨过他吵。他说话不是那种哼哼烘烘的，都是好生说。我头年去，没干多久，我女人上街来了，那是二三月份，我去找五爷关（给）两石米，他立马就答应。后来我走了，他还补（多）给我16斗米，我没要。后来是薛副官写个条子叫我老丈母去拿回来的。

采访后记

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的党和政府铺天盖地地推出了一个人间妖魔、吸血鬼刘文彩。水牢、钢鞭、血衣……生活上，大地主刘文彩更是极尽骄奢淫逸，燕窝人参、鸭脯鱼翅、鲍鱼龙虾……更令人发指的是，还强令几个奶妈给他喂人奶，一些青年人给他输血。

当时，我每天上学，都要从那些宣传画前走过。生动的图片，精彩的文字，给我们刻画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地主形象。我没想到，几十年后，我能亲耳听到刘文彩当年的厨师的讲述。可惜的是，刘厨师年岁已高，听力极差，采访十分吃力。还有，他的口齿已不清晰，再加上当地的地方音，好些话都听不明白。

同当年我党铺天盖地的宣传相比，刘厨师的讲述实在是太“简单”了；同冷妈妈“惊心动魄”的故事相比，刘老人的目睹实在是太“枯燥”了。只是，我相信90岁的刘老人不会编造。

补记：刘玉林老人于2009年2月去世。

刘文彩帮我建家园

讲述人：陈克明（1928年生，刘文彩的雇工）

采访时间：2009年8月22日

地点：大邑县安仁镇吉祥街16号

我住在安仁镇民安村5组，解放前是安仁11保7甲。那一年，好像是1936年，一天晚上，有人把我家房子烧了。为啥烧？有个吴篾匠，是一个孤人，他原来的屋基卖给了刘辉林（音），卖了后，他去帮刘辉林碾米。他偷他（刘辉林）的谷子，刘辉林就把田拿给我们做，不给他做了。吴篾匠因此怀恨我们。一个晚上，他把酒泼在我们墙后面堆着的草把子上，点燃。我们是草房，有14间，“轰”地一声就烧起来。一刻钟都没得，14间屋就全部烧完了。

我老汉去求为刘总办（刘文彩）收谷子的徐达三：“徐大爷，你到总办那儿去帮我们说一下，我们这么惨，全都烧了，我家十几口人，怎么办？”

当天下午，刘总办就来了。我老汉给他下个全礼——跪下磕个头。总办说：“起来、起来，你们人伤到没有？”我们说，人没伤到，只是猪没有跑出来，烧死了。总办说：“我去找两个人来看一下。”他找了X汉轩（音）和刘四爸，一个是包工头，一个是泥工。他们来看了后，第二天就开工了。

这期间总办还找了保长蒋奂村（音），叫他来帮忙整这个房子，材料不够就由五爷买，在他那儿去报账，反正要包修好。花了多少钱我们不晓得，只晓得是100个工，给我们修了同样的14间房。我们穷人送点啥呢？凑了只鸡，一个小盒盒，拿去给总办表示一下，人家花了那么多钱嘛。

我们下面还有一家也是刘总办帮忙修的，还在我们之前。那是刘清云（音）家，他家是烤火时把房子烧了。

1943年，我还不到15岁时就去给刘总办干活——修文彩中学。买木料、买板条、买石灰，全是我去，没叫泥工师傅去。我三个口袋，一个是我自己的钱，一个是师傅的伙食钱，一个是主人的钱。钱用完了又去拿就是了，又不起（查）账。

我们在学校干活，刘总办来转了耍，你不要招呼他，不要理他，埋头干你的。如果你停下活来招呼“总办您来了”，就整拐了，用现在的话说，他不喜欢拍马屁。现在当官的，乡长、镇长，你要不招呼他，他不安逸（不高兴）你。刘总办正好相反。中学修完后，我又在老公馆（现在的陈列馆）里干活。

那些年，逢年过节，尤其是过大年（春节），附近的穷人都要去找他，“总办，今年过不起年”。他一般都给一斗米，至少给五升米，一斗米嘛42斤半。他对穷人很有些好。

交租的时候要招待饭吃，还有人专门去吃饭——帮别人挑谷子，去后就在那儿吃饭。

有件事我印象很深。当时，一亩田交一石谷子，有些人是一石二。有户人家狡猾，把谷子打了后，藏一部分，剩下的堆在那儿。来收租的先生——解放后叫“狗腿子”——看到交不够，就说：“你要坐班房（牢房）哟。”那个人就抱一床烂棉絮，叼一根水烟，来找到刘总办说：“我今年种出来的谷子交不够租，先生说要坐班房，我来坐班房。”刘总办说：“哪个喊你坐班房？交不够算了。你回去，明年整（做）好点。”

我在刘家干活一直到1949年解放。解放后，1950年上半年，搞四大运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下半年，10月份，学习土地改革。这个时候我就到雅安做活去了。后来我回来，听说老公馆里有水牢，一个叫冷月英的女人还坐过，此外还有地牢等等。我不相信，我在老公馆干过活，从来没见过。还有，收租是真的，但那个“收租院”是假的。那个弹子风机也不对，那是廖家的，我们租种过廖家的田，清楚。有些是别个做的事，他们搬到刘文彩身上。这都是那些反对他的干部给他安的，那个社会就是这样。他做的好事一点不说，不给他展出来，比如他修县中学，用了那么多田地，修好后他又捐了90多石谷子。

但是，我不敢说，老公馆是“阶级教育展览馆”，你敢说没得水牢？那些干部不整你呀？你说句真话就打成反革命了。外面的人来参观，干部就要给我们打招呼：“不准乱说话！”

解放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1957年）大鸣大放动员说：“你对毛主席有意见都可以提。”提嘛！提了你就走不脱！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一句话不对头就把你抓出来，好多人都不敢说话，我敢有啥说啥？但是，人家刘总办做了好事，我不能反起说，我只得什么都不说。

当然，敢不敢说我要看什么地方，还要看是啥子人，是合适的人我才说。政府来调查的，我知道说不得，你晓得对方是啥子人？万一是要整你的人呢？

对了，再说说刘文彩帮我家修的那14间房子吧。它们在“大跃进”时全部被拆毁了。为啥呢？那时要搞亩产万斤，需要我家房子墙上的土泥砖去肥田，一下子就拆了。以后20多年我们一直没钱修房子。那些年，卖个鸡蛋是走资本主义，做点手艺要缴款，做点生意是投机倒把……直到改革开放，邓小平搞土地承包，我们才挣了钱，重新在旧地上盖起了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