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期）

1959年7月份，我组织3个人越狱逃跑成功。那天夜里，狂风暴雨，雷鸣电闪。我们的那个厕所是平房，趁着大雷雨，我们掀开房顶逃了。当时玉米已熟，可是没人收，正在大炼钢铁，玉米都烂在地里，逃出去倒是饿不着了。初逃出狱，我们趴在附近的玉米地里一动不动，看着人们从四面八方打着松明火把追我们，天亮后我们才走出玉米地。

我用肥皂刻了一个章，写个假证明，说我们是铁道部门出来采购的。后来我们其中一个逃友偷南瓜时被抓，忍不住酷刑拷打，把我们供了出来。另一个不久也被抓，供出了我的逃亡路线。我扒卡车逃到自贡，想到那里一个朋友家取衣服，再借点钱，然后到西藏去。刚到朋友家门口就被埋伏在那里的人抓住了。这样又给我加了4年刑，加起来就是9年，在昭通劳改科服刑。

劳改科有一个叫窦岐山的，是西南设计院的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兼总工程师，后被打成右派。他不服气，判了9年。一般犯人是到不了劳改科的，我也是因为给班禅当过秘书才被调到那里。那个时候全军区到处都是劳改队，一个劳改科科长比一个军长管的人还多。当时其它地方都吃不饱，只有劳改科可以吃饱。劳改科的陈景昌跟一个豆腐厂签有协议：豆腐厂的机器、汽车什么的出了故障由劳改科修理，不用付钱。作为交换条件，豆腐厂每天卖100公斤豆渣给劳改科。劳改科把豆渣和玉米面混合起来给我们吃，我们就能吃饱了。劳改科大概有300多人，刚到劳改科的人个个都皮包骨，一两个月后就都吃得白白胖胖的了。陈景昌当时真是救了很多人。文革时陈景昌被判6年刑，罪名是同情犯人，后来被活活折磨死。他的豆腐渣和玉米面不知救了多少人！那真是个好人！我们这些犯人出狱后都去给他扫过墓。

我仍然不服罪，1962年他们就把我调到了罗汉坝，说不把王唯调到罗汉坝就不知道劳改营是天堂。他们本来是想好好饿饿我，不料我命不该绝。罗汉坝因罗汉竹得名，每60年开一次花的罗汉竹，我到罗汉坝那一年开花了。开花之后结果，结的果实叫竹米。我到罗汉坝的时候正赶上竹米成熟。生竹米也可以吃，非常好吃。罗汉坝是高寒地区，连玉米都不长，只能生长土豆。我们利用出去割草的机会大量采收竹米，就这样读过了那个饥荒时期。

1962年这一年我还遇到一个好人，是个女右派。这个女右派的工作是每天放牧9匹马。按规定，每匹马每天有3斤豌豆料。她每天放马时就用报纸包一包豌豆，顺路扔给我。当时我的工作是每天在地里割草。她扔给我的豌豆是煮过的，还加了盐，非常香。就这样，我暗中吃了3个月的盐水煮豌豆。他们都觉得奇怪，说他们都饿得皮包骨，怎么王唯却啥事没有。后来我寻找过那个女右派的下落，没有打听到关于她的任何消息。

罗汉坝劳改农场有个水牢。它并不是建就的水牢，原先是一座普通的房子，因地基低洼，下雨积水成了“水屋”。有些没人性的东西就想出这个法子，把死硬顽固的犯人关进去。关进去就等于杀害，也不给吃的，进去就甭想活着出来了。

我受罪最大的地方是鲁甸硫磺厂（劳改厂）。一早就被赶到洞里采石头，天黑才放回来，整天光着脚踩在矿坑中的水里。我26岁当右派，这时已经32岁了。我的身体一向是很棒的，有一天忽然拉肚子了。我去看医生，医生问我是什么罪犯，我说我就是你们所谓的反革命犯。他说：你反革命犯的假我不批。我很生气，第二天没有出工。他们说我是违抗改造，要给我戴刑具。

那手铐太小，带不上硬戴，最后是用铁锤砸上的串钉。那个劳改中队的队长叫陈维芳，是个彝族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做了狗比一般人更恶。带了1周手铐，我开始全身浮肿。一个右派医生把这个严重情况汇报了上去，说：王唯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再不给他打开铐子要闹出人命，到时候我会如实汇报的。当初是用铁锤砸上的，撬开也是用铁锤撬开的。那7天我几乎疼得没合眼，手铐一撬开我立刻睡着了。一睡睡了3天3夜。我现在手腕上的疤痕就是这次留下的。

没过多久，法院来了个文件，由9年改判为4年，可是此时我已经坐满5年了。刑满了，但仍不放人，怕放虎归山，强迫“留队”，在那里继续给他们干活。据说这也是毛泽东的发明。与原先不同的是给发点儿工资了，每月29元。留队实际是变相劳改。从1963年起，直到1979年，我没有离开过劳改队。

有一种人是有人性的，有一种人只有兽性。文革期间，我因说江青不是毛的原配夫人，被以“污蔑江青同志”的罪名关在会泽县五星铅锌矿（劳改厂）。在那里，我被单独关在一个长2米、宽2米、高2米多的一个石头盒子里，时间长达4年。头顶有一个拳头大的透光孔，阴天里面什么也看不见。石盒子里放一只马桶，没有盖子，一周才倒一次。一个月出来放一次风。南非的曼德拉坐了27年的牢，我愿意用我的这4年换曼德拉的27年。

出了这个石盒子之后，我又被抓了，判刑7年。什么罪名呢？我说：毛不在之后，右派是要平反的。毛比我大40岁，我就不信比不过他，我要跟毛做生命竞赛。就因为这句话，把我定为最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判了7年。

满7年后，“四人帮”也被粉碎了。全国到处都在平反，可是迟迟不见对我的平反。我3次进京上访，也不见结果。最后最高法院写信给云南高院，云南高院又写信给曲靖中院，让给我平反。可是曲靖中院根本没有我的档案，又到五星矿找我的档案和判决书，仍然没有。中院没有判决书正本，五星矿也没有，可是我手里却有一个判决书副本。我说：你们没有正本，那我手里的副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不知道。我的副本判决书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曲靖地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日期是1968年12月28日，可是判决书编号却是1969年军管行字第68号。这等于说1968年就把1969年的判决书发下来了。他们就说：没你的档案怎么给你平反？最后是把我的判决书拿去作为一个依据，发了一个文，撤销编号是1969年军管行字第68号的文件，称所有言论不构成犯罪。这就算是给我平反了。

四、一门三右派

我家是一门三右派，除我之外还有父亲和四弟。四弟王古白，1949年初中毕业即参加解放军公安部队，任连级文化教员，复员后在北京某中心小学任体育教师。1957年大鸣大放，因揭露耳闻目睹的肃反扩大化和刑讯逼供草菅人命的事实，给共产党的劳改政策提意见，被打成右派，下放农场劳动，而后又在学校烧锅炉。1979年“改正”复职，未获分文赔偿。

父亲王药雨，1904年生于天津桃源沽，国人熟知的小儿金丹片、牛黄解毒片、银翘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气水等家庭常备中成药的研制发明人。爷爷是中医。父亲自幼跟爷爷学医，后经人推荐，入南开大学任职，并半工半读选学中医药，曾随美国植物考察团在中国境内考察中草药物的分布情况。1928年又师从中医学泰斗张锡纯。张是中西医学汇通派的代表人物，倡行中西医结合，有巨著《医学折衷参西录》行世，曾列名当时的中国四大名医。其间，父亲还结识了北京名医孔伯华、施今墨等国手。

1930年，父亲应恩师孔伯华之邀，到北京北国医学院任教，1932年 转入施今墨的华北国医学院任教，主讲《伤寒论》，同时主编《明日医药》杂志。该杂志力倡中西医结合，名噪一时，影响海内外。抗战爆发，国府迁都重庆，父亲到陪都罗家坝筹办药厂，专门研制中成药。其中健胃灵最为成功，深受军民好评。不久，药厂成为日本飞机攻击的目标，被炸弹夷为平地。父亲一身是债，跑到昆明去当坐堂郎中。云南是中国最大的中草药生产地和集散地，父亲研制的许多著名中成药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1954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请施今墨主持组建中国中医研究院，父亲被召回北京。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亲自批条，在安定门内前肖家胡同三号拨出三间北房，作为父亲的住宅。

反右来了，单位领导要父亲给共产党提意见，父亲一言不发，一字未写。党委书记因此找父亲谈话。由于担心落下抵制运动的罪名，父亲无奈之下决定写一篇自以为万无一失的大字报：先歌颂（共产）党的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后建议主管业务的领导选拔多少懂点医学知识或学历高一些的人来学习中医。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父亲的大字报被指控为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恶毒攻击共产党外行领导内行。年底，父亲被打成中右，降三级，发配至青海省人民医院当医生。父亲所在的农工民主党也马上开除了父亲的党籍。可笑的是，1979年初父亲临终前，又接到该党恢复其党籍的书面通知。

父亲医术精湛，到青海不久即被誉为神医。1960年大饥荒，青海少数民族牧区肝炎、黄胆病、浮肿病迅速蔓延，新上任的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授意青海省委书记高锋进行调查，任务落实到省人民医院。院党委书记李子彬挂帅，父亲王药雨为考察团技术顾问，一行几十人迅速奔赴牧区。

半月之后，考察结束（1961年的电影新闻纪录片有报道）。李子彬让父亲执笔写考察报告，要如实呈报，不回避饥饿造成死亡的事实。父亲不从，坚持从纯医学角度就事论事，力避使用“饥饿所致”之类字眼。工人出身的李子彬大为不满，大谈共产党人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无私无畏，敢说敢为。父亲无奈之下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李书记，我为什么打成右派下放青海？你是党委书记，你比我更清楚反右斗争。我吸取教训了，不想再犯错误。”李子彬书记妥协了，决定同时写两份考察报告。一份由他本人执笔，直来直去，坦言疾病蔓延的原因是饥饿，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也是饥饿。父亲的那份报告则讳莫如深，只说百姓缺乏营养，全篇不见“饥饿”二字。报告转呈到兰州时，两位来此采访的《人民日报》记者看到了，将其捅到北京。

此时正当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各地大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各单位大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李子彬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留党察看，贬至黑龙江双鸭山矿务局当总务处长。父亲则因报告避重就轻耍滑头，得到新任省委书记的赏识和表扬。在举家迁往东北前夕，李子彬特邀父亲到家中吃晚饭。俩人边喝酒边倾谈，李子彬说：“王医生，看来我们共产党是不让人讲真话了！你说真话成了右派分子，我说真话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唉，今后谁还敢讲真话？这样下去，我们的党、我们的囯家如何得了哟！”父亲不接话茬，只是说：“李书记，我们今天只喝酒，不谈时事。”从此，一个党委书记和一个右派知识分子成为终生的莫逆之交。

七弟王誉虎，因了这样的家庭背景，60年代初曾连续两年参加高考，皆不得录取。那些平时比他学习差的同学，个个登上了高等学府的殿堂，他却两次都名落孙山。那时候上面有个原则，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参加高考，只给5%的录取率。文革时期七弟在北大荒当知青，因有家庭背景可作把柄，被人整得妻离子散。

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在军事博物馆搞了一个“平暴展览”，一进门院子里摆着一辆轿车，媒体都报道了。那辆车就是我七弟当初借给学生用的。它可能是六四期间学生领袖们唯一的一辆“公务专车”。里面还陈列有七弟借给学生用的打印机、复印机、无绳电话和电脑，都写着“四通公司王誉虎”。学生广场示威期间，七弟5天送去了8卡车食品。后来全国各大报纸刊载一篇长文《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其中有一段话：“四通下边有个鷺岛公司，该公司又下辖一个华成托运服务公司。这个公司的头头就曾直接从天安门广场找来一名‘工自联’常委和几名闹事的学生头头，当场付给18000元现金、一部无线电话，派给一辆解放牌卡车，并应允代印传单等等。条件只有一个：支持党内‘改革派’，反对党内‘保守派’，倒李（鹏）保赵（紫阳），他毫不掩饰地说：‘我就是想用自己的观点去影响广大学生。’”华成托运服务公司的那个头头就是王誉虎。

在我们兄弟七人中，我是最老实的孩子。当年母亲卖掉北京的房子，带着我们一家老小，穿越日军封锁线去找父亲，就是拿我做冤大头即兴演一场戏，才得以突破封锁线。那时过封锁线必须持介绍信，我们一家根本没有介绍信。母亲当着日本人的面啪啪打了我几个耳光，问介绍信哪儿去了。我被打得哇哇大哭，也不知道辩解。当时不能打老大，打了老大，老大肯定说哪儿有介绍信这么回事啊！但我老实，打了也就打了。这时翻译说话了，说一个女人带那么多孩子，就让他们过去吧。就这样放我们一家过了封锁线。还有一件事，当时我家住什刹海，母亲给我织了件毛衣，有一个变戏法的路过我家门口，跟我说：你要是把毛衣脱了，我能给你变俩。我信以为真。变戏法的告诉我：闭上眼，转过身，不叫你转身你别转身。结果毛衣被他这样骗走了。

就是这么老实的一个人，后来在共产党统治的30年里却吃尽了最大的苦头。我15岁离家当兵，出狱时快50岁了，在监里或劳改21年多。真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出狱不久我组建了家庭，生儿子的时候我正好50岁。谢天谢地，想不到我还能有一个儿子！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