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病”已为过街老鼠

2011年6月10日，国务院法制办全文公布了《精神卫生法(草案)》，关于“禁止被精神病”是该草案修改最热议之处。精神卫生法立法的呼吁已经进行了26年，迟迟没有进展，近两年媒体报导各类被“精神病事件”促进了精神卫生立法，邱润武、徐武案成为“被精神病”代表事件。

防止“被精神病”现象已经由《精神卫生法（草案）》所明确，草案不但规定了对非自愿治疗收治的更加专业和严谨的程序模式（其中有很多不足之处还待修定），还规定要对“被精神病”相关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这足以表明，“被精神病”现象为违法犯罪行为，社会与立法机关对此已经形成共识。当人们雀跃精神卫生立法的一大进步时，当人们在憧憬不会再有被精神病现象时，抚州市访民邱润武被警察绑架至精神病院。

抚州政府如此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并没有超出社会对中国地方政府做事风格的评估，但还是惊呼抚州政府无耻至极！人权和法治根本不在抚州政府考虑的范围之内，这种政府已经失去了民心，再无耻也不过如此矣。法律虚无主义势必造成权力至上，人治社会却又充斥着法制的思想，混乱不堪。

7月23日，滞留加拿大12年的远华案首要嫌犯赖昌星被遣返中国。于是，赖昌星其人其事又成了人们争相议论的一个热点话题。

有人说，赖昌星是人民英雄，因为他的走私，打破了垄断，压低了物价，搞活了经济，造福了乡里，至于说他靠走私赚来的亿万家产，那只不过是损害了政府的税收，并没有损害普通老百姓的利益。

此论大谬不然。

首先，我们要看到，走私有两种。一种走私是躲着官府背着官府进行的，这种走私甚至可能走上直接反抗官府的道路。例如在古代，隋末的程咬金、唐末的黄巢和元末的张士诚，都是靠贩卖私盐起家，为了对付官府缉私，他们呼朋引类，啸聚山林，并最终举起大旗和官府公开对抗，一争天下。

赖昌星的走私是另一种类型。赖昌星的走私是和官府合作的，决不仅仅是收买几个海关小吏，而是和地方官员打成一片，关系网一直铺到中南海。远华案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典型，是制度性腐败的标本。

德中第9届人权对话于7月20日—21日在中国南方城市贵州召开。德国人权专员勒宁说：“我有个感觉，中国人比过去更能接受人权，对我们来说是人权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在人权政策主要有争议的题目上，中国还无法让人看出坦诚。比如……最近几个月有数十名律师被带走、受到恫吓和虐待。”就在德中人权对话会议期间，贵州人权捍卫者陈西、廖双元、吴玉琴、李任科、田祖湘、糜崇标、卢勇祥、黄燕明等人被旅游、被失踪了五天！以下是我从家里被带走时，隔着铁门与警察对话的记录。

7月15日下午2点半，有人不断敲门，开门一看，是贵阳市云岩区公安分局威清路派出所巡防邓华和一年青人。我问什么事，他们说看我在不在家里。5点半，我到威西门菜场买菜，这两人又寸步不离地跟在后面，然后又尾随到我父母亲那里并守在门口。我回家，这两人就守在了楼下大门口。

——评应星的《“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应星的《“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是国内继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之后，第二部以抗争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细读之后，笔者并没有体验到具体可感的学术“气场”，反而明显感受作者的自我矮化、自设禁忌、削足适履、以偏概全的疲软畏缩和“气场”迷失。

一

据美籍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一文中介绍，20世纪90年代中期，包括她本人在内的七位美国政治社会学教授，在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等研究所组织了一个“抗争性政治的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 of contentious politics)的新项目。项目成员为了探索研究社会运动的新途径，便采用“抗争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概念，突出国家政权的重要性。该概念强调社会抗争是政治性的，国家是卷入其中的关键行为体之一。（注1）

我知道在国内各网站说话很难，2010年3月份，我曾经在国内《网易》开了个人博客，可不到3个月就被强行关闭了，到现在我都不清楚自己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我转发了一篇关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死去的将领名单及其抗战事迹，还有中共在1945年的《解放日报》关于自由民主的文章，可就这些文章竟然被《网易》封了。

今年3月份，我到《新浪》网站申请了一个微博，开始用“自由松柏”的名字登陆，但没有几个人关注。这时陈永苗先生路过徐州来看我，知道我有了微博，建议让我用真名，我听了他的主意。果然，我用了郭少坤的名字后，引来很多人关注，有的直呼“原来你就是郭大侠！”欣慰之际，我的粉丝陡然增加，至6月初，已有八百多名网友和我互动。其中有于浩成老师、陈永苗先生、杜导斌先生、杨子立先生、刘德军先生、曹维录先生等国内外知名朋友，我们在许多事关民主法治等领域内发表意见，应该说起到了某种对社会进步的积极推动作用。

（续第54期）

（略：第七节 人民大会堂的“国宴特供”；第八节 “两会特供”；第九节 邓小平与熊猫香烟）

第十节 邓小平后的“特供”

1、转型特征

实施市场经济供应机制以后，普通商品的“特供”逐渐淡出，但是，相应于市场规制的混乱局面，食品安全问题又突出出来，“人为污染”和“添加混乱”成为威胁食品安全的两大主要因素。食品的安全又催生了新的“特供”需求。“特定来源”和“特定制造”的食品供应成为“特供”的重心。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下食品安全问题催生了新的特供需求和推动了特供的转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注1）和《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注2）分别揭示了国家机关广建蔬菜特供基地的做法。“去年到西部某省开会。晚间在该机关自己的食堂吃饭。陪同的人说，我们的饭菜你放心吃，都是绿色食品。我们在农村租了几十亩地，雇农民种植，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大约半个月前，在中部某地，在县里机关吃饭，谈到西部某机关自己租地种菜的事，陪同的朋友说，这不奇怪，我们省里的机关也这么干啊”。

近来，三峡工程再次陷入激烈争议。这一次是因为下游数省特大旱灾，长江水位急剧降低，鄱阳湖、洞庭湖干涸，接着又是暴雨成灾，许多地区转瞬洪旱交替。正好在这一期间，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坦承三峡工程在移民、生态环境、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长江委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原局长翁立达先生向媒体表示：这些问题，在三峡工程进行论证时，都在我们的预计内。尽管由于当时条件和认识的限制，有些预计出现了一些偏差，但问题还是可控的。《时代周报》记者追问：你对三峡大坝是什么态度？翁立达：有利有弊，利大于弊。毕竟，我们是要用数据说话的，我说有利，是因为它在防洪方面，真的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续第52期）

六、广州南湖别墅

毛泽东在广州原有两处住处：珠江南岸的小岛招待所和白云山上的一处房子。1971年1月，中央办公厅通知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委，毛拟于当年年底去广州过冬，原来住房长年无人居住，恐不适用,希望按靠山、近水、幽静、保密的原则选址新建。恰逢江青于3月来广州，居住在小岛招待所，因嫌环境不好，很生气,只住一天就走了。这更坚定了当地领导为毛泽东修建新居的决心（注1）。

经反复论证、选址、到外地取经，决定了工程设计初步方案，于4月份向中央办公厅汇报。汪东兴原则同意军区报送的方案，但是又加码要求在毛的住所附近另为周恩来、江青、康生各修一所房子且要求全在年内完工。

根据汪东兴的要求，最后决定将房屋修建在广州的磨刀坑水库旁，此水库后改名为南湖。毛泽东住所的设计图纸由汪东兴审查，周恩来住所的图纸则交邓颖超和周恩来办公室。

李旺阳，1950年出生，原湖南省邵阳市玻璃厂工人，未婚，性格刚强，宁折不弯。他参加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任邵阳市工自联主席，“六四”屠杀之后被当局判处重刑13年。

由于坚持原则立场，拒绝当局的思想强制，在看守所里李旺阳多次遭到毒打，并因“态度顽固”而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送进邵阳龙溪监狱以后，又因同样原因，李旺阳再次受到极其残酷的虐待，从而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连行走都非常困难。

监狱中什么人都有，向善自新者是多数，但怙恶不悛者也不乏其人。尤其是，狱方实行“以犯人管犯人”的政策，牢头狱霸就此迫害他人，特别是政治犯。在龙溪监狱，负责监控李旺阳的囚犯故意诱导李旺阳发表政治言论，然后报告当局，以求减刑；狱吏根据其告发，对李旺阳进行训诫，而李旺阳则据理力争，由此他不断遭受严酷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