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此文是杜导斌先生入狱期间给儿子写的几封家书。1949年后，中国官方对孩子的教育，走的是一条灌输狼奶的邪路，“红卫兵”就是例证。文革后，虽然不再提阶级斗争了，但“三个代表”、“八荣八耻”还是主旋律，搞的仍是空话、假话的教育。中国文明崇尚教育，但这一传统在1949年后就中断了。那么，我们该如何教育孩子呢？杜先生在监狱中写给儿子充满父爱的家书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既基于中国的传统，也融汇了西方精神，其宗旨是：在普世价值下做一个公民，自立自强，承担责任，挺起胸膛做人。

入狱后写给孩子的第一封信

文玉：

不要为爸爸的事伤心，孩子当自尊，自爱，自强。你只要保护好自己，努力学习，爸爸就不担心了。

你现在面前最重要的事，就是通过自己去争取前程。爸爸越是不顺利，孩子越是要努力。只有这样，才是回报爸爸关爱的最好方式，才是爸爸最想看到的。

家里从现在起经济要困难些，你的月需如果能更多地通过获得奖学金来解决，也就是在帮爸爸了。

第一节 “特供”的含义与历史渊源

一、“特供”概念

所谓“特供”（注1），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个是指针对上峰的特别供应制度，或针对上峰的特别供应行为，指的是特供制度或特供行为；另一含义则指通过上述供应制度或供应行为而供应给上峰的产品，指的是产品本身。后者借用梁文道先生的话说就是“特别制造以供应上峰的产品简称”（注2）。

结合到中国的“特供”操作或“特供”实践，用通俗的语言来讲，“特供”指的是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特别制造、专门供应的产品，及其供应体系和供应行为。

这里的“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绝对安全（绝对安全、万无一失）；第二要高质量、高水准；第三要方便。为了做到这些，针对特供食品，“特供”体系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都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以求“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一丝不苟、绝不松懈、全力以赴、万无一失（注3）。

编者按： 3月25日，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刘贤斌有期徒刑10年。这是对中国良知的审判，表明中国当局决心抛弃依法治国的遮羞布，绝不容忍任何不同声音。该判决再次证明中国的司法和人权状况大步倒退。

宣判当日，刘贤斌的妻子陈明先参加了旁听。她表示对刘贤斌被当局重判有思想准备，她说：“刘贤斌走上他理想的这条路，本身就充满着荆棘和艰辛，我们夫妻聚少离多，这是我的选择。”

为了向刘贤斌夫妇表示敬意，抗议中国当局这起反文明的粗暴判决，我们现重新发表陈明先女士这篇写于去年的文章。对比中国当局的蛮横残暴，这篇朴实、痛心而又坚毅、优美的文字，让我们看到刘贤斌夫妇高尚的理想、美好的情操，以至于连他们所承受的苦难也显出色彩和温暖。

向所有遭受这个野蛮政权迫害的志士及他们的家人致敬！我们崇敬他们，他们是中国的希望！

前奏

2010年1月13日下午，我和妹妹在离成都70多公里外的崇州白鹿镇回水村瞻仰上书院遗址，偶遇几个时尚青年，攀谈之间，知悉无比清瘦的何路是80后基督徒，随即动了采访念头。

这里的所谓“上书院”，其正式名称为“圣母领报修院”，始建于1895年，由法国外方传教士、成都主教杜昂派谷布兰发起筹建，历时13年，于1908年竣工，据说是中国西南最大的天主教神学院，栽培了数不清的神父和主教，可与我曾经拜访的云南禄劝县撒营盘乡境内的基督教西南神学院媲美。但1949之后的无神论统治，使这座占地1.8万平方米的哥特式宏伟建筑逐渐毁弃。至几年前SARS肆虐的某个夏日，当我和同城文友李亚东、汪建辉、王怡等麻着胆子出游至此，那在乱石穿空中耸立的教堂骨架，犹如被红色岁月千刀万剐仍一息尚存的“历史罪人”。

追往叹今，恍若隔世，上书院仅存的残垣断壁，又被一两年前的大地震彻底摧垮了。思维跳跃的何路，突然指着铁丝网环绕的荒墟说：好些人都来这儿拍过婚纱照，5•12那瞬，塔顶轰然倾倒，令景点内的几对新人魂飞魄散。

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考虑到不符合法定条件多生孩子，给社会增加了负担，理应对社会给予适当补偿。”可见社会抚养费不是惩罚性的而是补偿性的，并不是望文生义，而是立法的本意。

既然社会抚养费是补偿性的，那就应该用多少收多少，不用不收。我们使用水、电、煤气不都是这样收费的吗？政府应该根据每年的儿童福利实际支出，按人头平均，计算出每个“超生”孩子所享受的社会福利，并不得强迫使用自费疫苗、就读私立学校的孩子的父母缴纳的社会抚养费。只有这样，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的规定，才跟把“准生证”改为“生育服务证”、把“超生罚款”改为“社会抚养费”的立法精神相符，才跟国家领导人和外交部发言人的一再声明（“中国的计划生育是自愿的”）一致。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并没有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做出具体规定，而是于第四十五条把这一权力不加任何限制地授予国务院：“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下午6点钟，天刚刚黑，我背上陈光诚想吃的羊肉，踏上去看望他的路途。本打算第二天晚上再进村，但当天我还是想先探探路，如果有机会就进村，逮个人请他把羊肉转交给光诚家人。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无法应付。

我以前来过，知道三条进东师古村的路，东南边崖子村一条，东北边国道一条，还有就是西师古一条。这次，我走的是第三条。从孟良崮出发，经过西师古，走了约20分钟，再走过西师古前面的小桥，折到左侧小树林，休息了5分钟，再沿着田边的泥巴路上一个高坡，前面100米左右就是东师古西村口。

这时，我拨通了朋友的电话。之后，我就沉默着走到了村口，遇见了一个岗哨。前两次来，西边没有岗哨，光诚回家以后增添了不少。这个岗哨也穿着和我一样的棉军大衣，帽子也很相似，就是那种棉线帽，上面带个揪揪。

自从山城重庆首创“唱红打黑”以来，“唱红”在不长的时间内迅速蔓延，“红”遍大江南北。中央电视台2011年新年音乐会以迎接中共建党90周年为题，《东方红》打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垫后，整场演出“红歌”嘹亮，开“红色”新年音乐会之先河；重庆卫视更是全力打造中国首个“红色频道”，从2011年１月３日起“全新改版”，用“红色文化节目”充斥晚上全部黄金时间。人们在问：这是要干什么？

“唱红”现象表层的滑稽无需更多解释：一个病入膏肓的体制重祭“英雄时代”的符号，并不能使自己返老还童，反倒多了一层欺世盗名的罪过：那些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再次被“洗脑”；而那些真心为“新中国”奋斗过、牺牲过的中老年人看到如今脑满肠肥、除了奴气就是戾气的党的官僚们，只会为党的蜕变、变质痛心疾首，只会为“唱红”的泛滥感到恶心。

但“唱红”又似乎并不简单，它的背后的确有一些值得挖掘的东西。从中国政治转型的角度看，至少有两点应该指出：

2011年1月27日，著名时评人长平，被以敢言著称的南方报业集团正式解聘，该集团子报《南方都市报》的评论部主任李文凯，以及两名编辑也被调职。决定长平等人前途命运的幕后人物，是有意竞争中共十八大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及中宣部部长的新闻杀手蔡名照。

一、记者出身的新闻杀手

蔡名照，男，汉族，1955年6月出生，籍贯山东。研究生学历。1978年3月任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1985年4月任新华社江苏分社副社长、党组副书记；1992年5月任新华社山东分社社长、党组书记；1993年4月任新华社秘书长、党组成员；1998年3月任新华社副社长、党组成员兼新华社常务副总编辑；2001年4月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2009年7月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是中共十六大、十七大代表，第十、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11月9日，中国记协在北京召开纪念范长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蔡名照首次以中宣部副部长身份公开露面。

作为任职将近十年的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蔡名照长期主管对于网络新闻及网络言论的监管控制。

一

丈夫出狱

贾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