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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中国的“特供”制度批判(之七)

张东

(续第55期)

第十一节 中国的“特供”机构

1、公安部食品保卫处与中南海特许供应站

中共建政之初,为了保障党的高级领导的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公安部曾设食品专供站,即中南海特需供应站,归属于公安部八局五处——食品保卫处领导。这个“特需供应站”对外称北京饭店招待所(注1),起初是处级单位,下设四科一室,并管辖几个专用生产基地,规模较大者是巨山农场,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特制、加工优质的粮油、菜蔬、水果、肉、鸡鸭、蛋、奶等副食品。基地建有专用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糖果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专门设施。这些设施当时皆属最先进的,甚至连猪舍、养牛场皆聘请苏联专家设计与建筑。

为了做到绝对安全,其业务干部和职工皆由北京市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和化验人员则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工作人员不仅是“政治可靠”、思想过硬,而且其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皆经严格审查。他们不仅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和“组织纪律”,还能把服务对象“需求什么?喜好何物?”深入研究、探索,认真落实。由于工作成绩优异,服务对象满意,受到中央多次表彰,曾有9位特供工作者先后荣获毛泽东接见。

2、北京市食品供应处与34号供应处(注2)

随着政权稳固,中国各项国际交往日益增多,北京做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交流中心,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访华、重要会议、重大国事活动等,急需一个专门的机构为其提供安全高品质的食品保障。也就是说,原有公安部下辖的特供体系已经不能满足“特需”的需要,“特需”供应工作面临完善和充实的课题。

1955年11月3日,一份“关于成立副食供应小组的报告”呈报到市政府领导,报告称:“……目前,北京市对中央首长、外国专家、驻京使馆、各大饭店、医院的副食品供应工作,在数量、质量、及时、安全、供应标准、价格等方面均存在问题……建议成立专门机构,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统筹特殊副食品的货源;制定供货计划和特供标准,统筹解决首都的外国专家、外宾、重大宴会、驻华使馆、各大饭店、特殊医院及国内高级首长的食品供应问题。”1955年12月,在彭真市长的亲自过问下,北京市成立了由市人大副秘书长李公侠、彭城等9人组成的特种供应领导小组(北京市食品供应处的前身)。特供任务由公安部移交于北京市委。

  

特种供应领导小组在明确特种供应范围的同时,强调供应的经营方针是:在保证食品绝对安全的原则下,实行企业化管理和经济核算制。可暂不上缴利润,但必须保证食品质量,商品价格不得高于市价。移交时隶属北京市第三商业局,后又划归二商局,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充实,不断完善,并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长效机制,沿袭至今。其设立伊始的使命,就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访华、重大国事活动如国宴等提供安全的食品保障,它被明确为一项长期“政治任务”。这也是中国“特供”体系的肇始。

为保证上述任务的完成,特种供应领导小组抓紧组建具体供应部门。在原北京市第三商业局特供站和北京饭店供应科的基础上,建立了北京市食品供应处,并在其下建立了北京市食品供应处34号供应部。它构成了北京市食品特供的核心,并逐步形成了完整的食品特供体系。直到北京二商局改制后成立北京市二商集团,34号供应部归属于二商集团下的北京市东方友谊食品配送公司,二商集团更成为北京特供的主要承接主体。

34号供应部,为北京市食品供应处所属的第一个企业,因坐落于东城区锡拉胡同34号,故此取名为“34号供应部”。从1956年开始承担起中央首长、外宾及重要会议的食品供应任务。随着业务不断扩大,1973年开始,在原址基础上新建了建筑面积为6400平米的四层T型综合楼,该楼坐北朝南,地处繁华的东安门大街,1976年末,食品供应处机关和34号迁入新址。现在的34号供应部坐落于丰台区南三环西路85号。

另外,34号供应部在保证食品特供的同时,也逐步转向商业化经营。在其公司网站中写道:“近年来,面对市场经济大潮,“34号”在确保特需供应的同时,加强了对企业品牌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先后注册了“34号”的图形、数字和文字等商标,推出了自有品牌商品:玉醇酒、龙徽干红葡萄酒、故宫御膳房酒等。同时,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的引入,现代化的食品检测中心的建立,各项基础设施的改善,提升了企业的硬件水平和管理档次,为34号向现代化企业发展奠定了基础。34号供应部主要经营全国名优烟酒、糖茶、罐头、饮料、中西餐调料、禽蛋、肉类、水产海味、粮油制品及进口商品等l60O多个品种。”(注3)

3、北京市二商集团

北京市二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是成立于1955年的北京市二商局。1993年二商局进行改制而逐步形成现在的北京市二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曾用名北京食品工贸集团总公司)。据其网站介绍,北京二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以食品冷链物流、食品制造、肉类屠宰加工、现代分销与专业市场为主导产业,以食品科研、教育、信息技术以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酒店服务、物业管理为重要支撑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集团主要生产经营猪肉、牛羊肉及其制品,禽蛋制品,海鲜及制品,糖、酒、烟、茶,腐乳、酱油、食醋、调味品、糕点、水果、蔬菜、酱菜、豆制品、饮料、冷藏设备等20多个大类万余种商品。拥有“王致和”、“六必居”、“天源”、“月盛斋”、“金狮”、“龙门”、“桂馨斋”等一批久负盛名的食品老字号以及“宫颐府”系列糕点、“白玉”系列豆制品、大红门系列肉制品等一批颇具特色的知名品牌。其出资的下属企业包括北京水产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东方友谊食品配送公司、二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郊食品速冻厂、北京市蛋禽公司、北京三新冷藏储运公司、北京二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六必居食品有限公司、北京二商金狮龙门食品有限公司、北京二商希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等。

目前,以原34号供应部为主体,北京二商集团承担了北京70%的特供任务。特供服务包括两类:一类对在京党政军机关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京召开的重要会议和重大外事活动提供特需供应;另一类是涉外供应服务,即对外国驻京使领馆提供日常特需供应服务。以前面所述的2009年全国“两会”为例,二商集团为“两会”共储备15大类1191个品种食品,并筹措1404万元大宗商品,通过其下属11家单位,“特供”全市26家酒店。会议期间,34号供应部职工每天工作超过16小时,以实现“特供产品合格百分百、网点配送零误差、信息传递全畅通”目标。

第十二节 “特供”制度分析——特权等级制度

通过以上对不同时期的特供制度的演变以及各自表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特供制度所表现出来的特权等级制度的本质:

1、特供制度本质是保障高级官员(特权阶层)的生活安全和生活质量

在产品短缺时代,一方面是计划经济和统购统销,对普通民众实行食品配额制度,实行低水平的供应,另一方面,则对特定的拥有特权的阶层,按其特权等级来保障其特需,提供超过普通民众的配额,并供给普通民众所不能享受到的稀缺产品。

在食品安全危机时代,市场经济使得产品供给超过了产品需求,解决了产品短缺课题,但是市场规制的不健全,又另外滋生了以食品添加和食品人为污染为代表的食品安全问题,一方面是普通民众的食品安全无法保证,食品安全危机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是特权阶层通过食品产品的特别制造和特别供给,免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危害。

2、特供制不过是垄断特权的物化表现形式,根源在于集权体制

等级制在中国是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渊源的。梁漱溟讲过:“中国人看见西方全没个尊卑上下之分,没有不奇怪的”。因为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个字,人们习惯了按照三纲五常来思考和行事,习惯了把人分成治人者和治于人者、拿主意的和听话的,相信如果谁也不卑,大家平等,那便谁也不能管谁,一定天下大乱。所以,即使马克思主义初始主张平等主义和反对等级压迫,但是这种政治文化背景,加之暴力夺取政权的特殊历史任务,都导致民主集中制走向政治集权式的政治体制。党的集权体制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权力等级制度。

与之相配套并被视之为理所应当的常态的是待遇的等级制度,也就是特权待遇。阿克顿勋爵的那句话说得对:“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谓特供制度不过是特权的物化形式而已。前南斯拉夫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密洛凡•德热拉斯在其经典著作《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一书中认为,共产主义者取得政权后,并没有消灭阶级,而是建立了一个由权势和恐怖控制的“新阶级”。这个“新阶级”与社会中其它阶级最大的差别就是它拥有“特权”。密洛凡•德热拉斯说:“在共产主义国家中,权力和政府同国家的几乎一切财物的使用、享受和支配是一回事。掌握权力的人就握有特权,并间接地掌握着财产。因此,在共产主义制度下,那些想牺牲别人而让自己过寄生虫生活的人,就是以权力或政治作为一种职业。(见该书P41)”这个“新阶级”“有的是郊外的别墅,华厦美居,精巧的家具及其他的设备;最高级的官僚,这个阶级的精华,还有专用的居住区和特设的疗养院。某些地区的党书记和秘密警察首领不仅成为最高的权威,而且享有最好的住宅、汽车以及类似的特权。以下各级官僚则按地位的高低,分享各种等差的特权。国家的预算、‘礼物’、为国家及其代表的需要而兴建或重建的建筑等,都是使政治官僚们受惠的取之不尽的源泉。(见该书P51)”由此可见,具备“安全性”和“营养性”的有机食品特供制度,不过是特权阶层享有特权系列中的一个单项目而已。它只是官僚阶层拥有特权的的冰山一角。

一个国家的公权力把主要精力与最优资源专于特供,百姓的待遇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任何一种分配的公平都只能是建立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之上。权利不平等,所谓分配公平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3、特权与人民的对立面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根本的目标就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平等和反对特权。评价和考验一个政党和政权的,并不是该政党或政权有何种理想和目标,而是该政权的执政实际或者说该政权的行政实践。马克思早就预知,无产阶级在胜利后将会遭遇到从被推翻的阶级和它自己的官僚方面来的危险。而列宁也认为,一个干部如果把权力、地位、待遇看得高于一切,就会把革命理想抛到九霄云外。物质欲望越膨胀,思想信仰就越少。对布尔什维克真正的考验,不是同君主专制的斗争,也不仅是在沙皇监狱及流放地的表现,对他们来说更加困难得多的考验,是当自己的党在取得政权,掌握了几乎是无限权力条件下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在1960年代提出过领导干部与群众的“同吃、同住、同劳动”问题,当时的宣传是:只有与人民群众实行了“三同”,才会永远地不脱离群众,才能使得“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但是,如“特供制度”所显示的那样,面对食品短缺、面对食品安全危机,特权阶层考虑的不是全体民众所面临的困境,而是如何通过特权及其物化形式——“特供制度”,在问题和危机面前独善其身,真正是做到了情为自己系、利为自己谋、权为自己用。这样的特权阶层,虽然满嘴“为人民服务”,但从来就没有与人民同甘共苦。其结果,“特供制度”将其受益者的立场完全放置于人民的对立面方面去了,甚至他们本身实实在在地直接成为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

4、“特供”的非经济性

前面我们分析过,特供制度与专制制度下的进贡(“贡”“献”)有着紧密的历史渊源,甚至可以说具有血缘关系。在专制制度下,进贡体现着专制制度的等级关系和秩序,大凡贡品,总是民脂民膏,然而却又和专制国家的苛捐杂税有所不同,它的“流程”是和专制官吏的金字塔结构相吻合的,它的去处并不是国家的国库,而是官吏的私囊。

今天的特供,除了与进贡一样体现着等级关系以外,同样具有非经济性特性,成为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中的一个弊病。从理论上讲,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市场的供求状况也对之发生很大影响,由是当商品短缺且求大于供的时候,缺本身就具有了一种“价值”,这个价值也会叠加到商品所固有的价值中去,这就是近年从国外引进的“短缺经济学”中所谓的“短缺即价值”。而特供的受益者所取得的正是这种短缺的“价值”,但是受益者们并不因为这个短缺的价值多付一分钱。特供中的供求关系远非是市场中的普通的供求关系,因为“特供”和“特求”的买与卖之间是一种不等价的关系,是一种有商业之形而无商业之实的非商业行为。

也就是说,在特供与特求的关系中,政治权力与短缺价值之间发生了置换。本该按市场规律进行交换的商品,在这里被当做孝敬掌控权力的阶层的贡品。以毛泽东的特供铅笔和主席瓷为例,如按市场规律计算,特殊进行专门制造的制笔企业和制瓷企业,完全可以因产品的稀缺性和独特的成本获得特殊的价格和利润,但是在中国特有的权力构造和经济构造下,从事专门制造的企业并不能获得等价的回报,特供产品的供应和生产,存在巨大的非经济性。换句话说,特供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并不是在市场规律下运行的。受损的是企业,如果我们再联想到这些企业是国家的企业,也是全民所有的企业的话,那么,这种不按市场规律运行的供应和生产,所慷的是国家之慨,是全民的慨,而获利的并不是国家,而是权力阶层,既包括享受特供的特权阶层,也包括因提供特供而表达了效忠和依附的下级权力阶层。

5、反思与展望

温家宝曾经指出,一个政府,除了对人民的负责、服务、献身和廉洁以外,不应该有任何特权。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曾经宣传的理念。可是,从上面关于特供制度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面对食品短缺和食品安全的课题时,特供制度背后的权力,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和人民同甘共苦、为人民负责和献身,而是通过自己的特权在困难面前独善其身。

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如美国,虽然没面临过计划经济下的食品短缺,却也面临过食品卫生安全的课题(注4)。1906年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小说《屠场》问世,以芝加哥肉联厂为例揭示了美国大工业化食品生产初期的食品安全问题。文中写道:“工厂把发霉的火腿切碎填入香肠;工人们在肉腚上走来走去并随地吐痰;毒死的老鼠被掺进绞肉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传说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白宫边吃早点边读这本小说,读到这里时,罗斯福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来,又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用力抛出窗外。小说问世后,美国国内肉类食品的销售量急剧下降,欧洲削减一半从美国进口的肉制品,美国整个畜牧业陷入一片恐慌,而书中暴露的美国肉品加工行业的种种内幕,在新生的城市中产阶级中,引发了对食品安全和卫生的强烈反应。

罗斯福看过此书后,专门约见了作者辛克莱,并责令美国农业部调查肉联厂的情况。调查的结论是“食品加工的状况令人作呕”。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当年6月美国国会即通过了两部联邦法律:食品和药品法案以及肉类检查法案,并建立了以化学家威利博士(Dr.Wiley)为首,共11名专家学者组成的班子,形成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ederal Drug and Food Administration,FDA)的雏形。食品安全生产的历史从此被改写。

也就是说,美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方式,并不是首先想到通过自己的特殊供应和特殊制造来单单使自己得以规避危机,而是通过市场运行机制下的规制通盘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使得所有民众普遍受惠。

之所以能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归根结底,首先是包括所有民众、包括总统在内的所谓官僚阶层,都被规制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之下,任何个人都没有超越于市场价值规律的特权。也就是说,在市场规律之下,民众和总统是平等的。即使总统也不可能从特定企业获得不符合价值规律的专门制造,更不能获得免费或者廉价供应的优质特供食品。除非他能够付出超越于普通商品价格的特定高额价格,否则没有人会真将优质特别产品以低于商品本身的价格与权力进行交换。

其次(同时),制度化的民主政治体制,也约束了权力的滥用。权力既不能完全违背市场规律,而对权力的交换,也未必能获得良好的回报。也就是说,完全化的市场体制和制度化的民主政体,杜绝了特供制度产生的条件和根源。

在中国,日益进化的市场化趋势以及民主化等普世价值的普及,为取消特供制度创造了条件,也促使了特供制度更加隐秘化。但是,只要权力对市场经济的掌控和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存在,只要权力等级制度存续,只要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未完全确立,体现于特供方面的特权及其待遇就不会完全消亡。

因此,中国人民的未来命运完全取决于市场经济化资源配置方式,以及以民众为主体的民主化政治制度的确立。

(全文完)

注释:

1.高智勇:.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炎黄春秋, 2007.8.

2. 东方友谊公司网站资料:http://www.effood.net/about.aspx?t=49.

3.34号供应部网站:http://www.34h.com.cn/about.asp.

4.钱霄峰:.三本书改写美国食品安全历史,.南方周末, 2008.9.19. http://www.iwms.net/n2083c1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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