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缘起

打眼看去，21岁的黑妞高出我半个头，马脸牛肩，真不是做娼的胚子。

可人家就是名副其实的娼，并且人脉广，生意不错。“咱是耗子精，擅长在人堆中打洞”，她阳光灿烂地笑道，“这跟咱家世代挖煤有关。”

2010年6月9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二审判决：对谭作人维持原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谭作人五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题记：本文以2009年夏北京发生的“公盟事件”为例，探讨大陆现行政治体制内民间组织治理之“政府垄断模式”的基本特点及困境，分析大陆公民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可能前景，并就大陆未来宪政改革和公共结构的转换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

大陆政府管理民间组织的逻辑极具中国特色，那就是基于一党专权式政治结构的需要，政府对民间组织实施严厉控制，换言之，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生存、发展，掌握完全的垄断权力。本文将这种状况称为民间组织治理的政府垄断模式。

富士康N＋1跳之后，中国血汗工厂的问题终于浮上水面。客观评说，富士康确实并非中国血汗工厂的最坏样榜：第一，在代工企业当中，富士康算得上相对较好的类别；第二，在那些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型产业——煤矿以及各种矿井中工作的工人以及多次被揭露曝光的“黑窑奴工”，他们才是中国处境最为悲惨的奴工。

由于“富士康问题”并非只是富士康独有的问题，因此，希望富士康悲剧不要再在中国上演，就必须考察中国为何会成为滋养“血汗工厂”的沃土。

一、 对目前中国官方的基督教管理体制的分析

1、“三自”和协会的区别

目前中国官方对基督教的管理是通过基督教“两会”（也即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协会）实现的。但是根据“两会”各自的章程，可知“两会”在具体的权力结构的设计上是截然不同的。“三自”首先是一个由基督徒组成的表达基督徒政治立场的政治组织，而 非一个教会组织。

“三自”权力构架的设计特点是一个权力集中的集权式模式。它具体掌握如下权力：1、堂点人事权；2、神职人员按立权；3、培训审批权；4、建堂申请权；5、讲道安排审批权。在这种集权式模式下，“三自”实际上拥有了直接控制和干预加入其体系内的每一个教堂的内部管理权。因为“三自”是个政治组织，不具备教会正统性，得不到家庭教会承认，又掌握了对基层堂点的全面控制权，从而被家庭教会认为是代表政府控制教会的工具，是干预教会自主权，破坏了教会的传统，家庭教会故此不承认它的合法性和权威。

基督信仰的公共性与家庭教会的公开化

王怡： 你讲到基督信仰的公共性，对理解城市教会，看待教会与社会的关系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关键。能否请你再阐释一下这个命题。

刘同苏： 家庭教会习惯于圣俗两分的传统。但信仰的实质，首先是承认上帝的绝对主权。世间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也由上帝主宰。上帝通过法则（理念、规律、本质）创造了宇宙，或者说上帝创造的世界是有法则的世界。上帝也通过法则来治理宇宙。比如电子围绕原子核运转，世人看来这是事物的自我运动，基督教看这是上帝对每一粒原子的规定。基督徒的信仰，不仅是基于特殊启示而忠于基督，而且也服从上帝在普遍启示中所设立的人类本性。

城市家庭教会的“白色殉道”

王怡： 两年前，你对几个主要城市的家庭教会作过一系列调查。《圣局中的棋子》一文影响很大，里面对城市家庭教会的观察和看见，有些似乎正在成为现实。2009年，城市教会在公开化的道路上经历了诸多考验，出现一连串户外崇拜和购房建堂的例子，却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我称为新兴城市教会的一次期末考试。几年前有种观点，把新兴城市教会看作是“三自会”和家庭教会之外的第三种教会。现在你会如何看待新兴城市教会呢？

前 奏

大理古城的土著居民，都晓得人民路天主堂里，有个百岁修女。但是外来客不晓得。我也是去年偶然晓得的。那是个晴朗夏日，来自巍宝山长春洞的逍遥道长，邀约几个文人，一同拜访已做神父的旧日同窗。不料刚进天主堂大门，就碰见此尊神仙，居然腿脚麻利，出土人参一般崎岖而鲜活。一听说她的岁数，我立马贴身追随了十几分钟，在高墙内兜圈五六趟，倾力巴结，却没搭上一句话。

刘同苏简介

刘同苏牧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1991年，应美国福特基金会邀请，赴耶鲁大学法学院从事欧美法哲学研究。在此期间，接触到基督信仰，随后广泛阅读神学著作。不久，在认真研究了洗礼的性质和沿革，认同洗礼的合理性后，遂于1993年耶稣受难日前夜受洗。同年，放弃法学专业，就读耶鲁大学神学院。1994年夏，在耶大遇见老宣教士宾克汉姆先生，他在事后这样叙述，“我从他燃烧的生命中亲眼见到了活生生的耶稣基督，自此我的生命才全然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