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员工连续自杀和广东本田等企业发生的罢工事件，在在表明：不讲人权和法治的市场经济，官民矛盾、官商与工农之间的矛盾必然激化，成为社会的“火药桶”。据中国财政部透露，为加强社会稳定，2010年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达到5140亿元人民币，增幅超过国防开支预算。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用纳税人的钱收拾纳税人：5140亿供养2千多万公安和上百万武警，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镇压民众各种形式的维权行动！

当局自我标榜“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然而时至今日，工人这个“领导”阶级已然沦为最弱势、最无助的群体。究其本源，就在于其政权以经济发展而不是人权进步为宗旨，为权贵资本服务，工会成了权力和资本家的摆设与吹鼓手。凭借不受监督与制约的权力的保驾护航，不仅劳资关系、甚至工伤认定也完全有利于资方。一系列繁琐、苛刻的条款和程序，令维权成了维权者的陷阱和拦路虎。

1992年9月8日，辽宁阜新矿务局清河门煤矿工人许玉林履职被打成重伤，煤矿竟然长期拒绝支付许玉林的医疗费用与工资，甚至将其除 名。由于家里无法支付巨额医疗费，贻误救治，使许玉林出现精神障碍。6年后许玉林被认定为工伤，但是煤矿不落实工伤保险待遇，不 愿承担医疗费用，导致许玉林病情恶化，于1999年2月27日服毒自杀。家属维权上访16年，花费百万巨资，搭上两条人命，法院最后判决煤矿的赔偿还不够支付许玉林家属维权的经济成本！

2009年6月，河南省新密市工人张海超为证明自己患上了职业病“尘肺病”，不惜“开胸验肺”，举国震惊。被割开的不是张海超的胸 膛，而是这个麻木不仁的社会尚未完全泯灭的良知。

应该说，张海超、许玉林及其家属的遭遇尚属幸运，还有更多的维权者被来回踢皮球，空耗时间和金钱，连个起码的说法都没有，甚至被精神病、被劳教！布满荆棘的维权路，洒遍了维权者淋漓的鲜血。

农民工尹海红2005年6月3日在工作时被高压电击伤，花了11个月拿到工伤认定结论，但至今仍没有申请到工伤保险待遇，不得不一再推迟手术时间。陕西农民工李景兴在北京打工，2005年8月26日在工地从3楼摔下，至今未能获得赔偿。

维权有多难？《半月谈内部版》2009年第7期披露了两起典型案例：“吉林来京打工的小孙从2007年8月开始申请工伤认定，直到今年6月才接到二审法院确认劳动关系的判决书，工伤认定历时近2年才得以启动。而这期间，家里已经为小孙支付了超过10万元的医药费。今后，小孙还可能面临用人单位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过于繁琐的工伤认定程序已经成为工伤职工维权的巨大障碍。”

“河南某地一家大型企业破产后，旗下数百名矽肺病职工分得有限的破产安置费用，很快就被高昂的医药费消耗精光。这些职工多次找当地社会保障部门要求进入工伤保险，都遭到拒绝，最后只得找当地政府领导解决问题，得到的也只是无可奈何的答复：如果把这些职工全部接纳进入工伤保险，高昂的医药费将很快把该市的工伤保险基金消耗干净。最终，当地政府拒绝了这些老工伤的请求。”（《五大“软肋”催生“工伤保险法”》）

就算“工伤保险法”出台，但只要一党专政存在一天，也只是画饼充饥。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何尝真正落实过？

俗话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但在中国大陆，“哭”的不是眼泪，而是鲜血！血汗钱真的要用血汗去讨吗？用来避免流血的机制完全失灵、失效，流血的孩子不仅吃不到奶，甚至导致更多流血事件的发生。

2005年5月11日，农民工王斌余为讨薪连杀4人、重伤1人。同年7月8日，20岁的农民工阿星因薪水被扣、人格被侮辱，激愤之下杀了工厂主管。2008年11月16日，魏士祥因未讨要到3000元工资，将老板的妻女杀死。2009年7月24日，一向趾高气扬的通钢总经理陈国君，没想到自己成了官商勾结出卖工人利益的替罪羊，被怒火万丈的通钢工人群殴致死，当局不得不紧急叫停建龙集团重组，并控股通钢集团，中止其计划。

2009年6月15日，广东东莞台资企业员工刘汉黄工伤赔偿纠纷长达一年时间未获合理解决，工厂竟欲将刘汉黄撵出厂外。刘因工伤将整个右手掌切掉，曾自杀未果，最终用仅剩的左手持刀，捅死两名台商，捅伤一名，获得舆论的极大同情。工作伤害受害人协会、台湾国际劳工协会、全国自主劳工联盟、劳动观察等台湾劳工组织联合声援刘汉黄，希望中共“能审慎考量该名工人的整体处境，以能受社会公评的人道角度斟酌量刑”。

2010年5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果之一，居然是中国政府向美国承诺“将完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增加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中方将继续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改善民生”。早在2004年，美国最大的工会团体“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就曾向当时的布什总统递交过一份呼吁书，希望对中国劳工的情况展开调查。近日，这个拥有上千万会员的美国工会正考虑是否要求奥巴马总统对中国的劳工状况展开调查。中国工人获得合理待遇的基本人权需要美国来捍卫，不能不说是对独裁者的一大讽刺。

依靠工运起家的中共，视独立工会为大敌。独立的工会、农会等民间团体向来是当局严打的对象。曾经的“红顶商人”黎强在重庆打黑风暴中被判20年，首要原因就是组织出租车罢工，开罪了当局。

2010年6月13日，为“确保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当局发动为期7个月的“2010严打整治行动”。此番严打名为针对“各类严重暴力犯罪活动”，但联想到最近发生的广东佛山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厂、北京现代汽车车身框架及零部件供应商工厂、河南省平顶山市国企平棉纺织集团工厂、重庆啤酒厂等一连串罢工事件，实可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对罢工等维权行动保持高压态势，让“星星之火”在燎原之前就被扑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