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首抢尸事件”早已谢幕，今天回首该事件的处理过程，令人感叹唏嘘。该事件的起因是石首永隆酒店一名年轻厨师非正常死亡，当地公安认定为“自杀”。但家属不认可，为保存证据护尸不让火化，公安武警就抢尸要强行火化。此举，激起了利益不相关的当地群众的更加怀疑和不满，终酿成几万民众的群体性抗争事件。

一个人非正常死亡了，对死者及家属无疑是一个悲剧，但对事件的处理却又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了——无论是“自杀”还是“他杀”，不过是民事责任还是刑事责任的认定罢了，是谁的责任谁承担。亲人突然离去，家属有质疑，这完全是人之常情，是正常的合理的。家属护尸存证的目的也只是要探求死因，针对的对象不是政府，而是酒店老板，即使他们对当地司法和政府不信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身正不怕影子斜，既然当地政府对自己的认定如此有信心，就让上级司法机构重新鉴定就是了。事件与政府无关，政府只需要保护好现场，等待重新鉴定就行了，有必要组织警力去抢尸火化吗？这不是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吗？抢尸激起了当地百姓对政府的怀疑，自发地进行群体性抗议，矛头指向政府。就算事情至此，政府也没什么可惊恐的，百姓既没政治诉求，也未危及社会稳定，就是要一个死亡真相。政府将真相告诉百姓就是了，就算是有官员参与，也不是政府行为。哪个制度下没有贪官没有丑恶？挖出几个贪官对政权建设不也是有益吗？有必要调来军警大兵对老百姓弹压吗？

每遇到群体事件，政府就是千篇一律的八股腔：“少数不法之徒”、“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了不明真相的群众”等等。既然知道群众不明真相，为什么不把真相让他们知道呢？大多数群众知道真相之后，自然会从群体事件中分离出来，这不就孤立了“少数不法之徒”了吗？谣言止于真相。“煽动”是共产党的强项、传统，“一二•九”反蒋、“沈崇强奸案”等等，哪一起不是共产党煽动起来的，为什么在掌握了政权，全面控制了舆论之后，反而煽动不过“少数不法之徒”了呢？

更有甚者，明明是官员损害老百姓利益，引发了群体抗争，政府非但不能让老百姓知道真相，反而要千方百计地掩盖真相。为此，其故意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诉求政治化，推向敌对，一言蔽之以“境外敌对势力煽动”。似乎任何群体性事件，一旦将其政治化，与境外“敌对势力”挂勾，腐败官吏就与共产党政权绑在一起了，镇压也就有了合法性，有了坚强的后盾。这岂不是让国家为贪官污吏作恶背书买单？！ 任何一个社会，人命事件随时都有发生，或自杀，或他杀。自杀则涉及民事，他杀则涉及刑事。此类事件很普通，政府只要秉公面对即可。可是，石首这桩命案奇在：事件的双方是死者家属和永隆大酒店，政府是介于双方的调停者裁决者。但该事件自始至终，就没见过酒店方的影子，政府成了主角。从政府的处理方式看，政府就是当事方，或是酒店的代理方。发现尸体后，警方认定是自杀，然后就催其家人尽快处理尸体，并威胁说：“承认是自杀，就给三万元；不承认，一分钱也没有。”请问，是谁给这三万元？自杀，怎么轮到警方给钱？如果不是自杀，想用钱打发了事的也只能是酒店方呀。请问，警方是在替谁说话？！谈判也好，协商也罢，这是酒店和家属双方间的事，警方只能居中。可是不见店方出面，警方反而成了当事方。当警方急欲处理尸体而家属又不愿意“焚尸灭证”时，冲突自然而起，且越闹越大。现在，我们回过来追问，在“他杀”是一种普遍的怀疑时，谁最希望立即火化尸体呢？答案肯定是与命案有关联的酒店方，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质疑：为何警方比酒店方还要急？

从处理结果来看，政府就是当事方。尸体终于火化了，结论仍然是自杀。可自杀事涉酒店，要谈判，也是酒店和死者家属谈；要掏钱，也是酒店自己来买单。可是政府却顶替了酒店，由居间裁决的第三方，挺身而出变成了当事方：“当地政府与家属经过谈判后达成协议，补偿家属安抚费八万元”。这真是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大笑话，自杀还有钱拿，而且是政府给，并不惜用纳税人的钱来为酒店顶缸。这是什么逻辑？难道维稳就用金钱可以换来吗？这不是给下次事件树立榜样吗？

谣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掩盖真相。群体性事件中的大多数是本土人，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他们比当权者、政府更渴望当地的安宁与秩序，动乱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他们与死者完全是利益不相干，他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要追寻真相！他们之所以参与群体性抗争，是害怕自己会成为下一个死者。

“少数不法之徒”和“境外敌对势力”，这两顶政治帽子固然可恐慑住部分群众，但不能让人民心悦诚服。动用几万军警固然可平息群体性事件，但不能让群众安心。贾雨村固然可以用金钱了结葫芦案，但其未来的破坏力更甚。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都是因为当地群众对政府对官员有积怨，表面上看群众“闹事”没来由，实际上是怨愤由来已久。好好找找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动乱之源吧，不要掩耳盗铃，将责任推给“谣言”、推给“少数不法之徒”和“境外敌对势力”。古语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奔流不息之水宜疏不宜堵，堵只能是一时的平静，久了是要溃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