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告读者

为更有效地使用资源,《中国人权双周刊》从第181期起并入中国人权主网页。网址是:http://www.hrichina.org/chs。我们将继续遵照本刊宗旨和编辑方针,一如既往地为读者服务。

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基督教是一种公共生活
——美国洛杉矶山景城教会主任牧师刘同苏访谈(节选之一)

王怡

刘同苏简介

刘同苏牧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1991年,应美国福特基金会邀请,赴耶鲁大学法学院从事欧美法哲学研究。在此期间,接触到基督信仰,随后广泛阅读神学著作。不久,在认真研究了洗礼的性质和沿革,认同洗礼的合理性后,遂于1993年耶稣受难日前夜受洗。同年,放弃法学专业,就读耶鲁大学神学院。1994年夏,在耶大遇见老宣教士宾克汉姆先生,他在事后这样叙述,“我从他燃烧的生命中亲眼见到了活生生的耶稣基督,自此我的生命才全然改变”。

1995年夏,刘同苏的妻子侯君丽开始在宣道会按牧,他配搭妻子,一起创建了新港华人宣道会。1997年神学院毕业后,在宣道会被按立为牧师,先后创建并牧养过康州新港华人宣道会、纽约新生命华人宣道会、旧金山华人宣道会国语堂。从2009年3月起,刘同苏在洛杉矶山景城华人教会担任主任牧师。

从1997年起,刘同苏担任过耶鲁大学神学院通讯研究员和宣道会神学院特邀研究员,现任《生命季刊》、《生命与信仰》、《举目》、《恩福》等刊物编委。刘牧师极有文字事奉的恩赐和负担,在《海外校园》、《使者》、《生命季刊》、《教会》、《橄榄枝》、《蔚蓝色》等各种刊物上,发表诸多关乎神学、信仰与生命的文章,深受教会内外读者的关注。

在2003至2009年中国大陆家庭教会“浮出水面”的历程中,刘同苏牧师以大量的调查、评论、研究和现场的服侍,成为家庭教会公开化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在一个形成当中的、关乎教会的公共舆论界中,刘牧师显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声音。他也因此成为一位新型的、教会中的公共知识分子。2008年11月,刘同苏应邀出席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举办的“基督教与社会和谐研讨会”,这是首次由中国官方举办关于家庭教会的研讨会。2008年,刘同苏出版了探讨中国大陆的政教关系和家庭教会的论著《上帝与凯撒的疆界:献给新时期的中国家庭教会》。

中国家庭教会的定义与传承

王怡:你被视为是海外研究家庭教会的专家。几年前当你讨论家庭教会的“登记”问题时,曾在海外被传为中共的高级间谍。这两年,因为支持家庭教会的公开化和维权,又被一些人视为怂恿教会反政府的幕后黑手。我的一个感受,是对你的评价的跌宕起伏,显明了时代变迁的跌宕起伏。在2010年的今年,你如何理解家庭教会的传承和现实?

刘同苏:首先,“家庭教会”是一种中国现象,或一种专制政权下的教会现象。我不止一次遇到美国的弟兄姐妹,有白人也有华人,他们声称自己也是“家庭教会”,意思是说他们也在家庭里举行聚会。但“家庭教会”的本质,不是“家庭中聚会”这一外在形式。

王怡:从历史上看,“家庭教会”的出现是和1949年、1953年、1957年、1966年有关的。

刘同苏:就是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处境下的灵性生命现象。这个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政府,一种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全面控制社会的公共生活。这时,任何信仰群体,都无法公开现身在公共生活之中。但教会在本质上是一种信仰的公共生活。当教会无法在公共生活里面活出信仰生活时,就退到了最后的、相对独立的私人生活领域——家庭。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家庭教会以相对独立的私人生活形式,坚守住了信仰的公共生活。家庭教会是专制时代中唯一保存下来的、非政府的公共生活。家庭教会具有真正超越性的渊源,且公共生活采取了私人生活的形式。但恰恰由于公共生活领域与私人生活形式的交错,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教会本身的公共性质,也降低了专政制度对教会公共生活的压力。

今天,当公民社会渐渐形成,个人公共生活空间逐步扩大时,家庭教会的公共生活,显然也会逐渐去掉私人生活(家庭)的形式,开始采取公共生活应有的形式。现有的宗教政策,就是企图把家庭教会的公共生活一直局限在私人生活领域。在专政时代,教会以私人生活的形式举行公共生活,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因为私人生活的形式成为了教会公共生活的保护。但在公民社会形成之际,教会被限制在私人生活领域,这却是一个糟糕的退步。因为任何一种公共生活,都只有采取公共生活的形式时,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公共生活的果效。

王怡:家庭教会的意思,就是在最私人的地方坚持最公共的生活,包括信徒的集体聚会、敬拜、传讲、奉献和团契。这是一个完整的、从观念到财产、从身体到灵魂都有团契(交通、分享)的社会共同体。换言之,当一个基督徒的社会共同体,被迫退守并栖居在其中一位或几位成员的私人住宅中时,这就是家庭教会。如果在公共领域举行信仰生活是合法的,但我们仍然(出于教会观、人数或其它原因)愿意呆在家里聚会,这就不再是我们所说的“家庭教会”。一旦基督信仰在一个国家的世俗法律层面落实了公共性,就不再有家庭教会这一特殊的“灵性生命现象”了。

刘同苏:对,家庭教会一定是指那些公共性受到环境限制的教会,是集权控制下的独立教会。在家庭中聚会只是她的外在形式,家庭教会的本质,是我们的独立的、属灵的、公共的信仰生活,不能也没有被集权体制压倒和取消。

王怡:家庭教会以这种方式,见证了大公信仰的普世性和超越性。或者说,中国的基督徒以“家庭教会”的方式,向中国社会见证了基督的教会的超越性。就是这50年来,中国社会中只有一个社会共同体,是集权体制一直想取消、却始终无法取消的。因为这个共同体的根基不在这地上,不在金钱、兴趣、理想、道德或任何世俗的连接上。

刘同苏:我会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集权重压下的独立显示了信仰的纯洁性。第二、家庭聚会仅仅是保证信仰独立的外在手段。家庭聚会这一形式,并不一定意味着信仰独立的内容。“三自”系统控制下的家庭聚会段,就不是家庭教会。反过来,就算聚会地点迁移到了写字楼、公司或仓库,但保持了不受政府意识形态控制的信仰独立内容,就仍然是家庭教会。第三、独立不仅意味着信仰的独立,而且意味着信仰群体的公共生活的独立。心里有信仰,却没有聚会生活;这样的信徒人再多,也不能组成一间教会。聚会不仅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外在义务,而且就是信仰生活的内在本质。全闷在心里偷偷信,信仰就不是一种生活。

王怡:用你的话说,就是没有活着。就像闷在心里偷偷恋爱,其实根本就没有恋爱。

刘同苏:一间“家庭教会”必须具有公共生活的性质。一个纯粹家庭性质(即私人性质)的聚会,即使在家庭中,也不是家庭教会。比如将家庭聚会的人员限制为家庭成员,实质上就取消了家庭聚会的教会性质。

王怡:那就是家庭敬拜,而不是教会的公共敬拜。那么,如果从信仰内涵的传承来说,“家庭教会”有没有可以与大公教会的教义、教会、教职、圣礼等传统有关联的特征呢?

刘同苏:家庭教会首先是一种具有内在生命性质的教会传统。作为家庭教会的别称,“地下教会”或“非法教会”、“未登记教会”的称呼,都更多地带有外在制度条件的印记。但“地下”或“非法”并不是家庭教会的本质属性。只有“地下”或“非法”才能彰显信仰独立,这种貌似属灵的说法其实非常不属灵。它把教会生存的外部条件,看作教会自身生命的本质要素了。“地下”与“非法”反映了家庭教会产生时代的外部社会条件。在一种集权控制的条件下, “地下”与“非法”状态是教会本质的表现。一旦特定社会文化条件变化了,“地下”和“非法”状态就不一定出自教会的生命本质,更有可能恰恰反对教会的本质属性。

家庭教会的内在特质,有两个侧重不同却相互关联的方面:敬虔主义传统和牺牲精神。你要保守自己的信仰,抵制意识形态化的控制,就必须付出牺牲的代价。基督的十字架,就是生命与罪、世界的对立及冲突。在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意识形态控制中,信仰与世界的对立不得不以外在的、直接的激烈形式表现出来。牺牲精神侧重十字架的否定方面,敬虔主义更强调十字架的肯定方面。敬虔主义是以外在的、爱憎分明的形式全然爱主。与世界的对立不是目的,与世界对立是为了坚守信仰。与世界立场鲜明的直接对立,也必须以全然爱主为目的和动力。不然家庭教会与政府的对峙,就无法与犯罪、骚乱甚至暴乱区别开来。

概括地讲,家庭教会就是在意识形态化的极权控制下,以鲜明的敬虔与牺牲来坚守基督信仰的独立教会。

王怡:我同意你说的,敬虔主义的确是中国家庭教会在神学和属灵传统上的特征。包括基要主义的神学立场,“中国的早晨五点钟”的恒切祈祷的传统,对圣灵大能和个人灵修生命的强调,甚至某种圣俗两分的分离主义倾向,都带着敬虔主义的印记。另外,从教会观、圣礼观和教会治理上看,我认为中国家庭教会的主流,传承的是浸信会的传统。

总结你的看法,我提出一个命题,家庭教会是1949年后在中国的一场“不从国教者”的运动。无论从政教关系的角度,还是从敬虔主义和牺牲精神的信仰内涵的角度看,家庭教会都是中国的清教徒运动。与此相关的一个议题,就是你对“三自爱国会”的体系,认同“三自”不是真教会这一家庭教会的主流立场吗?

刘同苏:首先,由于不具有鲜明的敬虔主义与牺牲精神,“三自”名下的教会在整体上,就在意识形态化的控制中失去了信仰的独立。因此“三自会”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独立的社会共同体。在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中,除非你持守敬虔和牺牲,不然不可能聚集任何独立的信仰群体。一切所谓民间团体,特别是信仰团体,无非是意识形态化政府的某种延伸。任何被意识形态化政府“恩准”的信仰团体,不过是前者通过控制而最终消灭信仰群体的手段。换言之,“三自会”不具有“永生神的家”的教会性质,而只在政府那里具有过渡性和工具性的功能。“三自会”说白了是国有企业,是由意识形态化的政府来设立的一个官方的、垄断的行业公会。家庭教会与“三自会”的对立关系,实质上是其与政府的对立关系。更广泛地说,“三自会”构成了意识形态化政府所控制的社会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王怡:虽然有真信徒聚集在那里,但就像地震的时候,大家跑出来聚集在街上,不等于街上就有了一间教会。我坚持一个看法,政府今天对“三自”体制在事实上的一些宽松,恰恰是家庭教会复兴的结果。所以帮助“三自会”的唯一道路,就是离开它,建造家庭教会。

刘同苏:当公民社会形成的时候,就是“三自会”消亡的时候。既然它是一个政府控制社会公共生活的工具,当这个政府走向非意识形态化,撤销对社会公共生活之全面控制的时候,“三自会”也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真正的公民社会,不需要任何垄断性的官办行业公会。所以,我认为“三自会”的结局,取决于政府和整个社会的去意识形态化。在这个过程中,它必然会扮演保皇派的角色,抵制政府的去意识形态化,甚至帮助压制公民社会及相关的公民基本权利。这是“三自会”自我生存的保护本能。

王怡:这很悲哀,教会的意思就是“保主派”,任何时候都该竭诚为主。结果成了“保皇派”,等于是亚当在基督里造反。如果“三自会”的领袖群中几乎没有真正的基督徒,那就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国家事业单位罢了。但如果“三自会”的领袖群里真有相当部分的信徒,那么“三自会”在整体上的“卖主”实质,就是可咒诅的。因为他们的人格已堕落到一个地步,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的其它任何一个稍具独立性的社会群体,凭着自己残存的一点天良之光,都应该瞧不起他们。

刘同苏:他们就是一个基于自我利益的实体。既没有公共生活里面的社会基础,与市民社会30年来的进步没有关联,有也只有经济关系。他们也不会反过来真正关心政府的根本利益。在去意识形态化的初期,“三自会”也通过体制转轨的空隙,扩大了自己的势力,改善了住房条件、退休福利,拿回来很多1949年前的教产。目前,“三自会”事实上具有它自身历史上最大的自由度。由于去意识形态化还没有完成,它又可以利用国家事业单位的特权地位来巩固自己。换言之,目前的“三自会”等于就是宗教界的“官倒”。但这些宗教“官倒”也已经明显感到公民社会崛起的压力了。家庭教会作为正在崛起的公民社会中的一个典范性的群体,也对它们构成了极大压力。

从另一个角度说,个人的基本权利越是确立,“三自会”的社会生存空间就越是缩小。当家庭教会仍然持守一种半潜伏状态时,“三自会”可以独占社会公共活动空间;这种国有独资企业的特权地位,确保了“三自会”在社会公共活动空间里面的生存。但在去意识形态化的背景下,家庭教会进入社会公共活动空间的速度在加快,从而出现了家庭教会与“三自会”的“竞争”局面。无论他们重修了多少座教堂,“三自会”赖以生存的地盘必将一步步丧失。总而言之,目前的“三自会”不过是专政时代的遗迹,是社会机体上的一段盲肠。

王怡:主若许可,愿这一天早日来到,使那些坐在摩西位子上的人早日悔改,使尚在那里聚会的弟兄姊妹得自由。

(未完待续)

juicyfru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