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家庭教会的“白色殉道”

王怡： 两年前，你对几个主要城市的家庭教会作过一系列调查。《圣局中的棋子》一文影响很大，里面对城市家庭教会的观察和看见，有些似乎正在成为现实。2009年，城市教会在公开化的道路上经历了诸多考验，出现一连串户外崇拜和购房建堂的例子，却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我称为新兴城市教会的一次期末考试。几年前有种观点，把新兴城市教会看作是“三自会”和家庭教会之外的第三种教会。现在你会如何看待新兴城市教会呢？

刘同苏： 首先，城市家庭教会就是“在城市里面的家庭教会”，这显然是过于表面化的理解。城市教会不仅是一种地理意义的转换，更是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新的灵性生命现象的出现。有人用“第三教会”、“第三工场”、“第三势力”、“第三道路”、“新兴教会”、“独立教会”等术语来为城市家庭教会命名，我认为是完全错误的。这些提法似乎出自很复杂的动机。就海外教会而言，热衷此提法的人，或者不真正了解中国教会的实况，或者有意无意地夸大了海外教会对城市家庭教会的决定性影响。一些传统家庭教会赞同这些提法，也主要因为与城市家庭教会接触不够深入，而使观察流于表面，甚至是对主导地位转移的某种恐惧。

王怡： 对主导地位转移的焦虑，不一定是自我中心的。据我的有限观察，这往往和异象的偏差和落空有关，如现在已是基督再来前的最后一棒，中国福音化的焦点在我们这个省份，等等。

刘同苏： 城市家庭教会中也有极少数人，把这一城市福音浪潮看为全新的传统。这就是一种生命幼稚造成的骄傲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官方与“三自会”，也在夸大城市家庭教会与传统家庭教会的区别。他们的目的显然是将“城市家庭教会”从家庭教会的大传统中分化出来，企图使城市家庭教会游离于家庭教会的生命传统和时代异象之外，最终造成家庭教会的内部断裂。

“城市”意味着主流社会。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城市主导的文化。流行的服装样式或发型不会发源于某个村子，通常是从上海兴起，两个月后到达甘肃。前卫的思潮或先锋艺术流派也不会形成于某个县城，一定来自北京，两年后可能到达湖南。中国的社会文化潮流，基本上是从最大城市（北京和上海）、大城市（省会和直辖市）、中小城市（包括镇）、农村，这样由上向下传导的。所以家庭教会进入城市，就是进入了社会的文化主流。文化是由人来承载的，就像信仰是由人的生命承载的。北京与温州，显然是目前城市家庭教会的两个中心，分别对应着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两个主流人群——在温州是私人企业家，在北京是知识分子。城市家庭教会的中心，恰好是世俗社会文化发展的中心。这就表明家庭教会已经置身于主流社会。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是中国家庭教会进入主流社会的先导。

城市家庭教会依然是家庭教会。家庭教会的实质不在于她一定身处社会文化的边缘，而在于是否仍然坚持敬虔和牺牲这两个十字架道路的特质。社会主流人群就不能背十字架吗？如果十字架只能矗立在社会文化的边缘地带，十字架的普遍大能是否已经被人为地缩减了呢？十字架在社会边缘彰显了自己的大能，在社会主流同样具有能力。因为十字架真正的能力在于超越，而不在于隔绝。

王怡： 就像当初，少数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就是那个世界的主流人群。但保罗说，他们要和奴隶、女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这就是你说的超越、而不是隔绝。还有一点，如果城市教会要等到已有外在的宗教自由、集权体制已经改变之后才兴起，可能他们就真的不在“家庭教会”这一敬虔和牺牲的十字架道路之中了。但是感谢主，城市教会兴起的时候，逼迫和外在条件的压力还没有结束。这是今天的城市教会仍然在主体上认同、顺服和接受“中国家庭教会”属灵传统的重要原因。所以政府如果真的担心信基督的人会越来越多的话，那么最好的、有可能遏制这一趋势的办法，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宗教信仰自由。

刘同苏： 也有人认为城市家庭教会的出现是外来因素造就的，城市教会的崛起是中国教会发展的一次断裂。从表面看，这种看法有一定依据。若就直接途径而言，外国宣教士（无论全职与否）的工作，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基督徒（无论归来与否）的生命见证，西方文化与神学的影响（对教会及知识分子群体），在城市家庭教会形成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主体作用。

王怡： 还有互联网的传播。有次主日崇拜我问会众：你们信主和来到这间教会，和网络有关联的请举手？竟有三分之一的人举手。

刘同苏： 互联网是外来因素的重要平台。城市家庭教会的主流，外在形式上也更接近海外的主流福音派教会。换言之，新兴城市教会的出现，的确主要不是传统家庭教会宣教的结果，大多数新兴家庭城市教会和传统家庭教会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但如果对生命本质做深入考察，就不难发现家庭教会半个世纪的十字架道路，作为教会的基础和背景，规定了城市家庭教会的根本生命走向。

城市家庭教会其实是两大教会传统的汇聚点。传统家庭教会的敬虔主义与牺牲精神，塑造了城市家庭教会的生命本质。而普世的主流福音派教会，则赋予城市家庭教会新型的神学思维和治理架构。前一个渊源，保证家庭教会面临新时代的挑战时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生命本质。假如她们主要是海外华人教会所结的果子，这一外来的、在宗教自由环境下形成的生命传统，就无法支撑她们在这个特定时代的使命。而后一个渊源，又使得家庭教会在坚守生命本质的前提下能够回应新时代的挑战。以前，传统家庭教会基本被隔绝在普世教会的传统之外。神使用这种完全隔绝的方式，造就了中国家庭教会十字架的印记。今天，当家庭教会需要进入主流社会，需要从普世教会传统汲取继续发展的属灵遗产时，城市家庭教会就被神拣选，成为对接、溶合两大传统的管道和平台。

今天的城市家庭教会，是在主流社会文化中仍然坚守敬虔与牺牲的十字架生命传统的教会。所以城市家庭教会仍然是家庭教会。

王怡： 能否再给城市家庭教会一个整体性的描述？

刘同苏： 可以这么说，城市家庭教会，是在中国教会进入主流社会的新形势下，以更为清晰的信条与教义，更为严谨的治理结构，更为完整的教会生活形态，更为广泛的社会参与，旨在全人类基督化的牧养方式，坚守以敬虔与牺牲为表现形式的十字架生命传统的新型家庭教会。在传统家庭教会时期，面对世界直接的、外在的逼迫，十字架生命传统的表现形式是红色殉道。监禁、流放、批斗、打骂、失去工作、拆散家庭，教会成员为了坚守信仰需要付出血的代价。在城市家庭教会的时代，十字架生命传统的表现形式主要是白色殉道。外在逼迫仍然存在，却已不再是世界逼迫教会的首要形式。观察一下教会的日常生活，就不难发现撒旦攻击的方向改变了。现在世界是用金钱来“打骂”我们，用物质来“批斗”我们，用感官来“监禁”我们。在 主流社会中为主做见证的主要方式，不是流血（红色殉道），而是圣洁（白色殉道）。这可能是比流血更困难的坚守。过去这十几年，有多少弟兄姐妹的跌倒，是因为害怕外在的有形逼迫；又有多少是跌倒在金钱、享受、名声、女色和权力的面前呢。撒旦一旦发现我们已经进入主流社会，你想它还会把主要火力投向外围吗？我们能依靠的只有基督的十字架。白色殉道不靠道德修炼或纪律约束，而靠十字架的生命操练。以前钉死的是老我的恐惧，今天钉死的是老我的贪欲、虚荣和情欲。以白色殉道的形式坚持十字架的道路，这就是城市家庭教会对中国家庭教会生命传统的继承与光大。

王怡： 注重“圣洁”的白色殉道，就涉及到教会的教义、劝惩、牧养和治理，即一个信仰生活共同体的完整性。

刘同苏： 就外在形式而言，传统家庭教会的牧养，往往是内向的、经验性的和放养式的。所谓“经验性”是指教导或喂养，主要基于牧者个人的灵性生命经验，而不是整全的道。所谓“内向”是指教会把自己尽力保持在与世界截然划开的界限之内。所谓“放养”是说教会生活的重点，是一种纯粹的属灵生活，就是外在看起来分别为圣的那一部分，如祷告会。个人的全面生命并不是教会的主要关注点，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放任自流”了。

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很多都有较清晰的信条和教义，甚至较严密的教会治理结构，比较外向的社会参与，“牧养”而不是“放养”就成了造就信徒的主要方式。这个外在形式的变化，和教会进入主流社会的新形势是有关的。教会处在社会文化边缘的时候，教会与社会本身就呈现为黑白分明的对垒。所以，存在本身就是区别。但在主流文化里面坚守信仰，就不能单依靠经验和外在的区别，也需要超验的东西、信条和教义、教会结构等。

王怡： 也就是使我们的信仰内涵和外在样式都更具有大公性。

刘同苏： 这样，教会才能一方面外在地、交织于主流社会之中，一方面却依然能以统一、持续、清晰的形式持守信仰的独立。

王怡： 就如尼赫迈亚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城墙意味着共同体的形成，独立的信仰生活样式，以及对这一独特的信仰生活样式的保护。

刘同苏： 如果我们还完全处在主流文化之外，教会就没必要关心一般的社会生活。就信徒个人而言，守住了分别为圣的那一块儿，就基本保全了作为基督徒的全部生命。但进入主流文化后，基督徒要在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中，来彰显基督的生命本质。更确切地说，基督徒要在与他人几乎相同的日常生活里面，表现出基督徒的独特的信仰生活来。

王怡： 又要一样，又要不一样。

刘同苏： 牧养的重要地位便显露出来，地方堂会的重要性就显露出来。牧养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同行，就是造就在日常生活里面活出来的基督生命。既然是在社会日常生活里活出基督的生命，社会参与就不可避免。若要在与他人相同的社会日常生活中彰显基督的生命，“参与社会日常生活”已经是一个必不可缺的前提。就生命本质而言，社会参与并不是“慈善”或“参政”等具体的方面，而是在主流社会里面为主作见证的必要、必须的形式。

王怡： 牧养的观念，必然对应着两件事，一是教会需要驻堂的牧师，而不只是巡回的讲员。需要全职的牧者，而不只是带职事奉的同工。驻堂的牧师对应着系统性的教导，巡回的讲员对应着零星的布道。全职的牧者意味着讲台与牧养的一致，带职同工意味着讲台与牧养的断裂。二是地方堂会的形成。牧师加牧养，再加会堂，就是一个固定的承载信仰共同体生活的场所，才是一间地方堂会。而传统家庭教会的主流是团队型的管理与分散的聚会点相结合，形成金字塔的结构。温州和安徽、河南，在聚会点的牧养上主流都是“派单制”，就是以巡回讲员为教导带领的主要方式。香港有一本书，归纳剖析了一百多间教会的经验，提出一个命题，叫“地方堂会是这个世界的希望”。用你的话说，只有在主流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活出一群、一群带着十字架记号的、有着完整、一致的生命样式的信仰共同体，教会才能真正影响和翻转这个世界。

刘同苏： 我读到你一篇关于基督教家庭收养孤儿的电影评论。沿用你的观点，我用一个比喻来说布道和牧养的区别。布道就是在特定的节日为罪人预备一顿丰盛大餐，牧养就是把罪人接回家里相伴一生。虽然聚会点从家庭向写字楼转移，这是城市家庭教会最重要的一个外在趋势，但堂会制的焦点并不在会堂，而在牧养。

王怡： 我还记得你第一次来我们教会，说到什么时候可以蒙召建立一间地方教会。你不是从神学上来讲职分、呼召、全时间事奉这些概念，你说“有几家人拼死摆上的时候”，就可以建立教会了。这话对我和我的同工触动都很大。现在我们的三位长老，专心寻求、领受建立教会的呼召，就是从这句话来的。

2009年6至12月，几间城市教会都在因政府压力失去会堂、甚至被公开取缔时，选择了户外崇拜和购房建堂。这几个案例你都有过及时的评论、现场的支持和精彩的反思。

刘同苏： 在2008年5月，北京守望教会已经首创了被政府取缔后、却仍在原聚会地点坚守的案例。2009年6月，秋雨之福教会在被民政部门取缔后，又首创了民间团体被剥夺聚会地点、却仍在户外持续公开聚会的案例。后一个事件的重要意义，从教会内在生命的角度说，是我要保持一种完整的生命共同体的样式，这是形成地方教会的前提。打散了，就回到团契时代了。从社会公共空间的角度说，这是把城市教会的信仰维权，从宗教信仰自由的议题扩展到了结社自由的宪法权利上。秋雨之福教会的户外主日崇拜，一方面表明决不主动退出公共生活领域的态度，另一方面也重申了在写字楼（原教会地点）聚会的权利。

成都官方的举措总的来说也值得肯定。尽管一开始政府实施了不恰当的行政强制措施，但当教会以户外聚会的形式坚守自身权利之后，他们最终以一种变通方式默认了你们的购房建堂和从此在写字楼举行集体宗教活动的权利。在被违宪地剥夺基本权利的情况下，民众以非暴力不服从的形式坚持自身权利；政府虽然不当地使用行政强制手段剥夺了基督徒公民的基本权利，却在教会回应之后理性地退让、默许了宗教信仰及公民结社的基本权利。这是一个有开创性的成功例子。

王怡： 神的带领是奇妙难测的。我们年初只是筹备选立长执、召集会友大会，从未想过购房建堂，更不用说实现这一公开聚会的突破。成功献堂后，我反而觉得压力更大。因为堂会的建造与牧养，就成为日常的信仰生活中更要仰望主施恩怜悯的操练了。就单一堂会来说，上海万邦教会和北京守望教会，差不多是目前规模最大、牧养最成熟的两间新兴城市家庭教会。户外敬拜的例子，从成都一跳，跳到北京和上海，意义和挑战都更为重要了。一些家庭教会的牧者曾担心这两间最大的、堂会制的新兴城市教会，会在2009年冬天被政府彻底取缔，那可能意味着整个城市家庭教会都要入冬了。

刘同苏： 2009年11月，北京守望教会在风雪中的户外聚会，是一个动人的、有历史意义的场面。后来他们在奥巴马访华时主动退回，之后购堂成功，基本上等于宣告政府对这一批具有公共性的城市家庭教会的、全国性的打压尝试以失败告终。万邦宣教教会在户外聚会期间，受到的教会内的指责比较多，如极端的灵恩派立场、海外渗透等。我在2008年认识崔权牧师。2009年2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城市牧者团契”第四次会议，我是非正式的观察员，短暂拜访过万邦宣教教会。当时我和牧者团契的几位牧者组成按立团，按立了万邦宣教教会的两位年轻牧师。整个按立考核过程中，我没有发现崔权牧师和被考核的两位年轻牧师有任何超出圣经启示和历代信经的异端学说。那两天中，我每天都参加他们清晨5点钟开始的祷告会，还参加了他们的两堂崇拜，也没有见到超出一般敬拜秩序的极端行为。在教会传统和神学思维方面，我和崔权牧师及万邦宣教教会当然有差异，但实地观察了他们的运作，我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治理架构和教导体系的严谨。单从技术层面上看，他们传福音的模式在普世华人教会中也是一流的。万邦宣教教会不是知识分子为主的教会，也不是工商阶层为主的教会，他们就是一间市民教会。他们被取缔后也采取了户外聚会的维权模式，这就比秋雨之福教会和守望教会更具有普遍意义。

王怡： 在神学立场上，他们是比较广义上的和混合主义的福音派教会。

刘同苏： 更多的城市家庭教会和他们更相似，而不是和你们或守望教会更相似。这就是他们的信仰维权更广泛的意义。另一间是上海金灯台教会，他们的户外聚会历时最长，但和这三间相比可说是默默无闻。2009年10月我到上海，你也在那里，我才知道这是一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传统家庭教会。正因为如此，金灯台教会的案例又具有了远远超过前三间教会的意义。就因为太普遍了，才更代表了目前一般城市家庭教会的趋势。2009年6月，政府用不合法的手法剥夺他们正常聚会的场所。

王怡： 比我们晚两周。

刘同苏： 他们在上海虹口区大马路边一小块公共绿地上，开始了户外的主日敬拜。就像当年美国那位普通的黑人女工，对强迫她为男性白人让座的人和种族隔离的法律说“不”一样。这个普通的小型传统家庭教会，为了持守敬拜上帝的权利而走上街头，竟然坚持了数月之久。他们为城市家庭教会带来了两个开创性的意义。第一、开创了传统家庭教会实施维权式户外聚会的先例。前三间都是新兴城市家庭教会。一般来说，多数传统家庭教会不太认同、也不太敢采用这种信仰维权的方式，甚至认为争取信仰的权利就是搞政治，所以把信仰维权活动视为“新兴城市家庭教会”的一个标签式特征。但金灯台教会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家庭教会，由普通市民组成，没有大群的知识分子会众，更没有显赫的维权人士、知名人物在内。

王怡： 他们的属灵传统可以上溯到上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家庭教会传承，聚会所的背景。

刘同苏： 正因为他们的“普通”和“传统”，他们的户外聚会，显明城市教会的公开化和信仰维权不再是城市新兴家庭教会与传统家庭教会的分野，而开始成为广大城市家庭教会的普遍立场。第二、是他们首开了结构性的团队支援系统。以往的信仰维权，包括秋雨之福教会的例子，基本上没得到所在城市其它教会的支持；即使教会之间有支持，也是发自一时感动，没有结构上的意义。但金灯台教会在户外聚会期间，与本地其它三十余间教会有了以“联祷会”为核心的连接。上海的家庭教会“联祷会”在代祷、咨询、决策及其它辅助性活动方面，给了金灯台教会许多支持。他们的户外聚会不再是一间家庭教会的单独行为，而是以本地“联祷会”为核心的、团队的集体反应模式。

王怡： 当时我去上海参加他们的“联祷会”，分享经验，应邀在金灯台教会主领周间特会。这显示在金灯台教会的个案中，城市家庭教会的支援系统已经跨地区了。所以守望教会户外崇拜时，我们就主动差派同工，代表教会前往北京参加聚会，还带去了我们当周收取的建堂奉献和弟兄姊妹写的一百多张圣诞卡。当时还有个细节，我们教会本来是打算自己承担我去上海的差旅费用，但上海“联祷会”的同工告诉我，他们要替金灯台教会支付邀请讲员的费用。我很感动，说我肯定不和他们争，因为由上海“联祷会”来奉献这笔费用，这是中国城市教会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刘同苏： 这一次的“联祷会”已不是一个只为祷告设立的联盟，同心祷告之外，也支配着同一的生命实体。“为你们教会代祷”也不再是一个纯灵性的、空泛的行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