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告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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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文化之角

余世存

今天,在谈到我们大陆中国的现状和前途时,我们都不免有无力之感。即使我们自觉还看得清楚,却难以让思想即时生效。“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廖亦武

历史长河中,皇权算个屁。魏晋因为有了不识时务的美男子嵇康,才有了文化脊梁,有了酒气弥漫的时代风度。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以“疯癫”抵抗强权,持守道义底线。

杨光

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毛以二者自喻,带些自夸自矜的成分,如俄国沙皇之自比凯撒,中非博卡萨之自比拿破仑。但笔者认为,“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一毛氏自喻并不恰当,毛与马克思、秦始皇不相匹配。

廖亦武

打从中共执政,冤鬼亿万,却鸦雀无声,没人敢说出自己蝼蚁般的故事。作者问:司马迁笔下的刺客在哪儿呢?绝种了?还是撒开脚丫子跑海外去了?而文人如我等,只得浸泡在苦水里,尽记载的天职,并暗地庆幸社会进步,即使惹祸,也不涉及裤裆。

廖亦武

翻开春秋历史,庄子和老子齐名,可生存处境更为险恶。老子好歹是国家级别的馆长,在体制内厮混,数载碌碌无为,倒也衣食无忧;而庄子一生,就没个正经饭碗,为当代中国若干自由撰稿人的老祖宗。在天高地厚的远古,无媒体,无书刊,无互联网,无覆盖全球的蚁族读者,尽管庄子的著作,如今一再重印,赚钱多少个亿,可生不逢时的庄子本人,却没机会靠码字挣一文钱。

廖亦武

如果老子活到今天,他的生存之术是什么?他是中国最早的哲学家,不,“哲学家”是西方的叫法,而老子一生沉醉于“道”。“道”这个汉字,歧义甚多,其字面意思就包括道路、说话、道理、天道等等。

道路是眼睛看得见的,说话是耳朵听得见的;而一个朴素的道理,有的人明白,有的人不明白;至于天道,绝大多数人都不太明白。老子可不管这些,他一意孤行地设定,无始无终的“道”,在天地诞生前就存在,说白了,“道”相当于西方的“上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于是世界蓬勃发展,起起伏伏,越来越热闹,最终乐极生悲,滑向衰落及毁灭,又回归原初的“道”。

我们的宇宙也在“道”中么?有关宇宙的膨胀学说也在“道”中么?如果老子活到今天,他会不会移民到西方,呆在某个天文实验室里?

老徽子

每一个月的第一天,我都要到银行去取工资——有工资可取,这证明我在为党国工作着(脸红一下),但一想到要养家糊口,我马上就能让自己的内心获得平静,这也算是知识的另一种力量吧。

进门的第一件事是拿号,而后心安理得地开始排队。从事实来说,这就算是进入了一种程序——1、2、3、4、5、6……总会轮到我的。这样想着,我觉得自己正处在公正中。在一个没有平等的国家,能够在这里找到一种平等,使等待变得有意义起来。我耐心地等待着,让时间随着5、6、7、8、9……的喊号声流走。

可是我发现,这些简单排列的数字并没有办法连贯起来,因为它们中间常常会夹进另外的代号。这使我的等待变得无法预期。开始,我粗心地觉得任何事情总会有例外,于是便善意地理解了那些强插进来的号码,同时还不失时机地在心里小小地表扬了自己一下——“理解万岁”——标榜自己还算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廖亦武

孔子可谓中国异议流亡者的老祖宗。同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差不多,他学贯中西,关注民生,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在诸侯国互相吞并,打打杀杀,天下闹成一锅粥之际,他不合时宜地提出恢复周礼,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君上像个君上,臣下像个臣下,父亲像个父亲,儿子像个儿子”,如此人人安分守己,国家就太平了。

强盗出身的毛泽东最恨这一套,哪怕1949年夺得了政权,还不断心血来潮,搞阶级斗争。死期将近,他还亲自发起“评法批儒”运动,挖孔子祖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孔子担忧过的历史乱局在数千年里一再涌现,最终在我们这个时代达到极致——中共执政以来,非正常死亡人数超出一个亿。而文化大革命10年,造反成为时尚,学生打老师,儿子打父亲,夫妻同床异梦,宫廷杀机四伏。皇帝毛泽东尸骨未寒,皇后江青就进了监狱。

预言家孔子在天有灵,会掩面而泣么?他曾经谆谆教导大家“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可如今,整个国土都沦为乱邦和危邦,没钱移民的众百姓只得苟活于此。

胡平

法国思想家、数学天才巴斯卡有句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

这里还有一句话:“一个人的高度,就是他思想的高度。”

乍一看去,这后一句话很像是巴斯卡那句话的引申:既然人类是因为有思想而高出万物,那么在人类之中就是,最有思想的人高出万人。

猜猜看,这句话是谁讲的?猜不着吧?告诉你,这句话是金正日讲的,就是现今北韩的独裁者,金日成的儿子金正日讲的。

金正日还讲过一句话,他说:“推动世界的不是金钱或原子弹,而是一种伟大的思想。”这话听上去很耳熟。对了,当年中共吹捧毛泽东思想时,就打过同样的比方,说毛泽东思想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

你一定会摇头:金正日有什么思想啊。你也许会纳闷:金正日为什么这么强调思想呢?

牟传珩

当下“子弹”正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狂热地飞奔,千千万万处在现实极度压抑中的民众,迫不及待地涌进了久违了的影院观看影片,发表观感,宣泄不满。《让子弹飞》票房逼近7亿,刷新了近来国产影片的新纪录。

春节之前,官方正在“唱红”中国,然而民间社会却掀起了一股热议《让子弹飞》的舌尖舆论风暴。人们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认识和话语方式,解读这部影片所透示出的黑色幽默与政治隐喻。网友为此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有的认为影片是对现实腐败、不公的抨击;有的认为导演姜文影射当下群体事件蔓延;有的解读为是中国官民冲突的预见模式;甚至还有不少过度解读,说影片揭示了当今中国体制内改革派要发动群众颠覆保守势力等等。2010年12月26日,《南方评论周刊》等媒体曾发表多篇文章透露:姜文讽刺现实的电影新作《让子弹飞》,实为影射如今贪腐不堪现实,可能会被以“低俗”之名禁演。

为此,我两次看片分析,认同《让子弹飞》的确有政治隐喻,但我更认为该片是一部冲击当今中国“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恶搞“红色记忆”之作。

廖亦武

每块泥巴都是红色的,在阳光下闪耀,浸透了鲜血。我这么写道。

这是2004年秋天,因为又一次家破人亡,我走投无路,从四川来到云南。

杨光

章太炎是近代中国最复杂的人物,很难给他划类别、贴标签。中年以前他简直一天比一天激进,中年以后却似乎一天比一天保守。他曾经是追随康梁变法维新的改良派,后来却对康有为及其政治主张冷嘲热讽、口诛笔伐。他曾经是明星式的革命先知,后来却与革命领袖孙中山纠纷不断、冲突不止,革命胜利后被孙氏及其“革命事业接班人”诬为“反动学阀”、“反革命”。他曾发表最激烈的“反满”、“仇满”言论,为“排满革命”提供了堪称完美的学理表述,却在革命爆发之际立刻改口“满族亦是中国人民”,且至死以含“排满革命”之意的青天白日旗为篡僭、以寓“五族共和”之意的五色国旗为正宗。他早年曾因“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实为“五四”以来长期反孔思潮之夺路前锋,他甚至无端编排出“田常弑君,实孔子为之主谋”、“老子征藏故书为孔子所诈取”等荒诞不经的故事,到晚年却又追悔莫及、真诚自责,承认当年“诋孔”言论为“狂妄逆诈之论”(文革初期章太炎因“晚节不终”竟被红卫兵暴徒掘墓抛尸,到文革后期批林批孔时却又因其早年曾率先“批孔”而获得“法家”、“旗手”的“光荣称号”)。……按以上种种,如果章太炎也有所谓“人事档案”,其“政治面貌”一栏,恐怕是没法子填的。

余世存

一战期间,法国的评论家曾宣称:“我国近来产生了一桩比欧战更重要的事,那就是保尔•瓦雷里的《年青的命运女神》。”一首诗比一场战争更重要,可见生命之演进在西方人心中的重要性。遗憾的是,我中华文化经历援佛补儒、拜上帝教、近代转型,仍未能确认此种个体精神的至上价值。以至于今天,国家、社会仍大于个人,现象、事件僭越了生命本身,五星红旗的名字比生命更重要……仍是我们文化的常态。

余世存

一个人活到了自觉拒绝社会流行的时候,他对荣誉几乎是本能地拒绝。当狱中人员告诉晓波,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晓波哭了;他对妻子刘霞说,这个奖首先是给六四亡灵的。在我的印象中,前年决定授予晓波为2008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得主的时候,我把有关材料工作做完后,就离开了北京,第二天在大巴车上接到晓波电话,他笑骂我给他奖也不提前告诉他,他还是从网上看到的消息。我听他的口气,他得到这个汉语奖有些不以为意和朋友间的怯情,这中间的微妙,我能理解。他很快写了一篇获奖感言,也没有给我看,就发布了。我读他的文章,很感动。

李劼

久不问国事天下事,突然就被海内外华文媒体一派同仇敌忾的“反三俗”的声浪吵醒,一头雾水。昨天好像还在泥石流,举国上下一齐默哀,怎么今天变成了“反三俗”运动?难道说,天灾泥石流里掺杂的人祸因素,就不再追查了?国际上的大事,据说莫过于黄海军演,弄得沉默多时的朱成虎将军又开始豪言壮语起来。但这“反三俗”与黄海军演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又要准备抗美援朝准备给胡作非为的金二世买单了?所以就不许老百姓嘻嘻哈哈了?满腹疑问。网上转悠了老半天,无解。光从势头上看,所谓“反三俗”很像当年的“破四旧”。四十多年前的“破四旧”过后,便是血雨腥风的文化大革命。不知这“反三俗”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雄才大略。

李劼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像,而中国的历史尤其相像得惊人。历次朝代间的转换,大同小异。汉末党锢,清末变法。暴秦骤起,二世而亡。毛氏暴政,顷刻间灰飞烟灭。邓氏改革,八九年真相毕露。物换星移,转眼间又是一场变局在即。且不说在时代的横座标上(亦即所谓国际大环境)存在着多少变数,仅取历史的纵座标(所谓特殊国情)察之,便可以发现,当今时局最为接近的,乃东汉末年,或清末民初。

北明
(接上期)

甘地陵植被茂密的封顶长廊也是这座陵园的围墙。围墙之外,是更为宽阔的长满绿草的坪坡。达赖喇嘛曾经站在这绿草坪坡上,面对甘地祭坛,感受到甘地伟大灵魂的感召,并在那里发愿:要终生奉行非暴力原则,为西藏争取公义与和平。

那年是1956年,达赖喇嘛21岁。他首次访问印度,抵达后第一站就是甘地陵园。

1950年,中国军队入侵西藏。中国政府以西藏主人的口气宣布要“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因为这些帝国主义势力“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这是中国中央政府拟定、藏人被迫签署的《十七条协议》中的内容。而当时的西藏只有六名欧洲“帝国主义分子”,全部是战争期间从印度英国俘虏营里逃出来的难民:一个英国传教士、两个英国籍无线发报员,还有两个奥地利人和一个白俄。当达赖喇嘛从首次从北京的广播中听到他们必须签署的《十七条协议》时,他痛苦地回忆起一个事实:“自从1912年驱逐最后一批中国军队之后,西藏根本就没有任何外国势力了。”(达赖喇嘛回忆录《我的土地,我的人民》第五章“入侵” 。

北明

只有两个白天的时间在新德里逗留。纵有泰姬陵、穆尔王宫等诸多游览地,我首选甘地陵,一行其余三人均被我说服。这不是游览,是朝圣。

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在20世纪大行其道,引发黑色暴力浪潮。甘地身置于人类历史上弱肉强食、血腥暴力的殖民主义和世界大战时期,他却在那个黑暗时空里,发明了人类最温和的手段,解决时代赋予他的难题:以不合作、非暴力手段,从帝国主义强权手中解放自己的祖国。他的遗产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稀世珍宝。

浦 前
(本文为张博树《我与中国社科院——后极权时代思想自由抗争史的一段公案》一书的编者前言)

这是一本意外闯入读者视野的“突如其来之书”。既不在作者的预计之中,也不在出版者的原有规划之内。

起意编辑本书,并交由晨钟书局出版,缘于就发生在当下中国、正如书名副题揭橥的“后极权时代思想自由抗争史的一段公案”——2009年年底,中国社科院学者、知名宪政学家张博树先生,因言得咎,遭其所在的“单位”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扫地出门”。(因言获罪的另一种“后极权”形式?!)而其背后的本事与真相,则是张博树先生与作为官方御用机构的中国社科院长达20年的博弈史。

庄晓斌

编者按: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作者庄晓斌先生有“囚犯作家”之称。文革期间,他的哥哥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他本人也因将其兄的文字投寄给香港某电台“听众信箱”,被判处长期徒刑,父亲也为此受牵累坐牢。在监狱中,庄晓斌用牙作笔刀,在粗糙的手纸、香烟盒上,写就了这部数十万字的著作。这部书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残酷的时代,展现了那些善良的人所遭受的悲惨遭遇。这是一部苦难之书、血泪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