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陵植被茂密的封顶长廊也是这座陵园的围墙。围墙之外，是更为宽阔的长满绿草的坪坡。达赖喇嘛曾经站在这绿草坪坡上，面对甘地祭坛，感受到甘地伟大灵魂的感召，并在那里发愿：要终生奉行非暴力原则，为西藏争取公义与和平。

那年是1956年，达赖喇嘛21岁。他首次访问印度，抵达后第一站就是甘地陵园。

1950年，中国军队入侵西藏。中国政府以西藏主人的口气宣布要“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因为这些帝国主义势力“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这是中国中央政府拟定、藏人被迫签署的《十七条协议》中的内容。而当时的西藏只有六名欧洲“帝国主义分子”，全部是战争期间从印度英国俘虏营里逃出来的难民：一个英国传教士、两个英国籍无线发报员，还有两个奥地利人和一个白俄。当达赖喇嘛从首次从北京的广播中听到他们必须签署的《十七条协议》时，他痛苦地回忆起一个事实：“自从1912年驱逐最后一批中国军队之后，西藏根本就没有任何外国势力了。”（达赖喇嘛回忆录《我的土地，我的人民》第五章“入侵” 。 丁一夫译）由于藏人的超现实主义价值观和对现世权力的澹泊，也因为西藏总共只有八千五百人的官兵，不要是用来阻挡旅行者非法入境并兼任警察的，藏人对入侵抱着痛苦的态度，除了少数地区发生抵抗，并未真正起而造反。宗教是藏人的生命线，只要能在寺庙里供奉他们的神祗，这个民族可以忍受各种苦难。

相对于大军入侵，藏人真正的“奴役和痛苦的深渊”，始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入侵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达赖喇嘛回忆说：“中共宣称他们是来保护人民的，并且许诺人民宗教自由。然而同时却开始系统性地压制、摧残宗教生活”，“并且要把西藏改造成共产主义社会”。

藏人先在军队占领下退守精神家园，后再在七千座寺庙废墟上，失去精神家园。他们走投无路。1950年中共军队入侵西藏，迟至9年之后，达赖喇嘛才离开西藏印度，大批藏人才开始出逃。而大批藏人并非直接追随达赖喇嘛出逃的——虽然国际媒体曾疾风暴雨般报道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但一切消息都被中共封锁了。大部分藏人如单巴一家那样，离开家乡是出于生活走投无路，并不知道他们的达赖喇嘛已经人在印度。如果知道，出逃的就不只十万了。有见识的西藏问题学者、专家和分析家认定：西藏与中国真正离心离德，始于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这个不能须臾离开信仰的民族被剥夺了信仰权利。

早在军队入侵之前，西藏就被当时的国际社会抛弃了。面对西藏国民大会发出的紧急求援呼吁，英国表示爱莫能助，美国更进一步，拒绝接待西藏求援代表团，印度政府则建议西藏放弃抵抗。最后最沉重的打击来自联合国，联合国全体代表大会作出决定，对西藏问题不予考虑。

西藏走投无路。“藏东的人民正被逼入野蛮境地。中藏的人民越来越决心诉诸暴力。”达赖喇嘛回忆说：“到目前为止，我为了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一无所获。对于负责任的政府而言，筹备委员会不过是个笑话。我看不出我的努力未来会有成功的希望。”

作为西藏政教合一的领袖，他面临一个巨大的抉择：要么支持藏人的暴力反抗，领导藏人争取公义；要么反对藏人暴力行为，失去藏人对他作为世俗领袖的信赖。达赖喇嘛对此后果看得十分清楚：

“我知道，中国人正在试图削弱我的政治权力，而就我反对人民的暴力本能这点而言，我又是在帮助中国人摧毁人民对我的信任。”达赖喇嘛在不长的陈述中，将这种感觉陈述了两次：“更糟糕的是，我感到我正在失去对自己人民的控制。”“我感觉到，我将无法长久制止他们了。”

达赖喇嘛宁肯失去人民对他作为政治领袖的信任，也要坚持非暴力的抗争：“暴力反抗不仅不实际，而且也不道德。非暴力是唯一的道德途径。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深刻信仰，同时很明显，也符合佛陀的教义。作为西藏的宗教领袖，我被约束着，必须坚守这一点。我们或许将会遭受侮辱，在一段时期里，大多数我们务必珍视的遗产或许将会丧失殆尽，倘若如此，忍辱必定是我们的命运。对这点我毫不怀疑。”

守死善道，忍辱负重，不计成败，躬行不馁，宠辱不惊。这不是政治家的智慧，这却是人类的高贵精神所在。这是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精神领袖的本质特征之一，这也是藏人可以奴役、不可征服的理由。这是生命值得赞美的意义所在。就在达赖喇嘛准备带领世界的弃儿，藏人踏上自我救赎之路的时候，他领受天意一般，接到了印度宗教界的邀请，站在了甘地祭坛的草坪上。那是他生平首次踏上印度土地，那也是释迦摩尼两千五百年的诞辰日前夕。在人类于黑暗中祈求和平、祭献自身的圣坛前，他与另一个伟大的灵魂沟通：

“长满绿草的斜坡倾向亚木纳河。我站在草地上祈祷，心里深深感动。我感到我正面对一个高贵的灵魂，一位生前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的灵魂。这个人致力于保存印度与人类的精神，至死方休。这是一位真正的佛弟子，和平与人类和谐相处的真正信仰者。我站在那里时，心里想着，假如圣雄活着，他将会给我什么样的智慧忠告。我坚信他会将自己的全部精神与人格投入到为西藏人民争取自由的和平运动去。

我的内心涌动着极其强烈的愿望，真希望今生今世有幸与他相会。我站在这里，感到与他十分接近。我感到他会始终告诫我坚守和平之路。对于他宣扬和实行的非暴力思想，过去和现在我都会坚定不移地信仰。此刻，我的决心更加坚定，无论将遇到什么样的艰难，我都要遵循他的教导。我比以往任何时侯都坚定的决定，我永远不会与暴力相关。”（《我的土地，我的人民》）

达赖喇嘛的佛教不是“麻痺人民的精神鸦片”，也不是消极避世的庙堂木鱼，却与加尔文主义基督教原则相似，是积极入世、干预现实、内外双修的宗教。他曾经数次与基督教领袖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伯特•伦西（Robert Runcie）畅谈宗教的社会功能，共同认为政教有交叉溷合之处，就是宗教有责任为人道主义服务，“宗教不应忽视现实。宗教人士仅仅祈祷是不够的。相反，他们在道义上有义务贡献一切来解决世界上的问题。”（《流亡中的自由》）达赖喇嘛厌恶政治，一生追求清净事佛，但是他奔走世界各地，会见各国元首，从未停止过自己出访的脚步。

另一方面，达赖喇嘛对现实的干预严格恪守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他不是不知道有多少藏人被杀，据西藏反抗游击运动所缴获的中共军方文件记载，仅从1959年3月到1960年9月，即达赖喇嘛出走前后，拉萨被杀的藏人就达8万7千人。世界上不会有人比达赖喇嘛对自己同胞的苦难更感同身受，不会有人比他更理解其子民反抗的意志、更赞同他们的宁死不屈的勇气和对西藏的爱，但是达赖喇嘛从不赞同他们暴烈的行动，他宁肯失去他们的信任，也要以“对他们产生作用的唯一方法”“作出一个个人的呼吁”。60年代，远在印度，他在一些藏民武力抗暴的时候，曾把自己的录音设法传递给西藏的游击战士，告诉他们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此后，达赖喇嘛为了“很多人感觉他们遭到了背叛”，甚至“有几个领袖割断了自己的喉管而不愿离开”感到非常难过。与甘地一样，非暴力，和平主义、人道关怀，是达赖喇嘛信仰的一部分，而绝非一种争取大多数同情、哀兵必胜的政治策略。关于这一点，莫说中国政府官员不能相信，就是拥有自由民主理念的人，没有同等信仰、同等神性，也不能理解。

1989年，中国以自身的血色迎来东欧世界黎明的时候，达赖喇嘛近40年拯救西藏文化、宗教的和平努力赢得世界的尊重。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将1989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达赖喇嘛，表彰他“在争取西藏自由的奋斗中始终如一地反对使用暴力。为保存他的人民的历史与文化遗产，而代之以在宽容与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倡导和平解决问题。”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并认为，达赖喇嘛对人类的贡献在于，他“从对一切生命的一种伟大的尊重出发，并在对所有人类以及自然的普遍责任的概念基础上，发展了他的和平主义哲学”。

1989年12月10日，达赖喇嘛在挪威奥斯陆接受诺贝尔和平奖奖章和奖状。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埃格•阿尔维克（Egil Aarvik）的颁奖词表明，除了中国，世界都看到了达赖喇嘛的和平努力。他说：“自从1959年达赖喇嘛就与他的成千上万流亡印度的同胞一起，居住在组织化的社区里。这并非世界上第一个流亡社区，但却是第一个和唯一一个没有任何武力行为的社区。考虑到被占领期间西藏人民的痛苦，这种非暴力方针更加值得注意。达赖喇嘛的反应一直是建议和平解决问题。这将长久地满足中国人的利益。要举出任何历史上的一个少数民族维护自己权益的例子是困难的。没有人像达赖喇嘛那样，对对手采用调和的、协作的态度。”

阿尔维克在授予达赖喇嘛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委婉地表达了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未曾授予甘地此奖的遗憾，同时以微妙的言辞强调了颁奖现场的委员会成员并非50年前的委员会成员。最重要的是，在将达赖喇嘛与甘地的比较中，阿尔维克用了举世公认的对甘地的尊称——“圣雄”，称这位圣雄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和平事业领导者”，并表示本年度此奖，也“部分地表达对圣雄甘地的纪念”。以此，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了却了他们耿耿于怀半个世纪的心愿，并终于为他们的历史性错误雪了耻。

确如阿尔维克主席颁奖词中指出的，达赖喇嘛将自己看作是甘地精神的继承者，他在自己的书面答奖辞中，视甘地为自己和其他人的导师：“甘地的榜样是我们许多人的精神源泉”。

半个世纪以来，达赖喇嘛流亡在甘地的故乡，并在这里建立了西藏流亡最大的社区和流亡政府，毫无疑问，在众多的甘地追随者中，达赖喇嘛是甘地精神最直接、最忠实、最伟大的继承人。上个世纪的1948年甘地被刺，1949年中国易旗帜，1950年中共军队入侵西藏，1959年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们流亡印度。1989年那一年，中国在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和一百年黎明前的黑暗中，再度失去文明转型的机会，流亡的西藏则彻底浮出中国巨大的阴影，更多地获得世界的认可和支持。1948年那顶遗失在印度的桂冠，从甘地的祭坛上空飘落，找到了自己合适的主人。

达赖喇嘛实行民族自救的环境虽然不及甘地民族独立的环境复杂，但是达赖喇嘛的对手，却比甘地的对手大英帝国更野蛮、专断而无情。达赖喇嘛虽然获得了那顶飘逝在甘地祭坛上的桂冠(以及世界各地各国八十多项奖)，但是他未必比甘地更幸运：有生之年，他未必能够看到西藏获得自由；临终之际，他未必能够回到自己自由的故乡。因为他把西藏命运背在自己身上，所以他没有功利层面上人生的荣华富贵和安逸泰祥。然而这一切个人荣辱对于达赖喇嘛而言并不重要。世世代代达赖喇嘛转世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普渡众生，解救苦难。从佛教观点看，他们是来到人世间的“道成肉身”，传播宇宙之爱，人类大同，生命之平等尊严是他们到此世间的唯一使命。十四世达赖喇嘛身在五行中，意在三界外，他的生命植根于宇宙之永恒存在而不是人生十数载的时空，而且他的精神人格也是他们当中最伟大的一位，他心中惦念着西藏的苦难和人类的缺憾，他何以可能不高贵超圣而谦卑绝俗？

华氏103度，烈日当头，热浪滚滚，这个炎热的印度六月天，几乎要把所有历史沉思都蒸发掉。我们在甘地祭坛前祭拜鞠躬、肃立留影，在达赖喇嘛与甘地灵魂相遇的草坪上，借着树荫席地而坐，心中充溢着一片悲圣悠远的清凉之意。优雅和庄严，净土和圣坛，在广厦毗连、笙歌达旦的中国已经绝迹。同样面对奴役，中国的苦难正在孕育的，究竟是另一个帝国暴君还是另一个布衣甘地？

记于2009年6月17日新德里

补记修正于2010年5月12日华盛顿

注：本文是将出版的《出中国•流亡西藏纪行》一书“纪行”部分的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