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意外闯入读者视野的“突如其来之书”。既不在作者的预计之中，也不在出版者的原有规划之内。

起意编辑本书，并交由晨钟书局出版，缘于就发生在当下中国、正如书名副题揭橥的“后极权时代思想自由抗争史的一段公案”——2009年年底，中国社科院学者、知名宪政学家张博树先生，因言得咎，遭其所在的“单位”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扫地出门”。（因言获罪的另一种“后极权”形式？！）而其背后的本事与真相，则是张博树先生与作为官方御用机构的中国社科院长达20年的博弈史。

张博树先生毅然采取言论、行政、法律等等行动与方式，奋起维护自己包括生存权、工作权在内的公民权，坚决捍卫作为中国公民的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宪法权利，在这个处于溃败中的后极权时代，张博树先生的言行与作为，为20世纪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中国语境内发生的思想自由抗争史可能的尾声篇章，写下了精彩而至为重要的关键情节和历史小结。

虽然这一段未了“公案”的各项发展，但凡到了“官家”那里，就变成回避、搪塞、拖延，乃至从行政到司法当局的装聋作哑（不作为！）——严重败坏“官家”的“庄严法相”的同时，也让这个以一党专制的苟延残喘、对其自身顽疾沉疴“回避、搪塞、拖延”为醒目特征的后极权时代的败象，在公众面前更暴露无遗。中国社科院，这个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党中央、国务院的智囊团、思想库”，在张博树先生依宪、依法与之抗争和博弈的过程中，在张博树先生从容不迫、娓娓道来的事实陈述中，对方“涉案”人员的种种行迹，进退失据，逻辑错乱，显得既不“坚强”、也非“最高”、更无“思想”。

这就很有趣了。与堂堂“翰林院”相涉、相关的历史与现实，为什么如此讽刺，吊诡，竟至荒谬？编者以为此书的编辑、出版就有了必要——不是寻找答案，答案就在书中！

张博树先生在本书开卷之作、长文《我与中国社科院——用行动书写思想自由的历史》起首的题旨，也成为编者编辑本书的出发点：“当代中国威权主义或后极权主义制度背景下思想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是什么样的？如何进行的？又具有哪些微妙而不为人知的特点？‘用行动书写思想自由的历史’何以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推动社会进步、也实现自我救赎的迫切要求？当读者试图思考上述问题或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希望这段记述会给您一点材料，一点帮助。”

考虑到本书的核心内容既具有论战性、时事性，同时又具有文献性、史料性的特点，本书在编辑体例上分为“正编”、“副编”、“另册”三个部分：

“正编”部分，是“公案”肇因及“公案”发生的前前后后，张博树先生的多篇重要文章及相关资料文献，历时性地、全景性地客观呈示了作为独立学者、公民思想者的张博树先生与作为官方御用机构的中国社科院长达20年的博弈史、抗争史。

“副编”部分，辑入“公案”发生前后，知识界、传媒界及互联网世界对张博树其人、其事、其著的诸多评说与报道，作者中近有张博树先生在中国社科院相知、相惜的同事、同行，远及互联网上网民路见不平、仗义声援的佚名之侠士，而中国境内网民的此类自由言论多已被网管或网警删除无踪。

多少有些遗憾和不幸，中国社科院的两份文档被编者不客气地打入了“另册”。编者这样做的目的，乃在于有意给“官家”一些刺激，希图对方有一些“过激”反应——倘若对方自信满满，不单对张博树先生引发的“公案”，而且对1949年以来历史上的一件件、一桩桩“公案”，胜券在握或真理在握，蛮可以大大方方也编一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言论镇压、思想控制史”，编者倒很想俯身作为一个认真的读者，愿闻其详。

可惜，编者和本书的读者们，大概是没有作为这样一名读者的“幸运”了。大家知道，我们面对的一切“公案”、判词已然刻在了各位的心中！

七年前中国大陆、香港等地流行蔓延的“非典”（“萨斯”）病疫，引起全民恐慌，给国人造成痛苦的记忆，余悸犹在。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思想和精神领域的“非典”（“萨斯”）病毒，主要是其晚近的“变种”、“变体”，正是由一党专制、思想控制、精神奴役的更隐蔽、更内在的压迫与煎逼，于体制上下、体制内外，仍以僵而不死、死而不僵的形式试图继续肆虐，在在都有它作祟、作恶留下的痕迹与创伤。我们需要警惕，也需要继续抗争、反击。编辑出版本书是记忆的需要、见证的需要，疗伤和复元的需要，公民社会肌体健康和强大的需要。

我们高度尊重和钦佩本书作者张博树先生及所有中国独立知识分子、作家致力于从共和国的公民生活中清除思想“萨斯”、精神“非典”的辛勤工作与不屈努力。我们愿意与其同行、共勉！

2010年春夏之交

（《我与中国社科院——后极权时代思想自由抗争史的一段公案》，张博树著、浦前编，2010年5月由香港晨钟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