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底，我慎重地签署了《零八宪章》，从此时开始，我就已经做好“被失业”的心理准备，现实中媒体上有关异议人士“被失业”的事情屡见不鲜。即使有心理预期，但广州当局因为“撑粤语”事件勒令广州出版社解雇我，还是让我多少有些意外，毕竟“撑粤语”只是文化事件，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事件。

2010年9月18日星期五下午4点整，贵州人权研讨会在贵阳河滨公园为蒋德贵先生举行了追思会。自人权研讨会从家庭开始走向社会、走向公园、走向街头巷尾的时候，蒋德贵即参加到这个捍卫人权的群体中来。在人权研讨会每一次的活动中，无论是风雨、无论是国保警察的威胁恐吓，都没能使蒋德贵先生退后，他从一个怯懦、恐惧、害怕强权的草根民众锻炼为一个坚强无畏的人权捍卫者。我们抱着沉痛的心情追思并肩过的战友，追思研讨会忠诚的义工蒋德贵。大家整理一下衣衫后，面对着养育黔中优秀儿女并流向长江、流向大海的南明河三鞠躬，以示哀思。哀悼完毕后，大家先后发言并追忆蒋德贵先生。

2010年7月4日，本人和众多推友齐聚福州，意欲迎接“三网民构陷案”中的游精佑、吴华英二人出狱。当日傍晚，包括本人在内的约二三十名推友被福州几十个警察非法拘禁于酒店狭窄的楼梯间“蒸桑拿”，前后长达4—5小时。而且警方在非法拘禁期间，使用推打、虐待、毁财等暴力手段对付网友。因近距离拍摄警察的违法举动，本人价值三千元的日本原装像机，被生猛异常的福州警察扭扯变形，当场报废。

（一）

“公民不服从”思想几个最有影响的根源是苏格拉底、梭罗、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但苏格拉底是讲为什么应当服从一个不公正的法律，而后两人则是讲为什么应当不服从。苏格拉底面临死刑判决，他有很多逃脱制裁的机会，但是他选择了服从法律的判决——坦然面对死亡，而不是逃避。苏格拉底不服从雅典的法律，为雅典引进了新的神，做为一个伟大的学者，他是知道的，这样做是违反法律的，但他甘愿接受法律的惩罚，以此来矫正法律，使其接近正义。这是公民不合作的伟大样板，也是公民追求正义的伟大样板。

2010年8月18日，全国总工会法律部部长在《中国工会法60年和劳动法15年》研讨会上向记者透露，工会法修正案的起草工作正在由全国总工会、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等有关部门合作展开，初步修正案已接近完成。这个修正案将对工会管理体制作出重大改革，基层工会今后将逐步推进工会主席直接选举工作，“由上级工会安排工会干部派驻企业推行民主选举，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工会主席”，尽可能地“斩断”工会干部与企业的联系，派出的工会干部不从企业支取工资，而是由上级工会支付。企业工会依法取得法人资格，单独设立工会经费账户。“税务代收工会经费实行全额征收，保证企业工会经费足额到位”。

李和平律师，2005年《亚洲周刊》评出的14名“维权律师，法治先锋”年度风云人物之一。2008年获美国民主基金会颁发的美国民主奖，在白宫受到美国总统布什接见；同年，获欧州律师公会（CCBE）颁发的欧州律师人权奖。

新疆维吾尔族学者记者海来提•尼亚孜，7月21日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重判15年。判决依据是接受境内外媒体采访，其中以接受香港《亚洲周刊》记者专访，而被定为主要判罪理由。如果说去年新疆“7•5”暴力事件中参与砸杀的维汉暴徒被重判具有合法性的话，那么对学者的这次判决，越加显示当局民族政策重大失误和维稳的虚伪性。官员颜面和“先流血后镇压”的权力逻辑，没有道义、法律、对话的基础，单方面压服，不惜对“自己人”下狠手，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掩藏在“疆独”、“民族分裂”、“东突”等标签下的政权逻辑，是如何运作的？无疑，对普通人来说，新疆这个边疆省区不乏神秘色彩，而庞大的政权舆论工具，堆砌在人们视线里的新闻都与民族分裂关联。新疆和西藏，与崛起的中国似乎没有关系，从当局重判海来提•尼亚孜一案中，能够寻找到系列答案。

从2010年6月28日开始，全球所有关注中国民主事业的人们突然把目光聚集在中国大陆腹地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四川遂宁，因为当日下午，刘贤斌被遂宁国保人员张全及阳毅带到遂宁公安局，随后14名国保搜抄了刘贤斌的家。警察在搜查中透露，刘贤斌使用的U盘和硬盘将会“空运”给公安部。当晚7时，刘贤斌就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6月29日中午，当地国保又传讯了刘贤斌的妻子陈明先，另外几名国保去学校找刘贤斌年仅13岁、正在上初中的女儿进行盘查，小姑娘吓得惊恐地大哭。

一、从农村苦孩子到维权律师

江天勇律师1971年出生于河南省最南端的罗山县。“我们家乡环境特别好，有山有水，鱼米之乡。可是从记事开始，我就觉得我们那里生活水平很低，缺吃少穿，人们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劳作，仍然穷得叮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