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罪滥用的概况

近几年来，在现行社会秩序下，农民、工人，乃至律师们“聚众扰乱”事件越来越多。在google输入“工人维权被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获得12,800 条结果，而在百度输入该条目，获得7,800条结果。网上可查的典型案件有：

湖北省随州原铁树集团一千多职工因改制问题，聚集公司大门口抗议示威，并堵铁路3个多小时。2004年6月，工人（军转干）朱国以该罪名被处有期徒刑1年。

重庆明光仪器厂曾为军工企业，破产重组致700余名工人失业。2004年10月，杜红旗以该罪名被处有期徒刑3年。

江苏省盐城中恒纺织有限公司工人在公司门口、市政府门前聚集抗议。2004年10月，丁秀兰和刘美凤涉嫌该罪被捕（网上未见后续报道）。

山东省烟台华美服装公司工人多次上访。2005年5月，李信涛被处有期徒刑5年，孔君被处有期徒刑2年。

四川省宜宾天原化工厂工人阻拦公路和工厂大门。2006年4月，罗明忠被处有期徒刑2年。

湖南省邵阳南山乳品厂工人罢工。2007年7月 ，副厂长全海刚和工会委员龚向群被判刑。

重庆铜梁丝娟绸有限公司未告知工人被破产转制，工人维权。2009年3月胡为民（军转干）、唐爱民以该罪名被捕。

河南省平棉集团工人停工、上访维权，2010年7月8日，苗万立以该罪名被捕，此后，王海滨也被以该罪名关押。

该罪滥用的原因

据最高法院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的罪名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该条内容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谦抑性是刑法第一品格，何以该罪成了潘多拉魔盒，构陷公民，将他们送入牢狱，并使宪法国体的改变得以固化，有以下原因：

一、模糊罪状，使之有变成魔盒的可能。该罪状对行为的规定太过笼统，三人以上有共同的情绪不稳定的行为，即可认为是“聚众扰乱”行为，虽有其它三方面限制，但也是概括性规定，导致定罪的伸缩性极强，标准稍一放宽就成了“口袋罪”。

二、落后的犯罪构成理论。大陆法系三阶段理论有违法性、有责性这二道关卡，足以防止任意定罪的枉法行为。该理论已经司法考试悄然进入司法实践，但保守势力强力反击，司法又重拾原苏联的具有浓厚阶级斗争色彩的犯罪构成理论，相应地，该罪成为首选的打击维权的维稳工具。

三、工人对单位的强依附性。特别在大陆，工人及其家庭长期甚至几代人依附于单位，社会交往最通行的标签就是“某某单位的人”，这种单向的强依附性实为一种主仆关系，不仅导致工人权利状况极差，而且一旦不顺服，即被视为背叛，即可套上扰乱单位秩序的绞索。而作为权力寻租对象的单位因得到无条件的保护而越来越强势，工人一聚众，即要求给套上绞索。迄今只发现一个反例，即2009年7月吉林通钢上万工人罢工，总经理陈国军被打死，不见有工人被判该罪。

四、刑事司法的政治化。本来，除政治犯，刑事司法应绝对地与政治隔离。但在司法全面政治化的大潮中，工人的聚众维权，特别是上访使矛盾公开至权力部门，就被认为是政治错误，被当作敌对势力来对待，而根据刑法第一条，用刑罚同工人的一切上访维权行为“做斗争”自然是刑法的任务之一。所以，露头就打，带领工人维权者几乎都要入狱，此导致该罪滥用。

该罪滥用促使国家解体

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国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早已“下岗”，不仅失去领导阶级的地位，而且在政治上被集体禁声，他们连公民地位的地位也没有。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如此，但工人还属人民的范畴吧，不该是专政的对象。但“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滥用，将维权工人敌人化，这就导致工人和国家的对立，最终将促成国家解体。因为，中国工人的权益普遍遭受侵犯，数亿工人无不要求维护自身权益。刑法被政治所滥用，反过来其又助长了违宪政治，使之合法化；而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违宪是对国家的根本损害，最终将让国家崩溃。

一、滥用刑法，使工人无权参政议政。对国家现有秩序，工人只有被接受，而无权改变。“咱们工人有力量”，但现今中国工人的力量只有干活。所谓“扰乱社会秩序”，即扰乱 “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的秩序。但一个工龄26年的工人只有800元底线工资的社会秩序，不合理。退一步说，即使该秩序合法，工人也有正当权利表示异议，而且工人们的异议是防卫性的，理应受法律鼓励，具有优先权。一方面，工人被剥夺政治权利，不准罢工、示威、结社，被集体噤声；另一方面，权力强力维护不合理乃至非法的现况（如剥夺工人福利），这说明国家宪法已失效，国家走向瓦解。

再者，“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定罪，主观上必须是故意扰乱社会，以实现不当要求。但以平棉罢工事件为例，工人打出的标语只是“共产党母亲，我们要吃饭”。工人只是要求“吃饭”，也无意扰乱社会，但是该维权活动遭到镇压，领头人苗万立、王海滨以该罪名关押。因为他们竟敢向“党”要饭。

二、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实行斩首制，对工人集体维权分而治之，杜绝生成工人领袖。仍以平棉罢工事件为例，以该罪名逮捕关押苗万立、王海滨就是枪打出头鸟，斩工人集体“闹事”之“首”。据闻，苗万立、王海滨被捕后，平棉集团工人工资普涨200多元，补贴发了、假期也有了。但苗万立至今已被关押3个多月，包括律师都无法会见。给多数工人一点小惠，严惩维权领头人，其谋不外乎三：一是对普通工人怀柔，防止其做出更激烈的抗争；二是多数工人得到一点小惠，代价是抛弃领头人，被证明为是不值得为之奋斗牺牲的一群，不致再产生新头领；三是领头者必惩，杀一儆百，驯服工人群体。

三、动用刑罚分化打击，使工人去阶级化。让工人消除阶级化认同，使之沙粒化，无法抱团维权。其逻辑是：三人行必生乱，乱必有师，师必为罪。

综上，滥用“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借之打压工人维权，违宪废宪，最终废了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