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底，我慎重地签署了《零八宪章》，从此时开始，我就已经做好“被失业”的心理准备，现实中媒体上有关异议人士“被失业”的事情屡见不鲜。即使有心理预期，但广州当局因为“撑粤语”事件勒令广州出版社解雇我，还是让我多少有些意外，毕竟“撑粤语”只是文化事件，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事件。

8月1日，广州市公安局的林、廖二国保猛打我电话，约我当天下午“喝茶”，其目的很清楚：阻止我去人民公园的本地青年“撑粤语”现场。后来我在约好的时间，因故爽约，探亲访友去了。3日下午，两警察去到我已离开3年多的广东海燕电子音像出版社调查我，还盘问以前的同事。4日下午，两国保和一个片警终于来到我的工作单位——喉舌企业广州出版社，先找到人事部门，然后找到老总，在总经理办公室威胁性接待了我。当时总经理回避开了，偌大的办公室就我和警察4人，我真真切切地觉得国保才是该办公室的主人。约谈就20分钟，主题是我为“撑粤语”转发的信息，国保说我转发此类信息涉嫌煽动颠覆。最后彼此假惺惺地告别，国保还提醒我要少惹事、多接他们的来电。

12日下午，出版社总经理突然通知有急事告诉我。等我去到总经理办公室一看，老总加两个副总、两个部门小领导，一共5人齐刷刷坐在沙发里。总经理也不含糊，开门见山就说：你既然不认同共产党的政治理念，而我们出版社就是共产党办的企业；你呆在这里心里也会难受，所以希望你能主动离职，写个辞职申请；可以多给你一个月的基本工资（大意）。他并暗示在这岗位上我可能会给出版社带来麻烦，希望我即刻递上辞职申请，尽快走人。

在当今中国，针对异议人士的此类事件可谓司空见惯，对此我心态也无波动；但从这“被辞职”还是可以看出极权体制下中国内地在基本人权方面的极度缺失。

首先是自由劳动的权利。我有中级出版资格和责任编辑证书，10多年来先后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广东海燕电子音像出版社和广州出版社从事文字工作，按说我有足够资质从事这份体制内的、不复杂的工作，但公安局的影子到官办出版社闪一下，我的饭碗就破碎一地，可见在中国大陆，有时候劳动者的自由就业权利并未得到落实。

其次是言论自由的权利。因为对权力强行改变语言及文化生态的现状抱有抵触的态度，我转发了几十条“撑粤语”的QQ信息和微博，这纯属言论自由和文化范畴的事。出人意料的是，我居然因此被课以“被辞职”的重罚。除我个人飞来横祸之外，足以看出国内言论自由空间的极端逼狭和被禁锢状态。

再次是出版自由的权利。广州出版社是广州市委宣传部旗下喉舌企业，冠以“广州”二字开头也显得分量不小。出版社的出版自由应该包括出版社对编校人员的任用自由，但上峰的一纸命令（无论来自同级宣传部还是政法委），就把出版社这项用工自由权化为乌有，可见出版社并无完全的出版自由，哪怕是“堂堂皇皇”的官办出版社。

还有就是结社自由的权利。总经理和我谈话时，闪闪烁烁地说过“你们那个组织”（大约是指《零八宪章》签署者群体），语气里多有顾忌和恐惧；总经理本人1989年时应该在大学就读，人也干练，她的父亲是某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就算是这样的中层官员，对异议团体也抱持唯恐避之不及的态度，更何况普通民众；可见国内结社自由的权利纯属空话。

......

“被辞职”本是我意料之中的结局，我也无意夸大自己的失意，好歹我根本没有因此而受伤，离开共产党的谎言机器是我所愿所想。但就事论事，小小的“被辞职”事件，足以看出极权统治者高调标榜的诸多自由权利竟然是如此不堪一击，稍一分析就可吹破他们精心糊弄的窗户纸。

作者：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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