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日俄战争说起

1904－1905年间（清朝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一年），日本与沙皇俄国为了争夺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利益而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了一场战争，史称日俄战争。这场战争给中朝两国人民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仅就我国东三省部分地区而言，“自旅顺迤北，直至边墙内外，凡属俄日大军经过处，大都因粮于民。菽黍高粱，均被芟割，以作马料。纵横千里，几同赤地。”“盖州海城各属被扰者有300村，计遭难者8400家，约共男女5万多名”。甚至连日本人办的《盛京时报》(1906年10月18日)也认为东北人民“陷于枪烟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飞肉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呼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

致哲学所领导的两封信

果不其然，社科院终于“出手”，虽然还不是最终“驱逐令”，但年终考评“不称职”这次一定要落定。

11月18日，又是年终述职的日子。一进研究室办公室，小霍即告知刚刚结束的所务会议上“所头儿”点了本人的名，说张博树今年以来又屡屡“犯事”，发表西藏问题文章“支持藏独”，还未经批准出国参会，无论研究室测评结果是什么，所里一定要给张年度考核“不称职”的处理。我笑道：那好哇，这回研究室不至于左右为难，为所里、院里背黑锅了。我还从其它渠道得到消息：谢地坤私下讲，张的西藏文章已过底线，无法再保护。

如果我们将中国教会的发展放在中国社会转型和秩序重建的大背景下来思考，便越发凸显出“教会不仅是教会”、“信仰不仅是信仰”——教会是上帝的公义与慈爱的集中地，是向所有人敞开的、不用买票的“诺亚方舟”；而基督信仰既改变个人的内在生命，也改变信徒对人生和世界的基本态度，当然也包括其道德观和政治观。在此维度之下，宗教信仰自由的实现，政教关系的合理化处理，不仅与每一个教会和每一个基督徒密切相关，也与所有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国民不可分割。欧阳肃通所著之《转型视野下的中国农村宗教》，便是这一领域的一本重要著作，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想要成为真正的现代国家，仅有政治经济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人的精神的提升也是必需的。”所以，研究中国乡村教会的现状，也就是对中国人的精神结构与制度环境之关系的梳理。

上海世博会拆迁户维权遭当局打压

中国人权获悉，上海世博园区拆迁户胡燕因不同意签署拆迁协议，其祖传私房被上海当局强行拆除，不仅未得分文补偿，而且 5年来家人上告无门，上访维权屡遭当局打压，其丈夫被两次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