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日俄战争说起

1904－1905年间（清朝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一年），日本与沙皇俄国为了争夺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利益而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了一场战争，史称日俄战争。这场战争给中朝两国人民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仅就我国东三省部分地区而言，“自旅顺迤北，直至边墙内外，凡属俄日大军经过处，大都因粮于民。菽黍高粱，均被芟割，以作马料。纵横千里，几同赤地。”“盖州海城各属被扰者有300村，计遭难者8400家，约共男女5万多名”。甚至连日本人办的《盛京时报》(1906年10月18日)也认为东北人民“陷于枪烟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飞肉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呼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

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俄国和日本两个强盗重新分赃，并签订合约。合约规定：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享有政治军事及经济上之“卓越利益”，并且不得阻碍或干涉日本对朝鲜的任何措置。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领水之租借权以及有关的其他特权，均移让与日本政府。俄国将由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之铁路及一切支线，以及附属之一切权利、财产和煤矿，均转让与日本政府。此外，条约还规定将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一切岛屿永远让与日本。

俄国与日本进行战争，刀光剑影之下是血肉横飞，被摆布和被宰割的是无力的中国人民。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甚至说“不割寸土，不赔一个卢布”。这场战争最终的战败者是中国人民。

二、中谷之战的前台后台

谷歌是一个年收益达220亿美元的美国上市股份公司，它是全球搜索引擎市场和网络广告的领导者。谷歌支持自主经营，反对在内容发布上实施任何形式的干预。基于这种原因，它与中国官方的冲突在所难免。众所周知，中国大陆是一片表面上没有新闻审查制度、但新闻审查却无处不在的土地。在一个以权力为骨架的社会里，嘴巴也要围绕权力运转，为权力服务，这就必然使得中共的中宣部和各级宣传部成为中国大陆言论的总管家。谷歌公司要想在中国发展壮大，就必须考虑中国最大的国情：一党专制。只有顺应这样的国情，配合当局进行言论屏蔽，它才能在中国找到自己生存的土壤和水分，就如百度公司一样。但是，谷歌公司太大了，它不如百度公司那样小巧。它的全球战略要求它必须坚守自己的价值观才能在全球范围内真正发展自己，这就与一党专制的国家体制发生了矛盾。

虽然在2005年进入中国市场之时，它同意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但谷歌一直没有信守诺言成为一个中国式的企业公民。这里面的原因也不言自明。第一、中国只有臣民而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公民；第二、中国并没有关于言论自由和传媒自由方面的法律可以遵守，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只能依照当局的通知和训诫来办理。中国政府方面指责道，谷歌坚持“为许多淫秽图片、录像和文章提供链接”。而谷歌也承认，它提供的搜索引擎将“大量色情和淫秽资料”传播给中国互联网用户。谷歌官方公开表示道歉，并向中国官员承诺，对相关情况和报道进行改正。

2009年6月22日，位于硅谷的谷歌总部发布了一项声明：“我们正着手对我们的服务进行一次彻底地检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纠正我们所产生的全部问题。”虽然谷歌方面表示愿意就“大量色情和淫秽资料”的问题进行修正，但是问题的根源并不在这里。作为一家美国公司，谷歌习惯于在一种不受监管的环境中运营,它自然会发觉在中国的经营存在困难。虽然已经公开道歉，但谷歌总是觉得中国“审查制度”的约束程度过高。谷歌提出要在中国实现自由的互联网准入，这就势必与中国政府宣称的“核心利益”产生冲突。在当局看来，中国的核心利益首先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可以轻易判断的是，即便谷歌公司把搜索引擎中所有的“色情和淫秽”资料都予以清理，谷歌也不可能在中国实现自由的互联网准入。因为这样一来，所有的真相都随之而来，普世的价值观也随之而来，政治反对派的声音也随之而来，这些对一个专制政权和专制政党都是致命的威胁。所以说，谷歌与中国当局之间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色情和淫秽”资料的问题，而是谁生谁死的问题。当然，这里面也必然牵扯到美国的国家利益问题。

果然，在谷歌表示愿意在“色情和淫秽”问题上做出让步以后的2010年2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刊发署名文章。文章称，今年1月12日，“谷歌中国”声称曾受到可能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目的是窃取商业机密等重要信息。随后，美国网络安全专家，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调查员介入调查。2010年2月22日，《华尔街日报》刊发文章《谷歌调查中国学校》表示，最终确定网络攻击的源头还将面临诸多困难。《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写道，有计算机专家指出，就算两所学校被卷入事件，但并不排除学校的计算机遭外人操纵的可能性。而谷歌公司则表示，其于2009年12月中旬在中国受到预谋已久的攻击，“很明显，受害者的电子邮件帐户遭到强制侵入”，认为顾客的知识产权遭到侵犯。谷歌声称，一个或者多个攻击者侵入了两位人权活动家的电子邮件中。谷歌因此称不再愿意遵守中国政府对某些搜索要求过滤的行政命令。“在中国我们想多谈谈政府应对未经过滤的搜索引擎的能力。未经过滤的搜索结果，是我们的首选，”谷歌首席法律官大卫•德鲁蒙德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如果不能这样，那么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其他的办法，包括关闭当地站点，甚至驻中国办事处。”

谷歌事件发生两个多月以来，谷歌高层曾多次对中国政府做出强硬表态，而中国政府也是以强硬的态度予以回应。这样的强硬态度，使人感觉到一种火药的味道，所以网络上有人戏称这是一场“中谷之战”。中谷之战关于中谷双方的核心利益，既涉及到中国执政党的政治利益，也涉及到谷歌公司的全球利益，因而双方各不相让。最终，谷歌撤离中国大陆的搜索引擎市场，退守香港，将中国大陆的谷歌搜索转接到“谷歌香港”。

三、中谷战后论胜败

中谷之战结束了，谷歌和中国究竟谁是输家？《纽约时报》24日的文章认为输家是中国，称限制谷歌是北京所冒的一次风险，不仅有损中国的形象，未来甚至有可能削弱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按照互联网企业家比尔•毕少普的话说，中国非常重视推进软实力，但谷歌事件给中国的这一努力“挖了一个坑”。

也有不少媒体认为谷歌是输家。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4日的文章将退守香港称为谷歌一次代价高昂的豪赌。文章说，由于谷歌退出，中国最大的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有可能取消其与谷歌的搜索合作协议。中国第二大移动运营商中国联通也推迟了将谷歌Android平台置入手机的计划。况且，如果中国真想屏蔽谷歌，即使它搬到香港依然可以做到。新加坡《联合早报》24日说，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门户网站“TOM在线”也已表示停止使用谷歌的搜索引擎。俄罗斯《独立报》称，挑战中国，谷歌无异于商业自杀。英国《金融时报》24日的分析文章说，谷歌的“中国决定”背后是有现实意义的。文章说，对于世界上最著名的消费品牌而言，甘愿冒被中国这个人口最多国家排除的风险是一种“商业疯狂”。文章说，即使离开中国内地短期内不会给谷歌的收入造成直接影响，但到2014年时，中国互联网广告市场的价值有可能增长到150亿到200亿美元，如果不离开，谷歌本来有希望从中分得50亿到60亿美元的份额。

虽然众说纷纭，但纷纭中依然可以继续众说。依笔者观察，中谷之战如同100年前的日俄战争，作为战争的直接的双方都没有受到实质的损失。首先，对中国当局来说，它成功地压制了一个外来的挑战者，对后续的挑战者做出了一个严厉的警示：谁威胁到中共的执政地位都不可以。同时，当局可以借着谷歌公司退出中国大陆市场的契机，扶持本土权贵资本在互联网领域的发展。

其次，对谷歌公司来说，它本身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做得不是很成功，而它在中国大陆的销售份额占它全球销售份额的比例非常之低，退出中国大陆对它直接的经济损失非常之小。从另一个角度看，谷歌通过中谷之战退出中国大陆其实是在中国大陆做了一个巨大的广告，本来不为普通民众留心的谷歌立即进入了全体中国人的视野，这为谷歌公司以后回归中国大陆占领主流市场做了成功的广告铺垫。同时，谷歌公司也在全世界做了一个超级广告，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了言论自由的捍卫者，提高了谷歌公司的影响力。谷歌公司退守香港并没有退出大陆民众的视线，市场切入的主动权始终没有丧失。英国《泰晤士报》采访的专家这样总结谷歌退守香港：它想走却没有走，想留却没有留。

第三、百度公司作为谷歌公司在中国大陆最大的竞争对手终于如释重负，谷歌公司前脚出门，百度公司的李彦宏就在IT峰会上兴高采烈地指鹿为马说，“中国互联网市场已经处于开放竞争阶段，并且已经没有进入门槛。”

中谷之战烽烟刚起，百度公司股票大涨，中谷之战烽烟熄灭，谷歌公司股票也是大涨，搜索引擎方面的威胁就此消除，热心一党专制的人也是弹冠相庆。中谷之战，中共是赢家，谷歌公司是赢家，连百度公司也捎带成了赢家，最大的输家却是广大的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成了中谷之战唯一的战败方：1.因为谷歌退出，大陆的企业失去了一个走向世界的资讯通道，而谷歌公司的代理商渠道商和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数万家企业客户，这些渠道商与企业在“飞天横祸”中急需另谋出路，有些对谷歌依存度高的企业，或将造成巨大损失，而其他还未成为搜索引擎客户的企业选择范围缩小，这些遭受损失的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2.因为谷歌退出，大陆的众多中小网站流量会急剧下降，其谷歌广告联盟营收遭受巨大的打击，部分中小网站站长将蒙受损失，这些遭受损失的几乎全部是私人公司甚至是个人；3.谷歌是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高端互联网企业，已经从搜索向操作系统、浏览器等其他技术高端不断拓展衍生，直接或间接促进着中国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不断去拓展思路与技术创新，此前除百度外，国内其他搜索引擎表现均未超过谷歌，谷歌若退出，对中国互联网企业的“鞭策作用”消失，不利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而且百度公司相对的垄断地位将使中国互联网广告用户雪上加霜；4.因为谷歌的退出，学术界将比以往更难以获得最新最全的科学资讯，写作和研究都将变得更为困难。做学问的话，百度有什么用？真相全在百度之外；5.因为谷歌退出，热衷谷歌技术、谷歌产品以及谷歌企业形象的大量中国网民会感到不便。虽然谷歌只是将大陆地区的搜索业务转移至了香港地区，目前打开Google.cn会自动跳转至Google.com.hk，这就是说还是可以使用GOOGLE搜索的，但人们心理也是会感觉很“受伤”。6.因为谷歌的退出，当局对资讯的封锁和屏蔽将更加肆无忌惮，更加随意，广大民众获取真实资讯或许将变得更为困难。当然中国互联网的高墙只是用来封锁人民，中南海里的人们上网时一定不用翻墙即可取乐。

专制者对于权力的迷恋不言而喻，对于权力的转手易人总是感到恐惧和担心。我整天听民众的，自己威望何在？专制者总是这样问自己。他们对权力的理解是建立在不平等的立场上，即：“我在上，你在下，你就得听我的”，这种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不对称，现在不过换了一层社会主义的外衣，所谓的管制，不过是封闭以及严厉家长制的浓缩。互联网管制的本质也正是如此。起先，一部分人首先站起来了；随后，一部分人首先富起来了。至今还是这种逻辑的延续，一小撮人保留着互联网冲浪的自由，却把另一部分人分别关闭在互联网的大墙内。一百年前的炮舰和今天的数字化网络都是西方跨国公司打开中国市场的手段，同时也是外部世界用来打破中国闭关锁国的手段。专制者把国家当做私产，轻易不许人民“乱说乱动”，他们对政权的合法性极端不自信，对自己的执政水平也是极端不自信，于是他们在外来的炮舰和数字化技术面前就只能一味地闭关锁国。做为中国人应该多想想，工业革命时代我们闭关锁国,然后我们落后了,我们挨打了；信息革命时代我们又不断限制互联网，不断在网上砌起高墙,难道若干年后我们还要再落后？再挨打？

四、自由在人们自己手里

国际人权组织在一系列国际条约中已经非常明确地宣布了各国在保护表达自由权利方面应当履行的义务。这些国际人权条约主要包括：《联合国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比如，《联合国人权宣言》第19条宣布：“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宣言的第12条宣布：“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

互联网为个人、团体、政府和其它国际组织进行信息传送和信息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同时又为自由言论者传播思想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与支持。其所创造的巨大的“信息交易平台”和“自由、流动的观念市场”成为挑战专制政府、促进民主发展的强大的武器。同时，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大众互动媒体，互联网的潜能的充分发展将建立在一个社会对每个人言论、信息、教育的强调和权利的充分保护上，而不是依据苛刻的地方化和国家化的政策规定，随意阻碍公众信息进入个人的电脑屏幕。

但是，中国的网络审查政策导致越来越多的中国网民感到挫折，所以也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网络神兽”，来表达心中的不满。继草泥马和亚克蜥等之后，最近又出现了最新的神兽，叫做古鸽。自由靠谁争取？就是要靠草泥马、亚克蜥和古鸽。我们要争取的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是一种普遍的自由，这就是平等，公民权利的平等。我们靠什么来维持这样的平等？我们靠博爱来维持这样的平等。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公民，包括乞丐和总统，当你把一部分人当做仆人和主人的时候，你就没有博爱之心，也就不会有平等，也就不会有自由。自由、平等和博爱是三位一体的，是有内在联系的。要么我们都是仆人，上帝的仆人；要么我们都是主人，自己的主人。

谷歌撤离中国大陆的烽烟还未消散，在深圳举行的IT领袖峰会的一个热身活动上，马化腾、王志东、丁健、王维嘉等四位业界高管都对政府的网络监管表达了不满，王志东、丁健还建议将深圳设成互联网监管特区。这也许是高管们曲径通幽或曲线救网的想法，但这个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且不说这明显违背公民平权的要求，也必然会遭到WTO规则的否定，从权利和规则出发，无论对内对外，都是一种不可接受的安排。依靠权力的力量，给予不同地区或者不同人群以不同的政策或物质资源，这在本质上是等级制度，与谷歌的信息自由宣言背道而驰。与其如此奴颜婢膝地展现自己的“理性、建设性”，不如逐渐走向公民不服从的道路。中国人民要争取自己的自由还是要依靠自己，以公民不服从的精神内核走抗争的道路才能争取到更多的权利。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我们不政治化是不可能的。

201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