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一个尊重公义和有良法的国家，他都无罪；即使在可以不断出台恶法治民的地方，如果刑法第20条中正当防卫条款有效，他照样无罪。把“故意伤害罪”加诸于范木根，意味着完全抛开现有刑法有利于抵抗暴力进犯者的条款，无异于保护暴力进攻私宅、暴力对待户主的罪犯。

这是来自女权五姐妹取保后对朋友家人和社会各界的感谢信。用吕频一句话：此刻我不想预言女权行动派的未来，但我要断言，没有人能阻止中国女权主义的普遍兴起。不说离开二字，直到被迫离开之时。未来一切，求仁得仁。

高瑜案，绝非高瑜一个人的受难，钢铁镣铐已然落到每一个中国记者和言论者身上。是奋起抗争，将独裁者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还是继续对当局怀抱幻想？但愿我们珍惜高瑜用她失去自由为我们换来的宝贵信息，以此作出正确的判断。

高瑜案向全世界充分显示了中国口口声声宣扬的“依法治国”究竟是什么！其所谓“依法治国”，不仅是对自己制定的法律的嘲弄，更是违反国际人权标准，是对人类普世价值的践踏！

起草及通過《基本法》的主要目的是在尊重一國的現實下，保障港人原有生活方式不變。法律不是愛的宣言。談情不如講理。什麼初衷不應用來壓制港人對普選安排的合理要求。我一向認為，不要中式普選，香港依然可以走下去。但港人必須堅決維護港式法治和自由。這是《基本法》25周年最重要的提示。

在政府失灵，即代议程序不值得信任之时，法院在司法审查中应当积极介入；疏通政治变革的渠道，以及纠正对少数人的某些歧视，是法院的应有职能。

和平抗爭及談判是可以有機地結合運用的。和平抗爭的最終目標是要改變社會不公義，但和平抗爭行動製造的社會張力，以及所帶來的社會醒覺，很多時候還未能直接帶來改變的。那還需要配合談判，把張力與醒覺轉化為談判籌碼，並以解難及創意之道，去收割成果。

中国迄今没有一部《土地基本法》，其导致政府强征土地带来的大范围的严重的社会冲突，以及浪费土地、免费享用和占有土地及土地收益和提供腐败空间等重大问题。因而要建立土地基本法律体系，约束政府涉土地行为和监督政府土地收益交归国库。

 2015年是联合国宣布1995年为“联合国国际宽容年”的20周年，是《宽容原则宣言》发布20周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也是《联合国宪章》颁布70周年。当此时刻，重温人类追求、探索奠基世界福祉与和平的宽容问题，实属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