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10月19号以来，我被湖北省潜江市政府组织的专班人员绑架了10次（此前绑架的次数更多），被非法关押共计51天，而我从未违法，也没有任何不良记录。我曾被潜江当局多次雇凶殴打，其中两次鼻梁骨骨折和肋骨骨折。

我曾被潜江当局主管的电视台、电台和报纸诽谤为盗窃国家机密文件；我还曾因编辑印刷普法手册《谁当村官，村民说了算》——内容出自民政部文件——赠送给农民，而被潜江政府定为非法出版、多处内容违法，并处以8000元罚款。

我曾因竞选人大代表，被国保跟踪、传唤；曾在北京机场被警方拦截，不准出境；曾因指导农民依法竞选村官，被警方非法控制和关押；曾因培训独立候选人，遭到警方传唤；曾因多次义务代理弱势群体打行政官司，而被列入潜江市法院的黑名单……更严重的是，我的妻子因我受株连，也曾被潜江警方非法关押30多天……

一、曹禺文化节把我关押12天

戏剧作家曹禺既不在潜江出生，又一辈子没到过潜江，仅因为祖居在潜江，潜江市政府便借故每隔几年就搞一次“曹禺文化节”，大兴土木，动辄几个亿。而潜江财政状况很糟糕，比如政府拖欠教师工资几百万；辞退民办教师近千人，他们的养老没人管；数百环卫工，工资却只拿70%；在校中小学生，常常七八十人甚至一百多人挤在一个班上课；等等。

潜江市政府担心“曹禺文化节”期间有访民示威抗议，更担心我会将之写成新闻发到网上，便指令潜江市教育局把我控制起来，于是去年10月19号，潜江市实验小学（我所在单位）副校长汪潜、潜江市高石碑镇二中体育教师徐兵峰和潜江市龙湾镇沱口小学体育教师柴松等6人，把我绑架至几百公里外的宜昌市的长阳县和恩施市等地，我的手机也被他们抢走，我的妻子不知道我的下落。

二、刘晓波授奖期间我被关押14天

因南水北调工程，潜江接受移民一万余人。去年11月24-26号三天，数以千计的移民因潜江政府为他们修建的房屋质量太差等原因，集体抗议，后演变成警民冲突。

26号，我在现场将几百头戴钢盔、手持盾牌和警棍的警察冲击、抬走堵路民众的场面拍了下来。事后得知，为平息该起抗议，湖北省政府出动了武警、特警和民警三千多人，军车两百多辆，飞机一架。当日下午，我的家被潜江市实验小学的唐荣威等人包围，他们是来把我带走的。但此时，我已离开潜江，到达武昌。

29号早上，我和武昌的几位朋友到达汉阳监狱，接秦永敏先生出狱。那天雾很大，各地赶来不少朋友。当地农民讲，当天在监狱门前的汉江大堤上下有很多警察和警车。10点30分，我在大堤上正和一人交谈，突然几个警察从堤下冲上来，控制住我，夺走我的像机，并把我拖到警车旁搜身。之后，他们把我拉到蔡甸区新农派出所，对我进行询问。两个询问、笔录的警察，未出示证件。警方扣留了我的像机、手机和现金等，但没给我暂扣证明。

几个小时后，潜江国保王献洪等人和我校汪潜等人先后乘坐专车赶到，他们将我带到潜江市公安局园林派出所。王献洪要对我传唤，被我拒绝，因为警方不能在24小时内，对同一人进行两次以上的传唤。之后，王献洪不断用下流的语言挑衅，并用双手在我的眼前挥来挥去，目的是刺激我动手还击。面对警方的录音录像，我坐在椅子上，双手交叉放于胸前，以重话回击。

天黑前，王献洪把我交给我校汪潜等11人，押上校车。押送我的车有两辆，押送我的人有汪潜、廖元洪、王杰、唐荣威、徐兵、徐超宏、郑玉华、翁杨龙、徐兵峰、柴松和何会平。我被带到潜江市西大垸农场第二招待所，在那里关押。这里离市区有70多公里。我不能出房间，没有书看，也没有电视看，内衣内裤也没的换，每天三餐全是由人端进房间。看守我的人分成四班，每班二至三人，每班6小时。

我的妻子不知道我在何处，但她清楚是当局把我关起来了，因为刘晓波先生被颁奖的日子是12月10号，这期间各地许多人都遭到非法关押。我和我的妻子都是《零八宪章》第一批303人中的签名者。

因为我被关，我的妻子更辛苦，我们的女儿当时只有一岁零五个月。此次我被关了14天，12月12号晚上，我才暂时有自由。

三、腊月二十九我被绑架至南昌

今年，我校放寒假是元月19号。当天，汪潜跟我谈话，说是接上级通知，假期不准我外出，若有事要外出，需先报告。我问汪潜：“是哪一个上级？为什么不给一个书面通知？”汪不语。近两年，只要放寒暑假，都会有人通知我，不准外出。

元月21号，我出门，先到的上海后到北京。出去时，我没有带手机，也没有请假，因为他们太没道理。我此次到上海和北京，主要是对部分民间独立候选人和选举观察员进行培训，因为今年7月至明年12月，中国将进行县级人大代表直选。有关此次培训，我和我的朋友们从去年暑假就开始准备，并编写印刷了《2011-2012中国独立候选人竞选须知》。我们的培训工作百分之百合法。

元月31号（即腊月二十八），凌晨两点钟，我回到家。早上近9点，唐荣威就敲我的门，说校领导要找我谈话。我没有开门，回话说要过年了，不接受谈话。

10点钟后，汪潜等轮番敲打我的房门，并用脚踢门。11点过后，他们又把我家的进水闸关了，我们无法做午饭，同时踢门和砸门也没有停止。于是我们打110报警。警察来后，强要我们开门；而我们要求恢复供水，并把砸门的人带走。但警察却说砸门的人是来讨债的，要求开门。我从门上猫眼向外看，警察和汪潜彼此认识，警察是在配合汪潜他们。警察见我们坚持不开门，就下楼开车走了。

汪潜、唐荣威等继续踢门、砸门。到了下午4点多钟，砸门的声音越来越大，我便给潜江市公安局长饶华军打电话，饶说会安排处理。之后不久，又有警察敲门，说是饶局长安排来的，要我们开门。我开了们，五六个警察蜂拥而入，强要我去巡逻大队做笔录。

我被带到巡逻大队，两个特警假装询问笔录，耗时间。待到天黑，副大队长熊勇说可以送我回去了。他在前，我在后，走出巡逻大队围墙大门，熊上了车，打开车的大灯，随后大门内侧冲出四五个人扑向我，正是我校的唐荣威(体育教师)、伍代军（体育老师)、李德强（体育老师)、郑玉华和廖元洪等，我回头大声呼喊熊大队长，但熊没应声，却把车灯熄了。于是，我被架到另一辆车上，车没熄火，我一上车，汪潜就要司机开车。

深夜11点多，车开到了武昌火车站背后的一旅馆。在旅馆后院停下，我见车旁有把一人高的木梯，就冲过去操起木梯砸车。唐荣威、郑玉华将我拦住，我又从郑手中夺过玻璃茶杯砸向唐。

次日上午9点前后，我被带离武昌。控制我的6个人中，除汪潜，其他人都不知道车往何处开；而汪潜则和潜江国保持联系，一切行动由国保发话。当天下午，进入江西省南昌市，入住格林豪泰酒店。这天是腊月二十九。

三十的早上，我想办法通过一位市民，把我被绑架至南昌的信息通知了我的妻子。很快，这个消息就在国际媒体上传开。之后，我又被转移到南昌市阳明路128商务酒店。

腊月二十八那天，我被警察带走后，一夜没有回家。二十九的下午，我的妻子到巡逻大队要人，但遭到熊勇等人的辱骂和毒打。

正月初一，汪潜发话离开南昌。到武昌后，汪潜为恐吓我，特地公开说,往宜昌开，其实我们是回潜江。到潜江时，天早已黑了。

四、因同意接受台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采访遭绑架

3月16号夜晚9点多钟，台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黄娟打通我的手机，问我17号上午10点30分前后有没有时间接受该台“为人民服务”节目杨记者的采访，当时我表示同意接受采访。

17号上午9点钟，在学校办公室，监视我的唐荣威和郑玉华要求我下楼去学校保卫科。还没到保卫科，我就见学校“维稳班”的专车停在学校大门口。我想，他们又要绑架我了。果然，汪潜强迫要我上车。他们把我推上车后，唐荣威要我交出手机，我不交。我清楚，他们是针对台湾媒体采访来的。唐多次要我交手机，并说“不交就动手”。我说“就是打死人，我也不交”，同时我提出，要交就交给我妻子，我心想她可以把情况向台湾记者说请楚。汪没有办法，又向上报告。最后，车开到我住处附近，我从车窗把手机交给了妻子。我妻子对汪潜讲：“我的孩子身体这几天不好，你们凭什么又把姚立法控制起来，共产党讲不讲理？！”

之后，车慢速绕了大半个潜江，用了近两个小时，然后开回学校。事后，我妻子讲，从9点30分开始，6个潜江本地号轮番打我的手机，目的很简单，使台湾记者拨不通我的手机。

结语

限于篇幅，以下简记：去年11月5号至7号,我被汪潜等多人(下同)绑架至宜昌市的长阳县3天；今年2月12号至18号(即正月初十至十六)我被绑架至荆州和汉口等地7天；2月20号至21号，我被绑架至监利县新沟镇两天；3月4号至6号,我被绑架至松滋市和仙桃市的毛嘴镇3天；3月11号至14号，我被绑架至武昌4天；3月24号至26号我被绑架至恩施市的鹤峰等地3天。

从2月21号晚上7点多至今，我的家门口增加了另一班人，他们是李德军、陈轩等6人。他们24小时跟踪我。他们的上级是潜江市公安局治安大队。

从2月22号至今，我上班，在办公室也有唐荣威和郑玉华等人不离左右地监视我。

当局如此不顾脸面地非法绑架和监控我，一是与防控中国茉莉花行动有关，更重要的还在于破坏我们的独立候选人和选举观察员的培训工作。今年7月至明年12月，中国要进行又一轮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直选，若站出来竞选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独立候选人越多、民间选举观察员越多、自主投票的百姓越多，当局便越会感到权力受到威胁。

为了同胞和我们的子孙免除不应有的磨难，为了中国百姓的选票真正成为公权力的唯一来源，我的磨难是微不足道的。

2011年4月4日